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西洋傳教士,竟是中國最早的科研工作者,科研成果真不少

2022-04-30     浩然文史

原標題:紫禁城的西洋傳教士,竟是中國最早的科研工作者,科研成果真不少

紫禁城的西洋傳教士,竟是中國最早的科研工作者,科研成果真不少

科學家的工作場所應當是實驗室,這是今天的人們經過數百年的工業文明洗禮後達成的社會共識,這一點在17、18世紀的西方社會也是通行的法則。當時,經過嚴格挑選的若干西洋科學家,趕赴神秘的東方帝國,在這裡沒有實驗室,也沒有科研項目與基金,他們成了紫禁城內最神秘的客人。在這座世界級殿堂里,他們將演繹著怎樣的故事呢?

一、明朝的西洋科學家

大航海時代開啟後,歐洲借其東風廣泛地與世界各地接觸。1583年,耶穌會傳教士、科學家利瑪竇來到中國,開啟了近30年的傳教生涯,與此同時,他第一次將西方的科技帶進了紫禁城。利瑪竇在中國不但將150多種西學書籍翻譯成中文,其中與徐光啟合作翻譯的《幾何原本》內,牽涉到的大量數學概念例如「點、線、幾何」等專用名詞,都是他們所創造並一直沿用至今的。利瑪竇還親自繪製了《坤輿萬國全圖》,這是中國第一幅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地圖,為中國人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認識世界的角度,《坤輿萬國全圖》在傳入日本後對其近代地理學科的發展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坤輿萬國全圖

經過利瑪竇成功的鋪墊之後,西方人看到了前往中國傳播「福音」與科學的曙光,這帶動了相當一批傳教士中的優秀科學研究者來到北京,希望能夠開啟一段「開天闢地」的歷程。而他們來到北京之後,大多被皇帝收入皇城,在「傳教」想法被嚴厲扼制的同時,卻在紫禁城裡開闢出一片屬於西洋科學家的小天地。

1623年,明政府聽聞西洋人鄧玉函十分博學聰慧,便通過在華傳教士居中聯絡,邀其入京。鄧玉函來到北京之後,不但參與了天文儀器的製作與天文氣象的觀測工作,還著書立說,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寫出了《大測》、《測天約說》、《黃赤正球》、《八線表》等四部著作,並用中文將西洋人的醫學著作《泰西人身說概》翻譯出版,但可惜他在北京生活了幾個月便抱病去世了。

鄧玉函

二、清朝的西洋科學家

如果說利瑪竇時代的大明朝還可以對西方科技與文化「兼容並包」,那麼取而代之的大清朝則以威嚴的態度拒絕了傳教士的傳教想法,卻允許他們在紫禁城裡過著「舒服」而又「束縛」的生活。清朝的皇帝們對傳教士們也毫不吝嗇,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如德國人戴進賢、比利時人南懷仁等,都被授予二品官銜,德國人湯若望甚至被授予二品頂戴加一級,是西洋傳教士中官銜最高的一位。要知道在官本位的帝制社會,一個從九品小官做起的低級官員,大部分人窮極一生也只能對二品官「垂涎三尺」。

影視劇中的湯若望和南懷仁

這些生活在北京的西洋科學家,不但被授予了官銜,封地、俸祿也是一樣不落,他們還因其獨有的科技本領而時常被皇帝召見。古代社會對天象、氣候十分關注,尤其是信奉「承命於天」的皇帝,天象、氣候的變化預示著他的統治與政權是否穩固,因此「欽天監」就成為古代重要的政府機構。在清朝,西方傳教士來華後,開始指導欽天監的工作,如康熙八年(1669年),朝廷下令將欽天監原來的漢人監正一職改由西洋人擔任,這就意味著整個大清朝的「天命」掌握在一群西方人手中。

欽天監牌匾

在西洋科學家的指導下,清朝出現了大量與世界接軌的曆書,自傳教士入駐欽天監,直至清朝滅亡,這200多年的時間裡所頒布的曆書均以西洋人制定的觀測方法為基準。在教士最多的欽天監里,甚至許多觀測與曆法方面的技術都已經超越西方人,在18世紀初,經過康熙皇帝與南懷仁、洪若翰等諸多教士的努力,大清繪製出了遠超法國的天文圖。

影視劇中的南懷仁

他們不僅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同時也得到歐洲方面的支持,因此得以製作大量的觀測天象的先進儀器,如節氣地球儀、渾天儀、天體儀等。作為回報,他們需要為歐洲提供中國的天文氣象觀測、地圖測繪、動植物考察以及中國的國體政情報告等,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詳細資料。

天文觀測儀器

為了更好地觀測天文氣象,除了原有的欽天監,1745年,宋君榮、蔣友仁等法國傳教士在北京建立了一座氣象觀測台,觀測到的天文氣象結果,除了提供給清政府外,還以公開發表的形式在歐洲大陸上傳播。

在紫禁城內當差的傳教士主要以在欽天監的工作為主,但其他的諸如宮廷醫生等職業也都各有一批西洋人擔任。這些西洋醫生,將最早的西醫技術帶到了中國,例如在1692年,康熙第九子胤禟突發疾病,耳部感染導致高燒昏迷,宮廷西醫利馬參與了這場救治活動,並通過西醫治療手術治癒了胤禟的疾病。這使得康熙對西醫的態度有了很大的改觀,在隨後的狩獵當中,康熙還令利馬等幾位西洋醫生陪同前往。1715年,義大利人羅懷中同樣為八皇子胤禩進行腳部手術,這才避免了其腳部潰爛甚至要截肢的嚴重後果。

西洋醫生

文史君說

西洋教士在紫禁城內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孤寂的夜晚,儘管他們得到了大清皇帝的支持並在欽天監與皇城內做著科研工作,使中國君臣見識到西洋科技的高明,但與中國傳承千年的農業文明和民族心理相比,這些教士的影響力畢竟是蚍蜉撼大樹,無法撼動中國根本之萬一,正因為如此,教士們始終沒有激發出中國的科學思維,直到1840年以後,中國才在一次又一次炮火中接受了科學的洗禮。

參考文獻

楊慧玲:《紫禁城內的西洋科學家》,《紫禁城》2019年第11期。

吳伯婭:《康熙皇帝的西學教師》,《紫禁城》2019年第11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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