1955-1993：憑糧票吃糧38年，沒票寸步難行，全國糧票比錢都好用

糧食定量的艱難時代

1955年8月25日，國家通過了《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憑證印製暫行辦法》，要求各地應根據居民的勞動差別、年齡大小及不同地區的糧食消費習慣，確定不同的供應級別和每月口糧定量標準。

從此，糧票開始走進千家萬戶，而且誰也沒有想到，這個發行文件帶著「暫行」二字而產生的憑證，竟然在我國流通了四十年左右。

根據《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憑證印製暫行辦法》的規定；全國各地居民口糧、工商行業用糧和牲畜飼料用糧，全都要按核定的供應數量發給供應憑證。

而這些供應憑證分為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證、工商行業用糧供應證、市鎮飼料供應證、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轉移證、全國通用糧票、地方糧票等7種。

全國各地根據當地居民的勞動差別、年齡大小及不同地區的糧食消費習慣，確定具體供應級別和每月口糧定量標準。

以郎先生所在的產糧大省河南為例。

相關檔案中對當時的口糧分配是這樣記載的：

「特殊重體力勞動者：五十至六十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五十五斤；重體力勞動者：四十至四十九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四十四斤；輕體力勞動者：二十九至三十九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三十五斤……」

「特殊重體力勞動者：五十至六十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五十五斤；重體力勞動者：四十至四十九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四十四斤；輕體力勞動者：二十九至三十九斤，其平均數不得超過三十五斤……」

也就是說當時包括教師、國營企業職員、店員等輕體力勞動者，一個月的口糧大概在三十斤左右，如果家裡孩子多的話，這些糧食明顯不怎麼夠吃。

鄭州大學管理系退休的耿教授回憶，在最困難的那段時間，他們一家四口人，僅靠每月他的29斤，耿太太的25斤，以及孩子的15斤糧食定量生活。

為了避免月底出現斷頓的情況，耿教授甚至專門做了一桿秤，每一頓飯都要先算好斤兩，算好了之後糧食才下鍋。

由於那時候耿教授家的兩個孩子，都正在長身體，分配的糧食幾乎連讓他們吃個半飽都做不到。每次吃完飯之後，孩子們總是嚷嚷著還是餓，求著家裡的長輩再多給他們一點吃的。

但是為了能夠撐到月底還有糧食吃，耿先生和妻子不得不硬著心腸拒絕孩子們的請求——一旦他們心軟多給孩子們吃了，到了月底就無可避免的要斷頓，整天挨餓。

提起那段困難的歲月，年邁的耿先生兩眼泛紅，搖著手說：恁都不知道哇！現在說出來人都不敢信吶……

耿先生說在最難的那段時間，學校里大量的學生因為飢餓出現了浮腫的情況。

當時耿先生和其他老師一起，蹲守在學校的操場和開闊地上看著學生們，不許他們做跑、蹦、跳一類的激烈運動。

因為學校領導認為，學生們本來就營養跟不上，做這類的運動又會加速體力的消耗，一不小心容易倒地不起。

最讓耿先生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秋收時學生到郊區挖紅薯，餓極了的學生把紅薯挖出來之後，連泥都不洗就狼吞虎咽的啃了起來，甚至有人挖不到紅薯，就撿紅薯的葉子生吃。

耿教授所在的大城市尚且如此，當時農村的情況可想而知。

糧票：真正的「硬通貨」

在那些困難的歲月中，錢其實並不太好用。

民以食為天，如果沒有糧票的話，即使你再有錢，通常食堂也不會賣給你飯。

毫不誇張的說，在很長一段時間時里，一個人身上如果沒有糧票，一碗飯，一口湯，都吃不到、喝不上。

當時的我國發行的糧票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全國通用型糧票，一種是地方流通型糧票。

顧名思義，全國通用型糧票就是在國內任何一個地方，都能兌換面值的糧食或食品；而地方流通型糧票，就是只能在發行糧票的省市內兌換面值，出了發行地區就無法兌換。

在那個糧票比錢更重要的時代，有了地方流通型糧票，你就能在糧票流行的地區換到食物；有了全國通用型糧食，你就能在全國任何一個地方找到吃的；如果你沒有糧票，即使再有錢也買不來吃的。

在有糧票才有飯吃的情況下，不但糧票很快就成了全國公認的「硬通貨」，而且能夠「吃遍全國」的全國通用型糧票，很明顯比地方流通型糧票價值更高。

根據河南某地的文物局退休幹部靳振武回憶，他在1975年的時候，就因為糧票的事情，遇上過一次非常尷尬，但也暖心的事情。

那一年靳振武從鞏義出差到鄭州調劇本，可到了鄭州才知道，原來劇本已經被轉調到了河北邯鄲。當時靳振武急著追劇本，趕緊連夜坐火車去了邯鄲。可靳振武捉急忙慌地趕上火車之後，才想起來他帶的只有河南的地方糧票，身上根本沒有全國糧票。

到了河北邯鄲之後的靳振武，由於沒有全國糧票，只能餓著肚子在食堂門口望食興嘆。好在靳振武的行為引起了一位當地人的注意，那人問靳振武為什麼不吃飯。靳振武把自己的遭遇，跟對方說了一遍之後，對方慷慨地給了靳振武一張兩斤的河北糧票，讓他先拿去應應急。

正是靠著那張兩斤的河北糧票，靳振武才不至於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餓肚子。當時靳振武本打算給對方一些錢的，可是卻被對方謝絕了。

回到鞏義之後，靳振武按照那位河北好心人留下的姓名地址，給他寫了一封感謝信，並寄去了一張兩斤的全國通用糧票。

可過了一陣子之後，信卻又被退了回來，說是「查無此人」。靳振武從此失去了那位好心人的音訊，可他對那位好心人的感激，卻一直有增無減。

像靳振武這樣的國家幹部，出差只是忘了換全國通用糧票都這麼麻煩，那麼別的人換不來又會怎麼樣呢？

根據80年代初期，在鄭州紡織機電專科學校上過大學的陳寶林回憶，在他上學的時候，他們學校的食堂還是用糧票換飯票的。

然而他們學校的學生，天南地北哪個省份的都有，可學校卻只接受全國通用型糧票和河南省的糧票。

當時全國通用型糧票非常緊俏，一般人很難搞的到，所以當時有很多學生來上學的時候，帶的都是他們本地的糧票。為了解決這些外地同學們的糧票問題，他們學校的一位孫姓女生承擔起了糧票兌換工作。

這位孫姓女生擔任著生活委員，在學校搞了一個「地下糧票交易所」，她在不收任何費用的情況下，幫助同學們把外地糧票換成河南糧票。

當然，那時候也不全是像孫姓女生這樣的好心人。

由於全國通用型糧票更好用，全國各地其實大多都有拿地方糧票換全國通用糧票的「黑市」。只不過這些黑市裡，地方糧票換全國通用糧票時，通常不但會被收取一定的費用，就連地方糧票的面值也會有一定的折損。

糧票的最終命運

1955年9月份最早發行的，第一套全國通用糧票，一共有肆市兩、半市斤、壹市斤、叄市斤和伍市斤五種面值。

根據不同的糧食定量標準，這些糧票分發給全國居民，它們可以用購買各種成品糧，比如大米、麵粉、小米、高粱米以及各種豆類等。

糧票作用一種質量不如貨幣的紙製品，在使用的過程中折損率其實非常的高，經常會出現過水、遇火之類的事情。所以在剛剛發行不到半年後的1956年，國家就專門就殘缺破損的糧票如何兌換，做出了詳細的規定；總體上來說，糧票破損的程度越嚴重，能夠兌換的新糧票就越少。

1956年底的時候，由於當時的紙張緊缺，無法增印新的全國通用糧票，糧食部還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儘量使用地方糧票，以免出現春節時期全國通用糧票不夠用的情況。

實際上當時全國各地的糧票流通都比較緊張，很多地方別說全國通用型糧票，就連地方流通型糧票都不夠用。

相比於大城市裡耿教授，扶溝縣的郎先生一家，在困難時期的情況更加慘澹。

根據郎先生回憶，最困難的那些年他們家兄弟五個，加上父母一家有七口人，平均下來每個人一個月只有20斤糧食的定量。一天6.6兩的糧食，即使是五六歲的兒童也不夠吃，更別提還有正在長身體的大孩子和成年人了。

那個年代郎先生的父母為了一家人能吃上飯，可謂是煞費苦心。郎先生的母親一到下半月，就開始四處求爺爺告奶奶的借糧票。借到一點，家裡就能多維持一天。

可是老話說得好：有借有還，才能再借不難。郎先生家月底了借糧票，月初就得還。如此循環下去，他們家往往剛發糧票，一還帳就發現下個月的情況還是更加艱難。

為了能讓家裡有口吃的，郎先生的父母甚至去過縣城的「黑市」，悄悄用錢買過糧食。

可當時郎先生的父親一個月工資才30塊錢，「黑市」上的小麥都要四毛八分錢一斤。儘管以當時的經濟條件來說，郎先生父親的工資並不低，可「黑市」上的糧食他們還是吃不起。

對於郎先生一家而言，飢餓是那段歲月中最刻骨銘心的記憶。後來改革之後，國家的政策寬鬆了，郎先生的兄弟姐妹也都長大了，他們家的生活條件也開始慢慢變好。郎先生的母親卻患了肝病，身體狀況長期不佳。

為了安慰老母親，家裡人對老太太幾乎是予取予求，想要什麼就給什麼。而老太太也是奇怪的很；她不要吃的，也不要喝的，只要錢。

雖然家裡人都不知道老太太為什麼要那麼多錢，但是為了不惹她生氣，平時能給她的還是都會給。

長期以來大家都知道老太太很能花錢，卻都不知道她把錢花到哪裡去了。一直到1993年夏天，老太太病重垂危，臨終前讓郎先生打開床頭的柜子時，一家人才知道，原來老太太怕他們再挨餓，把錢都拿去買了各種各樣的糧票。

老太太對兒女們深沉的愛，讓作為兒女的郎先生和兄弟姐妹們，對她的離世更覺傷感痛心。

老太太不知道的是，就在她離世幾個月前的1993年1月份，河南省根據國家的相關精神，制訂並出台了《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方案》。

根據這份方案，除了軍供糧仍按過去的辦法執行之外，全省各地市糧食購銷價格和經營全部放開，開始實行市場化經營了。

換句話說，老太太攢了十幾年的糧票，其實已經完全沒有了用武之地。

實際上不止是糧票，連以前國家為了保證非農業人口配給的糧食定額，發給他們家的糧食和食用油定額本，都已經基本作廢了。

該方案對於糧票的最終命運，描述的也非常簡單：糧票不再流通，不補差價，不回收……

老太太對那段苦難歲月記憶太深刻，對社會的發展又不夠了解，存了十幾年的糧票，最終除了郎先生一家留做紀念之外，幾乎無人問津。

郎先生和他的兄弟姐妹們感嘆，母親攢了那麼多的糧票，國家不再回收，賣也沒人願意要，等於算是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