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好的學術環境，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一流的人才多了，水準到了一定的程度，很多事情也就水到渠成了。
北京國際數學研究中心主任田剛
撰文 | 趙亞傑
編輯 | 李曉明
「晶片砸錢不行，得砸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今年5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華為至少有700多個數學家」。
無獨有偶。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在7月聯合發布加強數學科研工作方案，開篇明義：「數學是自然科學的基礎，也是重大技術創新發展的基礎。數學實力往往影響著國家實力，幾乎所有的重大發現都與數學的發展與進步相關，數學已成為航空航天、國防安全、生物醫藥、信息、能源、海洋、人工智慧、先進位造等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
隨著中美關係的日漸緊張，中國在科技領域被卡脖子的情況也越來越多，無論是國家，還是高科技企業，都意識到了基礎研究尤其是數學的重要性。當今中國數學的發展狀況到底怎麼樣？未來又該何去何從？
近幾年，中國青年一代數學家崛起，張偉、朱歆文、許晨陽、惲之瑋，幾乎斬獲了國際上除菲爾茲獎以外的所有年輕數學家可以獲得的獎項，他們被稱為北大數學的 「黃金一代」，他們為什麼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他們的成功是否能夠複製？許晨陽在去年遠赴麻省理工學院擔任教授，臨行之前指出中國科學界還存在學風浮躁、造假得不到懲處以及對年輕人支持不夠等「三害」。如何留住這樣的頂尖人才？針對這樣的「三害」應該採取哪些舉措？
北京國際數學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田剛接受了《知識分子》「科學的擔當」專欄訪談，針對上述熱點問題，一一做出了回應。
沉下心來學數學的年輕人多了
《知識分子》：作為數學家，你能介紹一下中國的數學的基礎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發展現狀嗎？
田剛：這十幾年來，中國數學有一個非常好的發展，尤其從千人計劃和青年千人計劃實行以來，吸引了一批非常優秀的年輕人回國工作，對數學的隊伍建設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因為不管是數學還是其他學科要想提高，大家都在講評審體系的重要性，其實評審體系需要人去執行，所以最關鍵還是靠人。整個學術水平的提高，也是需要有好的人來。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隨著國家的經濟條件變好，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與學校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以及現在國家對數學的重視，當然也有媒體對數學的報道，年輕人學數學的熱情和興趣也提高了，中學階段人才的後備軍還是很不錯的。在上世紀90年代我也帶過一些學生，但是大家學了一陣可能就去華爾街了，而現在真正能沉下心來學數學的人大大增加了，所以這幾年我們確實培養了一些相當好的年輕人。整體來看的話，中國數學的發展趨勢還是非常好的。
在一定程度上，如果在三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中間比較，中國的數學人才和美國或是整個歐洲還是有一定差距，但是要是和歐洲某些國家相比，我們還是有一定優勢的，因為確實有一批優秀的年輕人，而且中國人也多。和美國相比的話，美國的優秀人才的來源更豐富也更多元，因為它把全世界優秀的人都吸引過去了，而我們目前主要的人才來源還是集中在華人或者是歸國的人才，還有靠自己培養的一部分人才。
但是我對於以後的發展還是充滿信心，主要是我們的隊伍比較好，當然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讓外人來了解我們所做的工作，再通過一定的努力可以吸引到一些國外的好的學生或是博士來中國學習、工作，以擴大我們的國際影響。就目前來看，從財力上來說，我們已經是相當好了，從經費的投入到針對博士後或是青年數學家的待遇上，與歐洲先進國家相比我們也是有競爭力的。我們的師資力量也達到了一定的水平，有一定的吸引力了。
當然，一所大學或者科研機構是否真的達到世界一流，其中一個重要的標準是看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是否願意來這裡學習，也不光考慮待遇的問題。對於博士或是博士後來說，他們需要看在這裡的經歷對他們以後的發展有沒有幫助。在這個方面上，我們的條件也是越來越好了，有一定的競爭力，所以我們數學中心今年錄取的博士後也有許多是從國外一些相當好的學校來的非華裔，二分之一左右都是國外畢業的，三分之一左右是非華裔的，所以進步還是很明顯的。
奧數競賽跟做數學研究完全是兩回事
《知識分子》：現在北大數學學院自己的人才培養情況如何，除了那些通過競賽保送的學生，有多少是主動選擇報考數學學院的？
田剛：現在北大數學學院的錄取分數線一直排在理科前列，據我所知可能是最高的。當然招生的來源一部分是保送，但是現在的名額不多，就是進入國家集訓隊的這一批人。還有一部分是通過自主招生和高考進來的。自主招生通過嚴格篩選，然後要對學生進行考察，我們會組織相應的測試包括筆試，這樣能夠更多地發掘一些數學的人才。
高考也是一種選拔人才的方式。僅從高考分數來看一定程度上還是比較難挑的，多一分少兩分的可能相差很多人，也很難看出來誰對數學真正感興趣。從實際情況來說，我們培養一個數學人才，最重要的還是看他/她是否確實對數學有興趣。很多參與數學競賽的學生後來都不做數學了，就是因為他們對於數學並沒有興趣或是興趣沒有那麼大，可能只是一次考試或幾次考試考得比較好，所以北大在學生興趣的培養方面還是比較重視的。
《知識分子》：那招進來的學生中繼續從事數學研究的有多少？
田剛：我們數學學院一般一年要招180個學生，數學專業有60人，每一屆大概有30人左右選基礎數學，好的時候像許晨陽他們那會兒可能有40人左右選，但是並不意味著他們之後會去做數學研究，但是至少到本科畢業的時候他們還是在做基礎數學研究的，念研究生也選的是基礎數學專業。如果一年可以出來一個許晨陽，或是能真正出來幾個最後留下來能夠進入到高端前沿的數學研究中的已經是很好了，當然 「黃金一代」 中最後選擇從事數學研究的是比較多一些。
選數學學科的其他方向的人相對要多一些，當然應用數學也是很重要的。前幾年的時候，基礎數學可能是宣傳不夠，在每年數學專業招生人數穩定為60的情況下，有幾年這些學生在大三最後選擇方向時，選擇基礎數學方向的人數掉到了30以下，有很多選擇了金融數學或統計等，最低的一年可能只有25人。但是之後，我們請了很多數學做得比較好的人比如劉若川他們去和學生多接觸，因為學生很多時候對於數學尤其是基礎數學不夠了解，就會覺得這個好像沒用的，所以就需要我們的老師和學生更多地接觸，讓他們對基礎數學有更多的了解。
《知識分子》：你有沒有遇到過特別天才的本科生？
田剛：有一個，現在已經畢業了，就是韋東奕（編者註：韋東奕，第49屆、第50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滿分、金牌第一名。高中就讀于山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後被保送至北京大學，為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2010級本科生），他本科的時候我沒有跟他直接接觸，但是在他研究生一二年級的時候就做出了很好的成果，他在數學技術上很強，確實是一個數學天才。對於北大具有數學天賦的學生，要給他們創造好的環境，鼓勵他們做大問題，做出好的研究成果，因為想要做出研究成果，首先需要擴寬他的視野，增強解決大問題的自信心，做出研究成果之後反過來也能增強學生的自信。學生如果老是不去做而是在那裡讀，就會產生畏懼感。
《知識分子》：我們去年採訪了美國奧賽隊的前領隊馮祖鳴老師，他覺得中國的大學教育沒有給一些 「天才少年」 一個自由發展的空間，我們也採訪了美國奧賽隊的現領隊羅博深教授，他覺得從競賽到數學研究需要有人引導。
田剛：前兩天丁肇中先生在復旦大學還說：「我幾乎認識每一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科學家，我可以負責任地說，這中間幾乎沒有一個考第一名的。」奧數跟做數學研究完全是兩回事兒。
首先，奧數是一種競賽，參與者要在短時間內答題，肯定要具有天賦，奧數的題目雖然很難，但是還是固定的，並且限制在了一定的範圍內。做研究很多時候不是很確定的，首先要找到關鍵問題所在，要了解、要琢磨，然後去尋找別人做到什麼程度等等，要做很多這種工作。
還有一個做研究和競賽很不一樣的點就是，做研究實際上是不在乎你用了多少時間的。參加競賽的話，你必須在給定的一個小時或是兩個小時內做出來，做不出來你就完了。但是做研究的時候，你想十個小時和你想十個月想出來是沒有區別的，關鍵在於你想不想得出來。
另外，競賽的時候，題目是人家給的，做研究的話，研究的方向很多都是很好的數學家自己開創的，對於一個數學研究者來說，最好是你可以開創一些方向，找到一些新的方法，所以說競賽的學生進入大學本科或是研究生就一定能成功嗎？這個是不能保證的。他們可能比別人的數學基礎好，數學功力強，但是光靠功力還是不夠的。競賽的時候是一類相對比較集中的題目，但是研究的時候很多題目可能很多人已經都研究過了，之前研究過這個題目的很多人可能都沒有你聰明，但是人家可能已經想了很長時間了，已經積累了很多東西了。所以必須要花時間，花很多時間，如果時間長了都做不出來就可能有一種挫敗感，這時候有一些競賽生或是其他的一部分學生，他們可能稍微想個一個兩個小時或是一兩天都沒想出來就放棄了。做研究需要鍥而不捨地去做，想盡一切辦法要把這個問題做出來的能力，這是競賽沒法給的，這些能力都是後面需要自己去培養的，老師在這個過程中也會起一定的作用，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鼓勵他們繼續往前走。從我的角度來講，我還是希望我們可以引導學生們去多想，我也常跟我的學生說沒關係，一個星期沒做出來，還早著呢，再多想想。
中國學生要敢於挑戰
《知識分子》：在當年，北大是如何幫助 「黃金一代」 從數學競賽轉向了數學科研？為什麼那一時期湧現出那麼多人才？
田剛：一個可能是跟老師有關係，像2000級的惲之瑋、朱歆文，他們才上大學二年級，我在給研究生開討論班的時候他們就來聽課。當時可能就是老師們很注重通過一些學術活動來引導學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那幾年錄取的學生中正好對數學比較感興趣，就像許晨陽、惲之瑋、張偉他們在競賽隊里就認識，在校的時候就一起搞學術活動，他們到了現在還經常在一起討論，他們之間也有合作。在那個時候，數學學院像丁偉岳老師就非常重視學生的發展，雖然當時的條件不像現在這麼好，但是還是儘量鼓勵學生去自己辦討論班或是學習班，讓他們自己搞一些活動，現在我們也在鼓勵這些。
《知識分子》：從「黃金一代」到現在差不多有二十年時間了，學生的變化大嗎？
田剛：我倒是沒覺得有太多的變化，當然我不能說每一屆都沒有變化。我去年帶一個研討班，有很多都是大學二年級三年級的本科生，甚至還有一年級的。北大的學生確實是很優秀，我講課先講的其實是在國外研究生一二年級的內容，很多同學確實對數學感興趣，後面很快他們就可以自己講課了，學習熱情也是很高的。我覺得北大的學生只要是有興趣，他們的數學能力還是很強的，作為老師還是希望可以引導他們思考一些問題，我辦討論班也是這個目的。這和差不多20年前的2001年和2002年許晨陽他們在的時候變化也不是很大。
《知識分子》：你曾經在美國任教多年，對比中美大學學數學的本科生，有哪些差別？
田剛：我在普林斯頓也上過課，一定程度上講北大的本科學生可能基礎更好、學得更多。當然美國的本科生也會有一兩個特別冒尖的。我覺得北大的學生，有時候自信心還需要更強一點，要敢于思考一些大問題，敢於挑戰一些難問題。中國學生學得絕對不會比別人差，美國學生有時候不一定願意學那麼多課，但是可能自己開始去想一點問題。我為什麼要辦這些學生研討班？就是希望他們，鼓勵他們，做一些研究，建立一些科研的經驗，哪怕先做得小一點。讀書重要，但是最終還要看你取得了一些什麼研究成果。中國學生的自信還是少了一些，就是想標新立異、挑戰權威的想法少一些。
我現在大概帶十個左右的博士，當然本科生如果有問題也可以來問我，我也鼓勵他們來。如果他們做本科論文的話，我可能希望他們能比較集中地讀一些內容，如果時間和精力允許，可以嘗試做一些研究。其實就像我剛剛說的本科生討論班，那些學生完全具備做一些研究工作的能力。前一段時間，我曾讓一些學生研讀一篇法國著名數學家寫的很重要的文章，這些學生講得非常清楚，我建議他們能不能把文章中的部分證明改進一下，因為現在的證明看上去好像還不是最佳，至少能夠重新想一想，也許能做得更廣一些。但是他們還是有一種畏懼感，這麼大的數學家都沒做出來，大概也不好做。也許他們課太多了，也顧不過來。
中國人特別喜歡講 「帽子」，院士戴頂帽子，之後終身受益。但是實際上我們對外國人也是看帽子的。但外國人一般是不看帽子的，不會因為你有一個什麼頭銜就一定對你怎麼樣，他們會更有自己獨特的想法。我覺得中國學生要敢於挑戰，要敢於想一些別人不敢想的東西，在這方面要加強。
數學人才「特區」是如何煉成
數學中心的各處黑、白板上都寫滿了數學公式
《知識分子》：北京國際數學研究中心是如何打造出一個數學人才的「特區」的？
田剛：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在選人上。舉個例子，我們最近在請一個美國頂尖大學的數學家，我自己花了很多時間，想了很多辦法，因為很多學校都在積極爭取他。在隊伍建設方面，我們確實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人進來之後，我們要給他們創造一個好的學術環境，讓他們集中精力做學術研究。
北大從2014年開始實行的預聘制，對於新進來的年輕老師是有一定的壓力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更能激發老師們做科研的積極性。我常和我的學生講，有壓力未必是壞事。我自己感覺有壓力的時候，常常是我最高效的時候。在前年的國際同行評估中，國際評估專家給予我們很大的肯定，我們中心有很好的學術環境，第一，是讓老師不要煩心，不要有太多的雜事，所以說我們的行政支持應該是達到了很高的水準，那麼這樣老師也可以更專心。第二就是我們這裡並不是很看重一些頭銜，雖然我們進來的大部分人還是有一定的頭銜的，比如說「青年千人」等等，我們中心的評價是看你做了什麼，學術上做了什麼。從長遠看，並不在意拿了多少「帽子」戴在頭上，實際上還是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好的工作。還有一個方面是，我們也儘量做到讓年輕人沒有後顧之憂，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他們好的待遇。
我想有了好的學術環境，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一流的人才多了，水準到了一定的程度，很多事情也就水到渠成了。這就是為什麼普林斯頓和哈佛就更容易招到人，因為大家都知道在那裡可以更好的發展。我們中心早期的時候，當時人少，為了把許晨陽和劉若川等吸引回來，我也做了很多工作。
剛開始的時候聘請這些年輕的優秀數學家是比較困難的，現在不一樣了，我們已經可以吸引到國外著名大學獲得終身教職的數學家來中心工作。就像剛剛入職的、也是「北大數學黃金一代」之一的肖梁。我想我們與美國的哈佛和MIT還是有差距的，但是我們的水平是大大提高了的，有著很強的競爭力。除了剛剛引進的肖梁，其他在美國頂尖學校拿到教職的數學家也在我們考慮引進範圍內。
《知識分子》：現在帽子的問題可以說是很嚴重，怎麼樣讓年輕人特別是有發展潛力的人，不用去一級一級地追求帽子，而忽視了做真正重要的工作，數學中心有沒有好的辦法？
田剛：我們也不能完全免俗。直接一點說，帽子現在有，今後一段時間還會有。就是因為總體來說我們學術水平還不夠高，所以很多時候在判斷一個人水平高低時還是有困難。我想這樣的問題在北大要好一些，但是北大也不是人人都能夠判斷好學術水準。我們的自信心還有待增強，好就是好，是內在的，不應是由帽子決定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我們的中心還是儘量做到不唯帽子。但是在當前的大環境下，完全不追求帽子，比如說如果數學中心一個千人都沒有，也會受到非議，可能就會有人質疑我們到底好在什麼地方……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講，我很有自信能夠評判一個人的學術水平好壞，我儘量不讓我們的年輕學者太在乎「帽子」，但是要是完全免俗也是不現實的，如果能爭取還是要爭取的，畢竟也是別人對我們工作的一種認可，但是我們能保證不會因為某個人沒拿到某個「帽子」就看低他。
目前「唯帽子」論的根源是我們判斷人才水平高低的能力還不夠。在美國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也看這些，但是並沒有這麼嚴重，這種評價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會起一定的作用的。判斷一個人才的水平高低，只看這個人有沒有得過什麼獎，或者有沒有什麼帽子，這個是有可能造成一些比較嚴重的問題的。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就是現在的年輕人要去拿帽子，不打招呼有時候就不行，這種導向對於年輕人是非常不好的。本來年輕學者是安安靜靜做學問的，如果一個明明不如他們做的好的人，拿到了「帽子」或是有一個什麼獎，待遇卻比他們好得多，那麼他們心裡也是會有不平衡的。面對這種不平衡，有的年輕人可以穩住，但是很多時候有一些人在社會壓力以及家庭壓力的重壓下頂不住的時候也會分散精力，就會影響整個的科研環境甚至社會風氣。所以說，無論是評審機制還是獎項設立，做好了肯定有正面影響，做不好負面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國家在這些方面還是需要慎重考慮的。
在這方面，我覺得應該給學校更多的自主性，我在政協開會的時候也幾次提出，一些國家級人才計劃的評審可以給學校更多的自主權，尤其是那些在人才評審、引進等方面已做得很好的學校。因為引進人才之後的待遇也是學校提供的，在學校的小範圍內可以更好地開展小同行評審，評審可能更準確也更好公正，國家只需要提供相應的政策支持就可以了。
吸引一流的人才仍然是挑戰
《知識分子》：去年許晨陽在去美國之前接受《知識分子》專訪的時候提出了中國科學界的一些問題，一是學風比較浮躁；二是學術造假得不到懲處；三是對年輕人支持不夠。你覺得他在文章里提出的這些問題在學界是否普遍？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田剛：許晨陽在國內這麼久了，對於國內學術界的觀察還是有道理的，他提出的這三個問題在目前都是有的，比如說造假這個問題。現在的一個現象就是，某一個人比較資深，他可能忙得不得了，要干許多事情，但是他下面的團隊都是年輕人在做事情，然後做出來文章的話他都要去掛個名，這種現象算是給年輕人足夠的發展機會呢？還是算是造假呢？因為這些工作都不是他做的。雖然可能經費或是資源都是他爭取的，但是用其他的方式來爭取學術上的成果，這種情況本身就是不誠實的。如果在這項成果中確實有貢獻，那麼掛名也無可厚非，如果沒有貢獻，還是儘量不要掛名。
其實也有不少年輕人找我在他們的文章上掛名，這樣發表就會容易一些，我都是不會掛名的，除非我真正有貢獻，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最起碼的要求。但是在國內就有很多比較年長的或是資深的科學家掛名的文章，其實和他們的關係不是很大。在文章上掛名就需要對這篇文章負責任，一旦出了問題之後他們就會說這不是我做的。沒爆出來問題的話，都會算作自己的成果，因為報獎的時候都會把這些報上去。以前我常講的一個例子就是，佩雷爾曼在解決龐加萊猜想的時候很多細節是沒有的，我在填補這些細節的過程中確實是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這並不是我最好也不是最引以為傲的工作，因為這些工作的原始想法並不是我的，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強調原始想法的貢獻。
我覺得最關鍵的一點還是要注重年輕人的發展，給年輕人更多的機會。年輕學者如果想要做得好的話，肯定還是想有自己獨立的見識與發展的。我們現在的這種體系還是比較強調大團隊的，當然大團隊也是需要的，但是需要看具體的學科方向，比如說天文領域就比較需要大團隊。但是並不是每一個學科都是需要的。
《知識分子》：當時許晨陽在去MIT前有和你談到離開的原因嗎？
田剛：我覺得許晨陽走我完全可以理解，畢竟給他發offer的是MIT，他之後還收到普林斯頓的offer。不過比較出人意料的就是當時MIT一下子給了三位年輕的華人數學家正教授席位，當然待遇也都非常好。我們也和許晨陽說，我們這邊給你的待遇可能沒法和MIT一樣，但我們北大給了相當好的counter-offer。
對於許晨陽，甚至每一個人來說，他想去特別好的地方去體驗一下，這不代表他以後不會回來了。出去試一試、去體會一下是不錯的，這樣的機會也是很難得的。當然，我們也積極地做了相關工作，嚴格地說許晨陽現在還沒有離開我們這裡，我們允許他on leave一段時間，但是這個也是有期限的。我和他說：「在不遠的將來你回來是沒什麼問題的，但是以後我們中心的水平提高了，那時你再想回來，我們也不一定有位置給你了。」
還有一個他們去外面的原因是我們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還沒有達到國外頂尖大學水平，畢竟我們現在還在發展中，有一些條件也不是那麼成熟。我在普林斯頓和MIT的時候，我有很多優秀的外國學生，我回來以後雖然學生數量並不少，但是很拔尖的外國學生幾乎是沒有的，在短時間內也難以改變，需要我們繼續努力。無論是學術環境還是發展機遇我們都是有差距的，都需要時間來彌補。
《知識分子》：除了華人數學家，中心有沒有引進外籍的數學家？
田剛：我們現在也在努力，但是引進外國的數學家還是比較難的，雖然我們已經有一些外籍數學家，但還是不夠的，尤其是頂尖的。相比於國外，我們現在的待遇還是比較好的，但是對於資深數學家來講，我們的待遇也沒好到可以讓他放棄之前工作生活的環境來這邊的程度，在文化上他們許多人也和我們沒有太大的關係，甚至可能會產生阻礙。所以讓他們來中國工作還是很難的，除非他們已經在那邊退休了或是有其他緣由。我覺得機會還是會有的，我們會不斷努力。
另一個方面，我們希望能引進一批好的博士後。目前我們數學中心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想要在全世界範圍內引進最頂尖的非華裔的博後還是有一定難度的。文化差異甚至是距離都會成為障礙，現在數學的中心還是在美國和歐洲。
中國數學家離菲爾茲獎還有多遠？
《知識分子》：北大數學「黃金一代」中的多位數學家在下一屆菲爾茲獎頒發時就將超過四十歲，這屆可能是他們最後的機會，你覺得中國數學家離菲爾茲獎還有多遠？
田剛：我們現在有些年輕數學家確實做出了非常突出的工作成果，至少是有可能得獎的，但是否下一次就能拿到，這很難說，畢竟還有三四年時間。就像是許晨陽、張偉、惲之瑋，還有朱歆文都做出了相當好的工作。我也知道我們現在有一些年輕人也是積極努力朝這個方向走，獲獎就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
獲獎與否也取決於很多因素，評審委員會也是來自各個國家，候選人也需要得到他們的支持，使得工作成果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現在有些年輕學者到更好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考慮這個因素，因為這樣有更多的機會得到國際認可。當然，我覺得也沒有必要太過在意這個事情，當一個人強到一定程度，便花香自有蝴蝶來了，就像佩雷爾曼那樣毫無爭議。
《知識分子》：你同時也是阿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的委員，你覺得該如何提升中國在國際科學組織中以及國際獎項評選中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田剛：我覺得這種話語權和影響力不需要刻意地去追求，關鍵是我們要有更多的傑出的數學家，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還需要有一些能夠真正參與到委員會之中的人，與其他國家的數學家能夠溝通。如果我們的國際人才儲備到一定程度，我們的學術水準也達到一定程度，自然會有很多這樣的機會。
《知識分子》：日本數學家在數學領域上也取得過不少突破，同時也有三位日本數學家獲得過菲爾茲獎，你覺得日本數學界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的關鍵是什麼？
田剛：我覺得日本現在也遇到了一定的危機，就是年輕人做數學的不如以前多了，至少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從平均意義上講，中國的這批年輕人是不弱於日本的同齡人的。
日本確實有一批數學家能夠安心地坐下來去做研究，比如說獲得菲爾茲獎的小平邦彥，他三十多歲才接觸了國外的一些理論，之後開始去做並做出來很好的結果。另一位獲得菲爾茲獎的日本數學家廣中平祐也是在日本做出的成果，但是他已經有了小平邦彥所打下的基礎。以他們為代表的日本數學家構建起了日本的代數幾何學派，之後他們所獲得的獎也都是和代數幾何相關的。例如請來的退休之後的日本著名數學家 Yujiro Kawamata，這些人都是日本從五十年代開始的代數幾何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們在西方學了一些東西，回到日本之後仍然可以安安心心地去做。當然他們與外界也有一定的交流，比如像森重文這些人也到外面去交流，但是關鍵還是他們這些人可以靜下心來做研究，也不管外界的評價，堅持去做並做出自己的特色。
日本在菲爾茲獎上的表現是一方面，其實在很多領域日本人都做出了開創性工作，比如說機率統計領域的伊藤算法。從待遇上講，日本也不是一定比我們這裡好，但是日本人可以安心專心地去做學問，他們也有自己的自信。而且日本人接受外來文化的程度更高，消化得也更好，中國在這方面的改革還是比較難一些，我們的文化根基深是有好處的，但是也可能帶來一些包袱。
數學有自身的規律
《知識分子》：邵峰老師在之前「科學的擔當」專欄發文稱「從小學到大學，我們用的自然科學教材，講授的幾乎全是西方的研究成果。」「科學探索是人類文明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人口大國，有義務而且也需要為人類文明出一份力。」你覺得從古到今的中國數學家對於人類文明最大的貢獻是什麼？
田剛：比如說我們在圓周率計算，勾股定理、二項式還有數論中都取得了很好的結果。我覺得中國數學對於世界的影響比較虧的一點就是，儘管我們確實已經有了很多數學的貢獻，也有很多好的數學結果，或是說在數學的應用方面還是相當突出的，但是我們缺乏一個系統，沒有嚴格的理論體系。在歷史上，中國的數學在很多情況下是帶有一定的功利性在裡面的，強調要有應用。
西方的數學是從古希臘開始發展的，它是追求真理、追求美，在當時都是沒有直接的功利作用的。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一開篇就定義兩個三角形在什麼情況下相等，我在中學自己看的時候就覺得這是在多此一舉，可是他一定要定義兩個東西怎麼才是相等，但是這其實是一種嚴格的邏輯推理，當然它還有系統性，所以最後的發展是非常好的。我覺得中國的科學至少是數學還是缺乏系統性的。中國其實也有很多數學的貢獻，有很多數學書，也有很多結果是相當漂亮的，但是缺乏對於數學的系統性研究，或者說不會研究一些抽象的、沒有什麼實際應用的數學。長期以來，在中國科舉制度的影響下，我們對於數學其實是不重視的，數學屬於雕蟲小技，真正要做的還是八股文這些，這對於中國科學發展進程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知識分子》：如今我們看到了國家層面很重視數學，然後一些高科技企業也在重視數學，一方面這是國家的需求，另一方面發展高科技產業需要數學支撐，你覺得從數學界或者做數學研究的角度，應該怎麼去促進數學的發展？
田剛：這對於數學界來說當然是值得高興的事情，但是也給了我們壓力。一方面我覺得數學是有自身的規律，有自己的系統，數學在很多時候並不會對應到某一個實際的問題，而一部分數學家主要研究的就是很純粹的數學。我覺得還是要繼續鼓勵這些數學家研究下去，他們在做的時候可能沒有考慮到後續的影響，但是後來可能會發現和其他一些學科和問題的聯繫，發現重大的應用。所以國家和企業還是應該根據數學系統本身的發展規律來鼓勵這些人去做數學研究。
我們數學研究者隊伍中有一部分是做應用數學的，他們和實際問題聯繫更緊，和其他學科有深度交叉，他們是我們數學研究者隊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在庫朗研究所任職的時候就存在一個問題，究竟該以一個什麼樣的標準來評價應用數學？我覺得做應用數學最終的目的還是要解決一定的實際問題，要是像做純數學的人一樣天天證明定理是不行的。應用數學是要把數學應用到別的學科，而不是數學前面加個應用就是應用數學了，要把數學真正用好，用的也許並不是最深奧的也不是最前沿的數學知識，但是要讓它們真正發揮作用，解決實際的問題，真正能做好並不比做純數學容易，因為要跨行，側重點是不同的。我們數學中心也有一些應用數學家，他們與其他學科以及企業都有合作，比如說幫開發一些軟體或是設計一些應用程式，我覺得這些都挺好，能夠幫國家和企業解決一些實際中的關鍵問題。
本文圖片除頭圖外，均由趙亞傑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