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白鹿原》的讀者，很多人都會記得其中有這麼一個情節：郭舉人為了保障身體健康，進而延年益壽，就每天讓自己的小妾，年輕貌美的田小蛾在下體中泡三個干棗兒，待泡脹開以後，供自己食用。而田小蛾在大老婆的監督下，每天很無奈地做著這樣的事。由於她很不滿意郭舉人這樣把自己當泡棗的工具，就經常偷偷把棗兒泡到尿盆里去，糊弄郭舉人。
無獨有偶，在著名作家賈平凹的《廢都》里，也有類似的描寫。作家莊之蝶在與小保姆柳月偷情嬉戲時，把梅李塞入柳月的身體，然後拿來吃。
都是陝西籍作家，都是著名作家，兩部同是著名的長篇小說，都寫了類似的情節，只是泡物不同。這給許多讀者帶來了困惑，著名的大作家，兩部書在差不多的時間裡同時出版，為什麼會出現類同的情節，而且，為什麼兩位作家要在自己的作品裡描寫這樣的事情？是生活里真有這樣的事，還是兩位作家的杜撰？如果真有其事，為什麼作家要把它寫進書里去，這樣的情節，在小說里會起什麼作用？
首先我們來探討一下，生活里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事，小說里他們為什麼要吃這骯髒不堪的東西。
其實，「泡陰棗」在中國古代道教養生方式中曾經有過記載，中國古典書籍中也曾有描述。清代一部叫做《夜雨秋燈錄》的書中，就描寫過這樣的情節。書中寫到有個殺人越貨的強盜，他有兩樣嗜好，一是殺人取心來生吃，二是用少女的下體泡陰棗。在近代作家的小說中，也曾有過描寫用小老婆的身體泡棗的故事。
泡陰棗這種事情，在陝西一帶民間早有傳說，但並不是陝西特有的風俗和民俗，沒有確切的記載陝西真有這樣的民俗，而只是一種傳說，只能說有過樣的事情在陝西一帶民間生活中發生。其實，這樣的事情不只是在陝西，在其他地方也有這樣的傳說，比如曾傳說四川大地主劉文彩，也曾用貧窮人家的女兒為他泡棗，以滋陰補陽，延年益壽。陳忠實不是第一個在作品裡寫這種情節的作家。我在《白鹿原》這部書出版之前，很早的時候，就在其他的小說裡面看到過這樣的情節，書名和作者已不記得了，但這個情節我卻記得很清楚，也是大老婆每天把三顆棗兒塞到小妾下體里，泡過一夜後，第二天一早拿出來給男人吃。
《白鹿原》和《廢都》前後差不多的時間裡出版，兩個作家同時都寫到了這樣的情節，可見這樣的事情許多人都聽說過，兩們作家也都聽說過，也可能是他們在一些舊文學或古典作品中見到過，受此影響，他們都同時都寫了這個情節。
陳忠實和賈平凹雖然都是陝西人，但兩個人並不在一個地方長大或者長期生活，陳忠實在關中地區，賈平凹生長在商洛地區，兩地風俗民情都相差很大，不可能同時都有泡棗兒的習俗，基本可以排除民俗這一說法。這只能是一種道聽途說，作家是把道聽途說的但在生活中確有可能發生的事情，拿來用在了作品當中。其他作家也不是沒有聽說過，或者不知道民間有這種事情，只是他們沒有把這樣的事情拿來寫在作品當中，這與作家寫作的需要和認知有關係。
那麼，在生活中，為什麼會有人喜歡吃這種陰棗呢？
在傳統的中醫文化中，大棗是用來補陽氣的，中醫認為紅棗，特別是干棗補脾陽的功能較強，而女性是在中醫文化里屬「陰」，采陰補陽自古以來就是中醫和道家養生方式中，廣為採用的一種方法，有一些民間中醫認為，用女人下體泡過的棗兒，讓男人服用後，可以滋陰補陽，所以民間才有這種用女體「泡棗兒」的做法。但這是沒有什麼科學依據的，只是一些怪僻的民間中醫，或者道家養生學說，應用陰陽互補的原理，想像出來的怪僻方法。既不科學，又不衛生，很可能還因為各種病菌對身體造成損害。在過去科學還不發達的舊時代，這種做法也只是極少數的人才會採用。任何中醫書籍中，都沒有有關這種方法取得療效的記載。
那些喜歡吃「陰棗」的人，為了追求健康和長壽，甚至為了單純的壯陽效果，便盲目地聽信傳言，採用這種不科學，不文明，且有損健康的做法。
那麼，陳忠實和賈平凹這樣的作家，為什麼會在作品裡寫這些情節？
我們知道，作家在創作時，會調動所有的素材，來進行創作。會根據情節的需要，來選取素材和安排情節。小說作品中，為了表達主題的素材是主要素材，相當於一道大菜的主料，而有時候還需要有一些與主題無關的其他素材，來調節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讀性。這樣的素材相當於做大菜時用的佐料。佐料是為了出味，但同時也是菜品的組成部分。《白鹿原》里的「泡棗兒」，《廢都》里的「泡梅李」，就是佐料，起得就是調節作品的趣味性的作用。
同時，作家寫這樣的情節，也不是完全用於「佐料」，而是另有他意。作家把生活中的這一種奇特現象，寫進作品裡，反映了一種社會和時代的側影，也反映出人物的性格和內心世界。比如田小蛾不甘做泡棗工具，偷偷把棗兒泡進尿桶，就是一種反抗，也為她後來敢於和黑娃在一起，以及後來為了報復白嘉軒而去勾引白孝文，尿了欺負她的鹿子霖一臉，這種敢做敢為的性格做出了鋪墊。在《廢都》里，泡梅李的情節，也從側面刻畫出了莊之蝶的精神墮落，迷失，信仰困惑，只沉浸在與女人的周旋和無聊遊戲中，從側面反映了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墮落。
此外，這樣的情節描寫，也反映出一種民俗或者民情，表達了一種愚昧，對反映特定的時代，起到了一定的佐證作用。
所以，這種看起來很奇特而又可笑愚昧的「女體泡藥」的情節，作家把它寫在了作品裡。
但是，無論怎樣說，陳忠實也好，賈平凹也好，多少有點獵奇的心理在裡面，並非一定要選取「泡陰棗」這樣的情節，才能反映出時代特徵或者人物的性格特徵，或者說精神面貌。
作為個人來講，我不贊成這種「獵奇」的寫法，把生活里一些看起來很奇特的個別現象，寫到作品裡去，並沒有什麼代表性或者典型意義。作家在選材的時候，完全可以有更多的選擇，不一定非要獵奇。同樣的情節，陳忠實在《白鹿原》里寫了，賈平凹也在《廢都》里寫了，可見他們都沒有擺脫獵奇的創作心理，並且產生了「撞車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家創作的嚴肅性。你聽到的故事，別人一樣也會聽到，有時候獵奇也並沒有獵到「奇」，或許還會是敗筆。
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得到更多讀者的喜愛和熱捧，且沒有遭到任何非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平凡的世界》寫得很「乾淨」，沒有這些過於奇特的低俗的「佐料」。這不是說乾淨的就是好作品，但作家在可以寫得乾淨的時候，一定要寫得乾淨，如果真的是刻畫人物或者作品內容需要，當然可以有適度的性描寫，或者與性有關的描寫。因為性是人的本性，最能從本質上反映一個人的性格與性情，最能反映一個人的本質。對待性和情的態度，往往關乎著一個人基本的做人原則，對於有一定深度的作品，涉及到人性與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無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