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 | 女性書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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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星璀璨的法國文學史上，柯萊特也許不是那顆最耀眼的明星，但她以其獨特的風格散發出了別樣的光彩。
原文：女性書寫的力量
作者 |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 陳凌娟
圖片 |網絡
今年是西朵尼－加布里埃爾·柯萊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 1873—1954）誕辰150周年，法國文學雜誌《讀書》（Lire）為此出版了特刊《柯萊特，火一般的女人》（Colette, tout feu, tout femme)。主編亞歷克西·布羅卡（Alexis Brocas）在特刊的序言中強調了柯萊特創作中的自我書寫特質，這位傳奇的女作家「始於勃艮第的鄉野，終於巴黎皇宮區的國葬」，在不斷的自我書寫中鑄就了不凡的一生。
初涉文壇
1873年，柯萊特出生於法國勃艮第省的聖索夫爾昂皮澤鎮。她自小生活在相對開放自由的家庭氛圍中，在家人的影響下，柯萊特培養了對自然的熱愛及對文學的濃厚興趣。她6歲開始閱讀巴爾扎克，7歲閱讀拉比什，大量的閱讀為日後的寫作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0歲時，柯萊特嫁給了昂利·戈蒂耶－維拉爾（被稱為維里）。在維里的鼓勵下，柯萊特創作了克羅蒂娜系列，獲得巨大成功。然而，維里把這些作品據為己有，並且在感情方面多次背叛柯萊特。1907年，柯萊特發表小說《情感退隱》（La Retraite sentimentale，1907），這部作品為克羅蒂娜系列畫上了句號，也宣告了柯萊特與維里的徹底決裂。然而，獲得自由並不意味著柯萊特的作家生涯就此踏上坦途。
1904年，柯萊特首次以「柯萊特·維里」為名發表了《動物對話四則》（Dialogues de bêtes，1904），拉希爾德在雜誌《法蘭西信使》上首次介紹了這位文壇新人，並稱之為「文學女性」「文人」。儘管不少評論家對這部作品讚賞有加，但對於柯萊特的作家身份仍有所保留，僅僅以她的名字「柯萊特·維里夫人」稱呼作者。1908年《葡萄卷鬚》（Les Vrilles de la vigne，1908）問世，這部散文集與之前的作品有明顯的不同，表明了柯萊特決意在創作上擺脫維里的影響。她用生動的筆墨將瑣碎的日常生活和斑斕的動植物世界融合在一起，娓娓道來，形成了自己的風格，而這種獨特的風格在柯萊特之後的創作中不斷演化、精進，最終成為其作品中不可磨滅的印記。
文壇沉浮
儘管柯萊特的作品在文學界引起了一些反響，對其作家身份的質疑聲並未由此消失。評論界針對柯萊特最常用的評語是女性化和直覺。在吉特里、拉希爾德、保羅思科、費爾桑，以及阿波利奈爾的評論文章中都強調了柯萊特創作的女性化特徵，聲稱她沒有刻意模仿男作家的寫作風格。萊昂·布魯姆把柯萊特定義為依靠直覺和天賦的作家，她的創作缺乏理性思考和結構技巧。儒勒·貝尓托在其著作《當代女性文學》中把柯萊特譽為「迄今最女性化的作家」，他認為女性化的作家缺乏想像力，一旦直覺和天賦在作品中占據主導地位，結構與和諧便會缺失。這些評論在承認柯萊特創作才華的同時，卻又把一切歸功於直覺和天分。其中主要的原因在於柯萊特在這一時期的寫作主要以第一人稱敘事為主，加之故事情節與其個人經歷的相似性，她的作品很容易被視為一種「自我再現」，是依靠女性「直覺」的創作，而不是真正的文學藝術。此外，這與當時文學評論界的男性話語霸權也不無關係。即使對於之後受到一致好評的《謝里寶貝》，仍有評論認為柯萊特的創作越界了，因為客觀描述與道德評判應是男性作家的專屬。
然而，《謝里寶貝》無疑是柯萊特文學生涯的一個頂峰，至此評論界對柯萊特的態度開始出現轉變。她收到了來自紀德、普魯斯特的祝賀信，他們在信中毫不掩飾對於這部作品的讚美。不少文學雜誌也紛紛刊載關於柯萊特的評論文章，甚至向來無視柯萊特的《新法蘭西雜誌》也對這部作品及其作者表達了由衷的敬意。
風格問題
隨著評論界對柯萊特的認可，她已躍升為當時的一流作家，對她的研究也開始逐漸湧現。1920年至1930年期間，共出版了6本關於柯萊特的研究著作，而之前的十年中僅有一本。作者中不乏當時的評論大家，如保羅·勒布、讓·拉爾納克等。當時的評論除了對作家生活的描述，在作品研究方面，風格問題成了被關注的一個重點。蒙泰朗於1929年6月在《女性雜誌》上刊登的《柯萊特的奇蹟》一文中，描述了這樣一種風格：「她是『真實的』，她擁有一種難以定義的風格，許多沒有天分的作家使我們習慣於把『風格』理解為一種規定的、人為的，甚至艱澀的措辭。而柯萊特的文學創作就是將她的思考、感受和話語忠實地呈現出來，她的文字與其所思、所想及所言之間不存在任何距離，這就是自然的風格。」（Montherland， 1929）這種「自然的風格」在當時的評論界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還有兩個詞的出現頻率也很高，即「經典」和「法式」。旺貸朗認為她「具有純正的古典主義血統」；安德雷·熱爾曼認為柯萊特繼承了幾個世紀以來的法國文學傳統，她把這個傳統完美地融於文學創作中。寫作用詞的精確性，生活中對自由的不懈追求，勇於突破規則，無論在文學創作中還是在個人生活中，柯萊特都充分詮釋了法蘭西民族的特性。
20世紀初，隨著社會變革的不斷深入，以及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起，柯萊特在作品中展現出的女性意識受到了一定的關注，其中就有《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波伏娃認為，柯萊特是一位女鬥士，是「法國唯一偉大的女性作家」，她在作品中細膩地展現了女性的「受虐心理」和年輕夫婦的苦難。波伏娃還十分欣賞柯萊特對於女性性慾及女同性戀的大膽描述。她在《第二性》中多次引用柯萊特的作品，她認為柯萊特塑造的許多女性形象都十分具有代表性。然而，她同時也指出，柯萊特和大部分女性一樣，在「虛假的自由」中無法真正抓住存在的本質，由於她勉強接受了「人類的處境」，所以她也無從對此表示質疑。但無論如何，波伏娃仍然捕捉到了柯萊特作品中的自由主義氣息，並把它置於女性主義的語境中加以闡釋，為柯萊特作品中的女性意識贏得了關注。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法國，女性的地位有了相應的提高，但是女性的處境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女性作家要在以男性為主導的文壇獲取一席之地實屬艱難。為了獲取獨立和屬於自己的作家身份，柯萊特經歷了一段異常艱辛的路途。也正因如此，她更加珍惜手中這枝來之不易的筆，她在創作中堅持以女性的角度來揭示長期以來被男性作家遮蔽的女性經驗。在不斷的自我言說中，人們已經分不清小說中所描述的那些女性形象是作家本人還是虛構人物。從克羅蒂娜到茜多，柯萊特與小說中的主人公們在虛實之間一起經歷，一起成長。正如瑪麗·雅格布森所說的：「當作家的生命與作品的生命匯合一處，消除了主體與客體之間、寫作的婦女與被寫的婦女之間、閱讀的婦女與被讀的婦女之間的種種界限，生命才得到最充分的展現。……那些虛構的（fictive）、多樣化的（multiple）自我，才是唯一的自我，唯一的真理：這一點，只有作者心裡最明白。」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2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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