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陳彬 溫才妃 王之康 韓天琪 袁一雪 許悅
編者按
雙師型師資，既具備理論知識，又有實踐經驗，一直以來都被職教界視作職業教育最理想的師資形態之一。
截至目前，我國職業院校專任教師共133.2萬人，而雙師型師資僅有45.56萬人，尚存較大的師資缺口。誰來培養雙師型師資？長久以來，人們心中的答案都是企業或職業院校。
然而，就在不久前，《深化新時代職業教育「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改革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明確指出，支持高水平工科大學舉辦職業技術師範教育，旨在構建以職業技術師範院校為主體、產教融合的多元培養培訓格局。
這不禁讓人關注，以高水平工科大學舉辦職業技術師範教育的制度設計，培養雙師型師資的目的能否順利達成。畢竟，大學長於學術，職教長於技術，各有所長的兩種辦學應該如何嫁接在一起？
為此，本期特邀6位來自高水平工科大學、職業院校等教育界及企業界人士，共議工科院校辦師範教育話題，希望以此給未來的雙師型建設帶來一些啟示。
受訪人
丁金昌
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院長
曹毓民
蘇州職業大學校長
劉貴昌
大連理工大學化工學院教授
喻海良
中南大學機電工程學院教授
蔣國華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楊駿
亨通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人力資源管理中心總監
現狀篇
《中國科學報》：截至目前，已有37所高校開設了本科層次的職業技術師範專業，有49所高校招收碩士層次的職教師範生，職業技術師範專業的類別超過了150個。已舉辦的職業技術師範院校呈現怎樣的特點？高水平工科大學舉辦職業技術師範教育與它們相比，有哪些人才培養上的比較優勢？
楊駿：
我國已舉辦職業技術師範教育的院校、專業以及學生的培養定位都更加貼近企業，而高水平工科大學在研究層次上更高，學生更偏向研究型，理論基礎更紮實，在就業方面也會有更多選擇。
從這一點來看，兩種高校在職業技術師範教育上存在一定差別。
不過，目前，一些職業院校也在努力升級為本科院校，結合《實施方案》所提出的「支持高水平工科大學舉辦職業技術師範教育」，可以說，兩者都在向折中的方向發展，這時就要考慮一個問題，就是高水平工科大學是否能更加貼近企業，職業院校在學生的理論基礎培養方面能否有所提升。
喻海良：
高水平工科大學偏重於科研方向，職業院校則偏重於應用技術方向，但這並不意味著職業院校不需要跟蹤前沿技術發展；相反的，在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它們需要及時跟蹤、傳授最前沿技術給學生，這樣才能保證學生趕上時代的步伐，不至於被淘汰。
引領、探索前沿技術領域，恰恰是高水平工科大學的優勢所在，在培養雙師型師資時，可以補足職業院校的弱勢部分。
劉貴昌：
職業院校的教育主要著眼於學生的基本技能，主要解決企業近期的需求問題，更實用主義。
高水平工科大學舉辦職業技術師範教育更接近學科前沿，而不是簡單迎合企業和市場的需求，應該把學校最新的科研成果，或者說行業、領域發展中最前沿的知識介紹給學生，讓學生對該學科或領域的前沿技術有所了解，有利於後續培養更高層次的職業技術人員。
《中國科學報》：國外在培養職校師資上，通常採用何種方式？為什麼我國要通過舉辦職業技術師範教育的方式，補充雙師型師資的缺口？
丁金昌：
國外從事職業教育的教師，基本上都要求實際工作經歷，一般是3年以上，這是成為職教教師的前提條件，其次才是學歷要求。
以加拿大為例，要求5年及以上的實際工作經歷，不同層次的職校、不同的專業對學歷要求不一樣，可以是本科，也可以是研究生。
為製造業培養人才，是職業院校人才培養的重頭戲。工科專業需要工科教師，從這點來說，高水平工科大學辦師範專業，這條路是值得探索的。
喻海良：
在德國，培養工科院校師資的情況與我國相近。
德國工科院校的師資有相當一部分來源於企業，大多有著豐富的實踐經歷，有的還是企業高管，他們返回高校參與教學和研究工作，在解決實際問題和前瞻性研究中有著不錯的表現。
而在國外，也有高水平工科院校舉辦師範教育的案例。例如，澳大利亞的一所工科院校就開辦了幼師專業。這證明高水平工科大學開辦師範教育是可行的，只是需要開先河，踏出第一步。
在德國，職業院校和工科院校沒有太大等級上的差距。學生就業時，一般性工作在待遇上不會因為是職業院校或大學存在太大差別。
而在我國，人才培養梯隊有著不同的分工和層級，職業院校和高水平大學不論在師資隊伍還是教學培養上，仍存在較大差距，有必要通過高校、職校、企業間的共同協作和舉辦職業技術教育等方式，來提高整體教師隊伍的水平。
曹毓民：
雙師型教師的數量還是遠遠不能滿足職業教育的需要。究其原因，師資來源單一化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
大部分教師從高校到高校，有理論知識但缺乏專業技能，有的新教師剛來校時，甚至連工具機都不會開、燈泡都不敢換，更別說讓他們指導學生的專業實踐了。
對教師雙師素質和能力的培養不是「一錘子買賣」，而是分層級、分階段、持續深入的動態過程。
職業技術師範專業的開設，強調職業性（能做）、師範性（會教）和發展性（善學）「三性」統一。
教師具備的雙師素質和能力必須與人才培養的動態需求相適應。要完成這樣的師資培養任務，靠職業院校的一己之力恐怕很難完成。
由高水平工科大學承擔雙師型培養培訓工作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途徑和方式。
蔣國華：
這是我國努力實現製造強國的戰略目標，而採取的建設成千上萬的「國家工匠之師」引領的高層次人才隊伍的重要舉措。
作為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職業教育，要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各層次各類型職業教育模式，堅持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堅持工學結合、知行合一，把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執行篇
《中國科學報》：在以往的認知中，雙師型教師的培養更多依託於企業，而高水平工科大學的優勢在於學術，高水平工科大學能否真正培養職業院校所需的雙師型師資？
丁金昌：
雙師型教師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強調實踐能力。目前，學校教育最大的問題在於脫離實際，理論與實踐脫節。
無論學校怎樣強調校企合作、工學結合，學校教育始終是落後於產業發展。只有從事一線工作，才具備真正的實踐能力。
即便是高水平工科大學師範教育畢業生，表面上看按雙師型培養，實際上離真正的實踐能力的要求相去甚遠，教學能力也許能跟上，但實踐能力，尤其是專業應用能力尚存不足。
曹毓民：
職業技術師範院校和高水平工科大學辦的職業技術師範學院作為供給方，其培養對象不管是立志從事職業教育的應屆生（高中生、職校生），還是有3年以上工作經歷的社會人員，或者是職業院校的在職教師，都應緊緊圍繞職業院校師資需求，跳出學術型人才培養的固有框架，按照雙師型教師的資格標準來設置課程。
以培養教育教學能力和技術實踐能力為目標，才能更好地滿足職業院校對雙師型教師的需求。
喻海良：
如今，我國高水平工科大學針對「實踐」與「學術」的平衡問題，已經在師資隊伍上有所調整，也聘請了許多擁有豐富實踐經歷的企業一線人員、高管等，回歸校園進行教學和科研工作。
他們在符合大學的學術要求的同時，也掌握了很好的實踐技能，這對於舉辦職業教育、培養雙師型人才是有幫助的。
當然，由於職業院校人才培養模式、需求與高校存在不同，快速打通職校與高校間的通道，培養雙師型人才還需要一個探索的過程，特別是在學術和應用上需要找到平衡點。
此外，高水平工科大學舉辦職業技術師範教育需要考慮與之相配套的師資團隊、教育計劃、場地等一系列問題，因此很難一蹴而就。
蔣國華：
如果不改變觀念，不打破我國高校以知識系統教育為主的傳統模式，那麼，雙師型教師隊伍很難成型。
我國高教規模2002年實現了大眾化，今年又提前一年跨入了普及化。因此，我們不能再以「精英化」階段的眼光看待高校教育，而是要從思想上首先進入普及化。
從國際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轉型成功的多樣性方面看，都是以學校辦學自主權的充分與保障為前提的。否則，只能是「千校一面，千人一面」。
楊駿：
我們也會接觸工科院校的師生，比如有些工科院校教師會到企業掛職，主要從事研發工作，他們會結合產業特點帶來項目。
雖然雙師型教師多是依託企業來培養，但高水平工科大學也有足夠的實力來培養人才。
現在很多大學都是直面企業需求、以市場為導向來培養學生，這跟職業院校所需的雙師型師資有異曲同工之處。
《中國科學報》：《實施方案》提出，自2020年起，除了雙師型職業技術師範專業畢業生外，基本不再從未具備3年以上行業企業工作經歷的應屆畢業生中招聘。就培養應屆生人才而言，高水平工科大學辦的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將有幾種可能的育人模式？
丁金昌：
高水平工科大學辦師範教育要避免主次顛倒，否則人才培養的質量就無法保證。一名教師的基本知識、基本能力、綜合能力、創新能力，不經過數年系統的專業教育是無法培養出來的。
教師的崗位能力培養通過學習教育學、心理學、教材教法以及師範基本技能的訓練等可以滿足要求。國外的經驗、崗位能力的培訓半年即可完成。
眼下，就學科教育而言，多數師範院校也不如綜合性大學。一個佐證是中小學教師不完全招收師範院校畢業生，而是希望招收綜合性大學的畢業生，因為後者後勁更強。
最理想的職校師資，前提是有企業實際工作經歷背景，其次是學歷的基本要求，再次是教師崗位能力，具備這三方面能力的雙師型教師是有質量保障的。
蔣國華：
目前多數高校的教育教學過程應該朝著「三三制」的方向：知識系統課程可以大大削減，壓縮到總課程比重的1/3左右，另有1/3的課程則是帶領學生在企業環境中完成，所謂「企業環境」，可以是真正的社會企業，也可以由學校自設企業環境。
最後的1/3，可以效仿德國的「雙元制」經驗，高校學生真正走進對口或感興趣的工廠進行頂崗頂班的實習和勞動。
劉貴昌：
高水平工科大學辦職業技術師範學院一定要實現工科教育、師範教育、企業實踐的有機融合，這是培養雙師型人才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
過去高水平工科大學的學生所做的傳統實驗大多屬於驗證性實驗，學生學到的知識不會用。
如果能將老師最新的研究成果與學生的專業實驗結合起來，這樣的教學是「有血有肉」的。
簡單說，就是我們教的東西要「有用」，學生學的知識要「會用」，而不是停留在卷面分數上。這對於高水平雙師型人才的培養是很好的舉措。
制度篇
《中國科學報》：高水平工科大學開辦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尚屬於新現象，能否吸引到有志於從事職教的學子報考？能否吸引到職校準師資選擇高水平工科大學職業技術師範學院進修培訓？
丁金昌：
檢驗學校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標準之一是就業。若符合市場要求、就業情況良好，職業院校就能夠吸引學生報考。
反之，就業情況不佳，社會不認可，自然會被市場淘汰。
目前無論是四年本科教育，還是研究生教育，工科類師範教育所培養的師資水平、能力，就高職而言還是不夠的。
目前高水平工科大學所培養的本科層次師範人才，主要還是滿足中職師資的需求。因中職師資對專業技能、師範技能的要求，相對高職而言並沒有那麼高。
高職屬於大專層次的院校，在用人要求上更傾向於高水平綜合大學碩士、工科博士，尤其是高水平大學應用型專業的研究生。
喻海良：
吸引學子報考，首先要建立起完整的配套教育體系、師資隊伍。除了培養從零報考的學子外，也應該注重已有師資的培養。
職業院校應該釐清師資隊伍的不足之處，「對症下藥」，派遣教師前往高校學習充電，同時做好教師學習期間的生活、工作等方面的保障工作，減輕進修學習教師的壓力，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
企業應該在定向生的培養上開通更多的路徑和模式，加大與高水平工科大學、職業院校的互動，在師資培養中給予一定的人力、物力的支持，要更具前瞻性眼光，考慮長遠利益。
劉貴昌：
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不能簡單寄希望於招生宣傳說一說，匹配政策要跟上。
在政策導向上，應該讓有志於從事職教的學子享受同等發展的機會，無論是受教育階段還是將來執教職業技術院校階段，這樣才會有更多的學生願意報考。
如果我們只是想到吸引學生報考，等學生走向社會以後，發現待遇、發展機會等的明顯差別，對該項事業的後續發展是不利的。
楊駿：
如果是師範院校開辦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在吸引學生報考方面問題不大，因為師範院校培養的學生有不少會在畢業後走上教師崗位，從事教書育人工作。
但高水平工科大學能否吸引到有志於從事職教的學子報考就不好說了。
我擔心的是，高水平工科大學成立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在招生上是否也會跟學校的其他學院有所差異？
畢竟，大多數家長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學術發展之路，讀完本科再讀碩士、博士。
《中國科學報》：就成立職業技術師範學院一事，您期待在政策層面上，提供哪些保障？
曹毓民：
根據《實施方案》規定，從2020年起，雙師型職業技術師範專業畢業生成為高職院校師資的主要來源。
但吸納具有豐富行業企業工作經歷的人員和引進特殊高技能人才，也是高職院校不可或缺的師資來源渠道。
不可忽視的是，目前高職院校教師社會地位和薪資收入均不具備相對優勢，高職院校新教師的招聘工作，特別是諸如計算機技術及應用、機電一體化、機械製造等工科專業新教師的招聘工作面臨巨大挑戰，需要在制度層面給予關注。
蔣國華：
德國的經驗表明，所謂產學研一體化和學校與企業合作關係，其成功與可持續的主要矛盾，既不在學校，也不在企業，而在政府、在國家政策，即國家的制度環境。
所以，若要實現產學研一體化，歸根到底，還需要國家法律和政策的保障。
而且在國家層面上，平衡技術型人才與知識型人才間的收入也不可忽視。一個人就業的終身收入可以有差別，但又可以接受，決不可懸殊到讓人望而生畏，乃至憤怒。
惟其如此，才不會出現學生在專業選擇和擇業時的社會性歧視，才能吸引更多人自覺自愿地選擇技術型成才的道路。
楊駿：
《實施方案》只是一個指導性意見，對於有意開辦職業技術師範學院的高水平工科大學，教育管理部門還需出台更具體的細化方案，以及予以相關政策支持，比如資金支持、放寬人才引進政策等。
高水平工科大學首先要充分理解雙師型師資，進而正確定位職業技術師範學院的建設方向，在建設初期，高水平工科大學的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和職業院校的差異化定位尤為重要，否則建設成同一種管理模式、同一種發展類型，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本版稿件由記者陳彬、溫才妃、王之康、韓天琪、袁一雪 見習記者許悅採訪整理
《中國科學報》 (2019-10-30 第1版 要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