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預計今年6月份中國經濟增速能夠達到5%左右

從政策建議的角度，目前很重要的一點依然是抗疫。因為抗疫勝利是整個經濟復甦的前提，只要疫情不結束，經濟要想真正的完全常態化是很難的。因此，抗疫依然是大量工作展開的前提。

第二，在疫情衝擊下，對受到強烈衝擊的市場主體的一種疫情救助變得非常重要。我們只有保證市場主體的存在，才能保證經濟秩序、社會秩序和人民信心的恢復。

第三，在抗疫的同時，要使復工復產經濟循環儘可能地向常態化狀態進行恢復，經濟循環要防止它停擺。

第四，通過一攬子的政策加大整個供求兩端的刺激。需求端要有擴需求的一系列的舉措，供給端要有一系列的減成本的手段。兩端進行使經濟循環朝全面復甦的方向來進展。

這幾個環節，是有先後順序，有輕重的，更為重要的是在刺激經濟的一攬子政策中也有先後順序。因為有些政策是短期能夠見效的，但是在中期可能是難以持續的。有一些政策在中期可以持續，但是短期的效果並不是很好。比如，一些大型工程在「十四五」期要進行布局，這個布局不是一期兩期，一年兩年就完成的。要按照這些大型工程的客觀規律進行實施，而不能簡單的按照疫情救助的節奏來進行實施，所以它應該是一個中期布局的概念。但是對於短期來講，首先復工復產是很重要的。對於一些特困人群和中小微的補貼性政策，保障他們最起碼的需求，這些政策是立竿見影的。但有一些消費政策，比如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對於一些大型的耐用商品的刺激，短期可能很難見效果，但中期效果就會很不錯。

再比如我們在穩外貿上，現在穩外貿不是簡單的進行大規模的政策調整，對於出口進口的供應鏈和物流鏈的恢復是關鍵。因為大量的港口商品積壓很厲害，比如同2020年3月份參數相比，一個最大變化是什麼？港口外貿貨物運輸量。這是4月份、5月分外貿出現大幅下滑的很重要的原因。因此，穩外貿很重要的要在物流鏈，在貨運和港口運輸方面要打通各種斷點堵點，這可能是經濟恢復的一個關鍵點。

因此，我們會看到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但需要對目前短期工作和中期工作要分步驟、分區域、分行業、分主體進行研判。針對不同階段的主要矛盾要安排不同的政策工具，使一攬子方案有一個搭配關係，有一個實施的路徑。

消費無疑是各種增長的最後的落腳點，一個國家增長的質量取決於消費質量，也服務於消費質量。因此，這些年來，中國經濟面臨了一個結症性的問題，就是內需不足。內需不足核心問題在於消費不足，而不是投資不足。大家一定要看到，投資這種內需擴張的本質特性是在當期是需求，但是形成固定資產之後就演變成供給。從宏觀動態平衡的角度來講，如果過度依存於投資來進行擴內需，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出口，一定會演變為一種消費不足的經濟病。無論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從凱恩斯主義的框架來看，消費不足表明一個經濟體的內生扭曲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中國的分配製度存在很多問題，而分配製度又體現在整個生產體系、生產關係上。

為什麼這些年來我們重投資，不重消費？原因不僅僅在於投資是一個立竿見影的參數，更重要的是投資有抓手。在過去工業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很擅長於抓投資，它有一整套的體系和利益鏈條。但是消費卻沒有抓手。為什麼沒有抓手？一是消費支出如果一旦通過分配體系來進行擴大，它是一個棘輪效應（指人的消費習慣形成之後有不可逆性，即易於向上調整，而難於向下調整）。因此，很多政府實際上是害怕今年發了（消費補貼），明年怎麼辦？二是擴大消費（發放消費補貼）可能引起另外的一些不公平的問題。在不同區域、不同產業產生的不公平的問題可能帶來的比消費不足的問題還要麻煩。

另外，政府通過什麼樣的途徑發消費補貼？是用消費券發，還是用現金髮？用消費券發就會發現它可能產生一個消費替代的作用，人們把錢存起來了，發現金也會發現這個問題。比如在美國最近就發現，美國私人帳戶在過去兩年增加了2萬美金。美國人在疫情期間消費沒有下降，但最近發現消費下降得很厲害。很多人在思考跨期協調也有很多問題。當然，還有政績工程的問題。我們會發現，重投資，不重消費和我們的制度有很深的關聯。

對於二季度的增長，我們按照國民經濟核算數來進行對應。特別是把3月份、4月份、5月份的參數進行比對，比如從工業增加值，從服務業的生產指數下降的狀況來看，4月份的參數很可能對應的是在-3%左右的水平，5月份上旬比4月份還要糟糕。但是，從5月5日之後，大家統一共識、統一行動，抓緊各種疫情防控，5月中下旬取得了明顯的一些好轉。因為這些數字還沒有出來，我們估計和三四月相比，五月可能在-2%左右的水平。

關鍵在於6月份，這是一個未知數。6月份的反彈速度到底有多大？可以比對，2020年一季度經濟增長-6.8%，二季度達到3點多，反彈力度達到9個百分點。目前一攬子舉措應當說優於2020年的措施，但有一些部分我們沒有發行特別國債，2020年的專項債是3.75萬億，今年是3.65萬億，今年專項債的力度要小，同時降息的幅度也比2020年要小。

如果2022年6月份疫情全面控制住，那麼6月將會是一個投資加速、消費急劇反彈的過程。我們現在可能還不能夠完全預測反彈的速度能否達到5%左右。如果說能夠達到5%，我們就能大致平衡二季度經濟增長，使其不為負。這就完成了二季度經濟穩增、失業率不能持續上漲的階段新目標。從目前的判斷來看，特別是從各個地方所公布的穩經濟一攬子舉措的實施細則來看，我們認為今年6月份的反彈可能比2020年5月份、6月份的反彈還要猛。原因是各級政府必須要完成任務。第二我們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知道復工復產的癥結在哪裡，這是我們寶貴的經驗。

所以，預計今年6月份經濟增速能夠達到5%左右。因此，二季度經濟增長預計會在0.5%左右的水平。如果達到這個水平，一季度4.8%，二季度0.5%，這意味著上半年在3%左右的水平。要完成5%以上的全年增長目標，下半年增長速度就要達到7-8%。

因此，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一攬子方案，以及地方政府相應的財政基礎對於三季度、四季度各種一攬子政策的持續支撐的能力，這裡面可能會面臨一些不確定性的衝擊，但從二季度來講，我們應當是能夠有一個相對樂觀的預期的。

關於如何緩解就業壓力，首先消費的確是經濟的一個核心變量，同時，房地產是整個經濟的支柱產業。因此，穩房地產、穩消費對於整個經濟的穩定都是至關重要的。但這裡面就產生了在過去研究里所產生的悖論。這個悖論是什麼？房地產行業繁榮的時候，居民負債率往往大幅上揚，從而導致居民的消費被擠出。最明顯的是在過去二十年里，住房類消費支出在消費支出中大幅度上漲了15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居民負債率從原來只有百分之十幾，現在已經上漲到50%多，接近60%。如果以居民可支配收入做分母來衡量負債率，那麼已經從20%上漲到100%多。

如何穩定中國經濟房地產的作用，需要發揮一些技巧。當下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軌要發揮作用，一方面市場軌要適度放開，在堅持「房住不炒」的情況下，各個地方因城施政地全面放鬆對房地產的管控，包括三條紅線，包括貸款集中度的管理等等要適當放開，更重要的是居民的房貸利率要放開。但這種舉措是否足夠在今年彌補經濟的下滑？我覺得很難，這裡更重要的一個舉措，是政府在保障型住房上要發力，通過政府軌給廣大中低收入群體，特別是給農民工提供廉價租房，來保證房地產投資的快速反彈。

第二，通過給低收入階層的住房供應，啟動他們住房類的消費，比如裝修消費，按照市民的方式進行生活的消費。他們的生活模式會發生很多的變化。這種槓桿性的促消費政策，一是民生工程，二是擴投資的方案，三是也是促消費的一個方案。因此，現在，對於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很重要。

關於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十四五」規劃里做了很好的一些規劃。今年能不能夠大規模地提前進行布局，同時借鑑2015年利用開發銀行的貸款和相應的基金來力推目前保障性住房建設，有效的解決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不足的問題的經驗？現在可能要想一些特別的招，一些促投資、促消費、保民生、促進社會安全網、穩定網，一箭幾雕的招。保障性住房工程的確要做，並且它的效果立竿見影。低收入階層的老百姓，接近3億的農民工會喜笑顏開，這也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雖然國家債務率會有所高啟，但是這種債務率的高啟對經濟質量的改善，對老百姓心態的改善，彰顯社會主義特性是非常有好處的一件事情。

談到就業，實際上和消費又有關係。為什麼要保市場主體，很重要的一個立足點就是保就業。保就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保消費，保社會穩定，這裡面有很重要的邏輯。我們是通過直補消費者來保消費，還是通過保企業來保就業，從而使就業人員的消費不發生變化？我們可以進行比較，如果中國出現大規模的失業，通過傳統的失業救助體系或者疫情期間的特別救助體系，能不能使這些家庭進入一個常態化的消費？顯然不可能。

中國的家庭的各種收入依然是依存於就業的。因此，這個邏輯在中國來講，從過去幾年的救助來看，它是有效的，通過保企業來保就業。在這次疫情救助中，保主體，很重要的一個是保工保產，保證工人不被解僱，同時鼓勵僱傭工人。大家看到在上海的方案里，穩崗有穩崗補貼，擴崗有擴崗補貼。一是要保持小企業的生存；二是保證就業；三是鼓勵進行擴崗。我們可能要把中國的邏輯，或者說政府的邏輯要給老百姓說透。當然這裡面很重要又產生了一點分歧，是不是通過大型基建項目就能保主體？實際上，必須要通過對中小企業、對服務業、對疫情衝擊極其嚴重的勞動密集型行業進行大規模救助，而這種救助不僅僅是減稅退稅降費，更重要的是給這些企業直接的疫情補貼，這樣才能達到真正的保崗、擴崗效應。

當然就業形勢很嚴峻，我們所在的高校在國內來講都是就業最好的幾所高校，目前來看總體狀況還不錯。但從全國來看，就業壓力的確很大。我們知道的數據是什麼？第一，今年畢業的大學生1076萬。第二，今年高中畢業生還有1193萬人。第三，中職畢業生500多萬人。第四，過去幾年還積攢了幾千萬的返鄉農民工沒有出來。因此，就業壓力為什麼這麼重？為什麼總理把保就業這個問題放在各種工作的首要位置上？原因是就業壓力的確前所未有。

非常之時，必須要有非常之舉。今年會看到，第一個要求各種事業單位、國企要擴崗，要逆市擴崗。這種擴崗就是最大的一種積極救助，實際上就是一種補貼。第二個高校可能進一步要提高招生的比重，要擴大比重。因此，為了提高就業率，現在很多的學校想了很多辦法。第一，雙學位、專業學位進行擴招。一個中等學校本來一年畢業一兩千人，擴招一百個，就業率馬上就提升了幾個點。第二，一些研究型大學，可以為很多考研出國的學生提供科研崗，讓他在這一年裡有基本的就業和收入，但同時又不妨礙他考研、出國或者明年再就業，把這一年緩過去。一些規模大的學校能提供差不多兩三百個科研崗，這也是中國制度很重要的一個長項——舉國一盤棋。大家都響應中國的號召，用一種非常的手段來渡過難關。

在基層做一些事情之後，我們也要看到這樣一種強大的力量。剛才我講的六月份的反彈，可能比大家想像的要猛一點點，就業的狀況可能比大家預期要好得多。當然這裡面很重要的效應是就業壓力向後進行平攤了，一是延遲就業，二是把明後年的一些崗位在今年進行提前支出。我們救助政策里也是很多政策往前在今年用，把節奏往前提，就業方面也是在往前提的。

這裡面我們就會考慮一個問題，目前應急的力度和各個層級的響應力度應該是足夠的。但是，政策往前提，工具往上提，那中期的支撐力呢？所以，在短期里要有一個大推動效應，使中國國民經濟循環在這一把能夠真正地到一個新軌道、新水平上來。這時候可能產生一個積極的乘數效應加速效應，可能能夠解決未來的一些問題，這是我們要思考的點。

今年3月、4月，中國進口數據的下降，引發了很多人對於越南、印度經濟復甦之後對我國產業鏈替代的這種擔心。當然，如果從短期數據來看，這種擔心的確值得高度關注。特別是目前產業鏈世界性重構，尤其是美國以民族外交聯盟和產業鏈聯盟施行遏制中國戰略。這的確值得我們認真對待。但如果拉長歷史來看，就會看到2008年、2009年，特別是2009年的時候，當時講中國產業會出現大規模的飄移。中國成本的快速上升會導致越南和印度以及墨西哥等地方替代中國的產業。但是從2009年到現在，十幾年過去了，這種故事並沒有發生，中國在整個世界的份額，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在上升。

這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思維是，隨著中國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深入，成本必須是上漲的。因為中國成本，特別是人工成本和租金成本的上漲，是中國增長的一種效果，也是人民福利提升的一個結果。如果成本增長很多，工資不上漲，那就麻煩了，我們就白增長了。因此，成本上漲是必然的故事。但是，如果生產力、技術水平、創新能力大幅度提升，整個單位產品成本並不會上揚。中國會不會被其他國家進行全面替代？如果單純從經濟角度來看，不是取決於中國成本的上漲，而是取決於中國的創新水平。在創新過程中，中國的一些產業出現溢出，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從長遠來看，只要基本盤能夠守住，中國依然處於亞洲產業鏈的核心地位和關鍵地位，我們依然能夠保證中國的大國地位。

最近有一個研究，在中國進行投資的收益率與印度、越南的比較。最後得出結果，總體而言，中國的投資收益率依然是高于越南和印度的。這解釋為什麼這幾年，在各種因素打擊下，外資在中國還逆市上漲。投資收益率很關鍵。第二個原因是風險可控性，風險可控性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產業鏈風險可控性；二是非經濟因素的可控性。中國對產業鏈的可控性在全面加強。但是由於大國博弈、地緣政治的惡化帶來的對非經濟性因素的可控性，可能會發生一些變化。實際上，這是要高度重視的。但是，在一些非經濟領域出現的風險，是不是必須要用經濟手段來進行對沖呢？很難。一些非經濟性的地緣政治因素，可能還得需要非經濟手段來進行對沖。當然，經濟基本盤能夠堅持，我們也能相對穩住。因此，現在講的這樣一些脫鉤，在某種格局上會有趨勢性的一種變化。但是，這個變化的深度有多少，實際上是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去深度研究和研判的。目前，依據三月份、四月份的數據來得出這樣一些悲觀的結論，我覺得還為時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