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爾丁：新冠後的「女性衰退」

與2019 年同期相比，2020 年秋冬季有學齡前孩子（5 歲以下）的25~34 歲女性大學畢業生媽媽的勞動參與率僅下降1.2 個百分點（基數為75%）。但是，有小學和中學年齡孩子（5~13 歲）的35~44歲母親的這一比率下降了4.9個百分點（基數為86%），降幅頗大。而非大學生群體無論有無子女，因為受僱於最脆弱的行業，勞動參與率更是大幅下滑。

上述畫面貌似並不符合頭條新聞渲染的「世界末日」般的場景，但數據確實顯示，裂縫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擴大。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也許很困難，缺失工作經驗還將影響日後的收入。即便對於保有工作的人，很多人也會問：在選擇獲得合伙人身份、終身職位和首次晉升方面，母親是否處於不利地位。在學術界，過去一年裡母親們發表的論文比沒有學齡子女的男性和女性少。此外，數據沒有披露眾人的沮喪和挫敗，對許多人來說WFH（居家辦公）意味著「在地獄工作」（「Working From Hell」）。

不滿情緒

我們探討了一個世紀前女性大學畢業生的抱負，她們面臨著要家庭還是要事業的選擇，她們面臨著諸多禁制，哪怕身處繁榮時代。幾十年間，障礙不斷消除。我們迎來了20 世紀70 年代的女性大學畢業生，她們日益渴望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但她們明白，必須遵守這一順序才能實現這兩個目標。最後我們研究了20 世紀90 年代的女性，她們在教育上得到進一步提升，職業機會也有所增加，能夠更率真地舒展抱負。她們公開表示想收穫事業和家庭的成功，更是希望同時達成二者，不需要依循特定的順序。過去數十年里，她們已經在這兩個領域取得了更大的進步。

但是，早在新冠病毒肆虐美國的近十年前，在#MeToo 運動分水嶺出現的幾年前，女性已經開始廣泛表達不滿情緒。從新聞媒體上搜到的「性歧視」（sex discrimination）、「性別歧視」（gender discrimination）等短語表明，人們對工資不平等的不滿和對性騷擾的反抗日漸加劇。

2010 年之後，幾起備受矚目的事件登上新聞頭條，譬如鮑康如起訴僱主凱鵬華盈性別歧視，男女職業足球隊員之間的薪資差距，等等。好萊塢、華爾街、矽谷赤裸裸的性別工資差距案例也被曝光。隨著2016 年希拉蕊和特朗普總統競選期間出現諸多問題，尤其是《走進好萊塢》（Access Hollywood）中傳出的猥褻言論以及這些言論對選舉結果明顯缺乏影響力，女性的不滿情緒有增無減。這些事件的報道引發了20 世紀性別不滿的第二個巔峰時刻（套用新聞報道的表述）。而第一個高峰還是在20 世紀70 年代上半期。

60 年前的20 世紀60 年代，《紐約時報》幾乎絕口不提「性歧視」；幾十年後，「性別歧視」一詞才漸為人知。大約在1971 年，關於「性歧視」的文章開始暴增，到了1975 年，包含該詞的文章觸及一個高點。接著，這個詞的使用斷續減少，並在35 年後的2010 年左右降至1975 年水平五分之一的最低點。

但是，就像20 世紀70 年代初不滿情緒突然翻騰一樣，它在21世紀第二個10 年再次噴涌，一直攀至歷史最高水平。#MeToo 運動和Time’s Up 運動推波助瀾，卻也止於2017 年底。甚而早在#MeToo運動成為女性反抗和抵制屈辱境遇的標誌之前，不滿情緒已經日益激昂。

20 世紀70 年代初不滿情緒高漲的原因不難理解。當時性別工資差距實在巨大。女性的收入是男性的59%，並且該比率長時間滯留在這一糟糕水平。女性始終被排除在各種社團、餐館、酒吧之外，甚至才剛剛獲准入讀國家級的精英院校。歷經了從民權到反戰的抗議運動時代，1972 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終於保障女性在教育和體育方面的平等權利。這些時光令人振奮，解放女性和意識覺醒團體遍地開花。女性總算有了發言權，她們用它大聲抒發不滿。

然而為什麼在21 世紀第二個10 年，正當女性在就業、收入和教育領域斬獲輝煌成果時，新聞文章里又流露出類似程度的不滿和沮喪？

因為人們的期望提高了，願望也改變了。女性，尤其是女性大學畢業生，預斷自己能夠擁抱事業和家庭。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堅稱她們在勞動力市場應該得到公平對待。大學畢業生則渴望獲取和男性配偶同等的成就。大家開始憧憬不僅要實現工作場所的兩性平等，還要實現家庭的夫妻公平。

正如我們所見，在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所有工人的性別收入差距大幅縮小，但從90 年代起，大學畢業生群體的收入差距開始停滯不前。收入不平等加劇意味著頂層人群正在以犧牲他人為代價攫取利益，而在這個稀有群體中，男性大學畢業生的比例奇高。貪婪的工作變得越加貪婪，承擔照護責任的女性不得不掙扎著跟上。

照護

以上一切，早在「前新冠時代」已經出現。2020 年3 月，非常緊急和突然地，家長們被告知學齡孩子要待在家中。託兒所全部關閉。我的哈佛本科生都去度春假了，之後只有一小部分人返回學校。員工被要求居家辦公，除非國土安全部認為其「不可或缺」。至此，整個美國進入「新冠時期」。

緊隨新冠疫情而來的經濟災難對女性的影響大於男性，而經濟衰退本來不致如此。女性的工作主要在服務行業，一直免受離岸外包、中國貿易衝擊和自動化的影響。可如今，酒店業、旅遊業、個人服務業、餐飲業、零售業的服務崗位遭到沉重打擊。在一個保持社交距離的世界，面對面服務行不通了，何況室內工作比室外工作更不利於健康。建築業倒是出現了反彈；大多數製造業也表現良好。最受影響的女性群體是單身母親和大學學歷以下的女性。而正如我已經指出的，女性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也在飆升，同時勞動參與率日趨下降。

和前新冠時代一樣，大學畢業生父母比其他人過得輕鬆，畢竟他們更有能力居家工作。根據基於職業特徵的估算，新冠疫情之前，62% 左右的大學畢業職業女性（25~64 歲）可以居家工作。2020年5月當前人口調查數據顯示，約60%的女性做過遠程工作，與男性同行的比例大致相同。在接受了一些大學教育的女性中，42% 的人能夠居家辦公，而沒上過大學的女性的這一比例只有34%。2020 年5 月，聲稱從事遠程工作的非大學畢業女性的實際比例僅為23%。

鑒於大學畢業生群體的職業，他們已經做好封鎖的準備。沒有大學學歷的人註定是重要一線工人的大多數，要麼被休假，要麼被解僱。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在勞動力中始終最低。2020 年4月，即疫情暴發後經濟最低迷的月份，全美失業率觸及兩位數峰值，35~44 歲女性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為7%，另有5% 的女性「有工作但不上班」。非大學畢業生群體的失業率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多，達到17%，另有10% 的女性「有工作但不上班」。

新冠疫情期間，居家工作的能力變得非常重要。然而，居家工作仍意味著員工被假定可以在非正常時間工作，可以在客戶或經理希望完成工作時工作。但居家工作可能會不斷受到干擾。

對於大多數有學齡前和學齡子女的家長，在新冠疫情期間，家庭對時間的需求是巨大的。每個人在家裡都要更加努力。對有孩子的人來說，疫情期間家成了日托中心和學校。而如果配偶或孩子生病了，家就是診所和醫院。個人在有償工作上不間斷工作的時間已經急劇減少。

在本書寫作時，美國正處於我所說的新冠後兼新冠疫情混合期，因為從許多方面看它屬於「後新冠時代」，但其實它仍停留在「新冠時期」。一些公司、辦事處和機構已經營業，一些學校和日托機構也已開放。然而很多學校只是部分開學，有些學校仍然完全遠程授課。對於有孩子的夫婦，學校部分開放或遠程上課意味著孩子要待在家裡，運氣好的話，會有一位家長居家相陪，督促學習。如果歷史抑或我們剛剛經歷的旅程具有參考意義，那麼這位家長很可能就是女性。

新冠疫情時期，照顧孩子的時間究竟增加了多少，帶薪工作的時間又減少了多少，這在具有全美代表性的大型樣本中尚不得知。有關時間使用情況的常規研究譬如「美國人時間使用調查」，已於2020 年3 月暫停，直到5 月才重新啟動。這些數據在一段時間內將無法公布。

根據「美國人時間使用調查」，我為至少有一個18歲以下孩子的在職大學畢業生「樣本家庭」創建了「前新冠時代」（疫情流行前年份）的評估。封鎖前，樣本家庭的母親平均承擔61%的育兒工作（她們還包攬了近70%的食物準備、清潔、清洗等家務）。至於沒有工作的同類型母親，這一比例為74%。

疫情封鎖期間，孩子暫停上學，學齡前兒童的託兒服務有限，很多看護人員被迫休假，父母總的投入時間大大增加。家長接替了老師的位置，監督孩子的上學時間，輔導他們做作業；老師則忽然成了遙遠的螢幕影像。

疫情封鎖對樣本家庭母親的直接影響是，她們與孩子相處的總時間翻了一番。但實際上，雙親家庭中母親照料孩子的比例有所下降，因為父親也待在家裡，他們照顧孩子的時間比封鎖前增加了很多。2020 年4 月的調查表明，母親照看孩子的時間增加了1.54 倍，父親照看孩子的時間增加了1.9 倍。此外，每位至少有一個小學或初中年齡孩子的家長，每周額外分配大約4 個小時督促孩子的遠程學習。最小孩子在上高中的家長，每人多增加約2 個小時。

毫無疑問，在封鎖前，照顧嬰兒需要的時間最多。封鎖之前，有嬰兒的夫婦每周花42 小時照顧寶寶；其中母親的照顧占66%。封鎖期間，每周的總時間激增至70 小時。但是，媽媽照護新生兒的時間雖然從28 小時增至43 小時，所占的比例卻降到了61%。

對於最小孩子上小學或中學的家長，母親每周花在照顧孩子及其遠程教育上的時間大約從9 小時增至17 小時。不過，和前述情況一樣，封鎖期間父母雙方的照護時間均大幅增加，而母親承擔的育兒和遠程教育占總時間的比例從近60% 降至略高於50%。封鎖似乎有利於夫妻公平，因為女性占育兒和遠程教育總時間的比例下降了，男性的相應比例上升了。也許當一切結束後，男人們會希望多花時間陪伴孩子，並願意為家庭貢獻更多的時間。但真實情況如何，我們不得而知。

我們確切知道的是，儘管雙親家庭中母親占據的照護時間份額有所下降，但育兒和家務勞動的總負擔依然沉重。對於父親，這幾乎同樣不堪重負。可由於女性承擔了更多的日常家務，如做飯、洗衣等，她們從事有償工作的時間被大大壓縮。據英國一項調查估計，2020 年4 月，在職母親在一半的帶薪工作時間內受到打擾。

新冠後兼新冠疫情時期，當部分學校、眾多託兒所和某些公司重新開放後，情況有變化嗎？由於某些兒童託管服務和學校教育已經開放，兒童保育總需求應該介於新冠時期的最高峰和前新冠時代的較低水平之間。

雖然沒有確鑿證據，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女性的總育兒負擔大致保持不變，而她們占總負擔的比例增加了。原因是，美國所有學校和託兒所的開放比工作場所會更審慎；結果，一些員工得以恢復以往全部或部分工作時間。可是，總得有人在家照顧孩子。女性從更多託兒服務和學校開放中獲得的好處，被配偶時而重返工作崗位抵消了。

這種好處既不均衡，也不穩定。面向學齡前兒童的日托機構已經基本重啟，許多家庭也重新雇用了被迫休假的兒童保育員。但即使進入2021 年3 月的學年後期，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美國許多最大的學區仍未完全開放，儘管每個學區都有「很快」全面放開的打算。一些學校開放後又突然關閉，成千上萬的孩子被遣送回家。心力交瘁的家庭最終在家長或有償家教的帶領下，組建了或真實或虛擬的「學習艙」（learning pods）。

隨著公司、辦公室和各類機構重新開放，工人們可以像從前那樣離家上班（只是比以前略微謹慎）。但有孩子的家庭，如果學校依然部分遠程上課，那麼一位家長仍需要部分時間在家，也即至少還得留一人居家待命。

每位家長都可能因為某些原因想回到辦公室。去辦公室工作的人可以了解更多情況，接觸更賺錢的客戶，參與更有趣的項目；還可以和同事面對面交流，更有效地工作，不受干擾，遠離孩子學習乘法表的喧鬧。

夫妻雙方可以繼續在家上班，就像伊莎貝爾和盧卡斯，各自進入高度靈活的崗位。但果真如此，他們也會跟伊莎貝爾和盧卡斯一樣放棄某些收入。假如家長中一方居家工作，一方回到辦公室，他們的收入或許不會立即發生變化。但那些最終回歸辦公室的家長，哪怕只是部分時間回去，也將有所獲益。雖然大家的猜測很多，但我們尚不清楚這場破壞性的強制實驗會帶來什麼結果。

再一次，正如我們從歷史中了解的，那個將恢復新版「舊常態」、在辦公室工作（即便只是小部分時間）的家長，很可能是男性。但這還是未知數。我們從當前人口調查揭示的特殊問題中得知，截至2020 年9 月，大約60% 的大學畢業生至少已經部分時間返回工作崗位。我們還知道返回崗位的男性多於女性。不過證據仍然微弱。總有一線希望，我們的性別規範會被強制性居家工作的嘗試打破，不去辦公室上班的懲罰將會減少。

在一些領域，員工重返辦公室的壓力頗大。高盛集團的大衛·所羅門鼓勵交易員返回總部。塞爾吉奧·埃爾莫蒂（Sergio Ermotti）擔任瑞銀集團CEO 時曾表示：「如果員工待在家裡，銀行將尤其難以凝心聚力，創造並維繫企業文化。」一家大型房地產公司的CEO 更以一種略嫌功利的語調指出：「不去工作場所工作的人可能會錯失良機。」

儘管隨著經濟緩慢、猶豫和不完全地開放，樣本家庭照顧孩子的總時間有所減少，但是女性承受的負擔很可能未曾改變。因此，在新冠時期和後新冠兼新冠混合時代，樣本家庭的女性花在照顧孩子及其遠程教育上的總時間大約是前新冠時代的1.7 倍。由於總的工作時間增加，而幫忙的伴侶有部分時間回歸辦公室，大學畢業的在職女性承擔的總保育時間的比例從前新冠時代的60%左右升至後新冠兼新冠混合時代的約73%。

兒童保育分工的不平等並非昨日才凸現，勞動力市場也並非猝然經歷「非升即走」的激烈競爭。確切地說，是新冠疫情放大了它們的影響，比起丈夫（或伴侶）和孩子的父親，母親們已經或可能將在工作和事業上遭遇更大的挫折。

《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原名：Career & Family：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

作者：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

譯者：顏進宇 / 顏超凡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文|克勞迪婭·戈爾丁

編輯|彭韌

（本文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形式的投資和金融建議；市場有風險，投資須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