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貝貝

救亡圖存是近代中國尤其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改革和革命構成幾代國人救亡圖存的兩條主要線索。不論改革還是革命，都是以救亡圖存為終途，就此而言，改革與革命實謂殊途同歸。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脈絡中，啟蒙正是救亡圖存的思想鋪墊，不論改革還是革命都不可能是蒙昧的產兒。然而，改革與革命這一啟蒙的孿生子，志雖同，卻因道不合，最終只能分道揚鑣，漸行漸遠。問題與主義之爭便是此種意象之呈現。

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發表後，藍公武在《國民公報》上發表《問題與主義》的商榷文章，從哲學角度對胡適的觀點進行商榷，對「主義」做出了高度的認知和評價：（1）高談主義是為了主動揭示問題，以便解決問題；（2）主義永遠是好的，危險的是實行方法，主義信仰者愈多，愈有助於共同解決根本問題；（3）主義是方法的標準、尺度和核心，是發現問題、改革社會的必需。

在這篇從哲學角度的商榷文章中，藍公武對「主義」的功能性期待不可謂不高，將其視為解決問題方法的指導標準和尺度。正因為主義的強大功能性，藍公武得出與胡適相反的結論：不僅要宣揚主義，而且主義是具體解決問題的前提。這種以主義為指導的思想，本身就反映出胡適所揭示出的「主義」熱。然而，任何功能強大的「主義」都恰恰與不受主義約束的自由主義思想相乖悖。

就自由主義的特性而言，自由主義本身既是包融又是排斥其他主義的。胡適不相信絕對真理和終極真理，只相信經驗的價值，正因此，任何非自由主義的其他主義者都不會接受胡適的主義。即便是新文化運動場上同一陣營上的好友。

李大釗以公開信件的形式同樣與胡適就「主義」問題做了《再論問題與主義》商榷，胡適將李文編髮在8月17日的《每周評論》上。在這篇4100餘字的商榷信中，李大釗並不否認胡適試驗與實踐的實際意義，並認同主義的工具性，然後從四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肯定主義的正面意義，問題與主義交相為用，並行不悖，共同的主義是衡量社會問題的尺度和工具；（2）對問題與主義並重，以主義為基準開展實際行動；（3）普及主義，使大多數人以之為工具，解決具體問題；（4）重點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解決是根本解決和階級鬥爭學說。

相較之下，李大釗是相信可以做到畢其功於一役的。首先，他相信並認定有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途，即馬克思主義；其次，李大釗倡議對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與普及，使大多數人以之為工具。李大釗認為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需要兩個過程：（1）由主義而問題：也就是從問題本身的意義和理論上找到科學合理的依據，說服他人，引起他們的重視與思考；（2）由問題而主義：通過對問題的解決而總結深化對主義的認識、把握和理解。也即是說，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能夠一個一個的解決具體問題。事實上，李大釗把「主義」視為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前提和基礎。由此觀之，「主義」是置於「問題」之前之上的。

胡適決心就問題與主義問題展開充分的討論，他並不反對學術和學理上的爭鳴，甚至鼓勵各種主義、思潮和學說的引進和交流，《每周評論》作為胡適與李大釗關於問題與主義討論的平台，在不久又刊登胡適的《三論問題與主義》，並寫好《四論問題與主義》一文在《每周評論》上排版，卻遭到北洋政府的查禁。問題與主義的討論也就偃旗息鼓。

事實上，在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中，陳獨秀同樣認為問題與主義不僅無根本分歧，甚至還相互補充和不可或缺。空談主義，而不尋求一點一滴的改造社會弊病，實際上是懶惰的心理的表現。企圖用一種主義求得社會的根本改造，不僅不可能，還會有害於社會的改造和進步。雙方基本的不同即在是否存在包治百病的良藥。

在這短暫的「問題與主義」討論中，胡適的「主義」並無明定的指向性，他鼓勵研究各種主義，在於以多種學理作為研究並解決中國問題的材料和依據，而不是以某種特定的主義作為包治中國社會百病的良藥。而李大釗的「主義」則明確地指向馬克思主義，並認為是尋求根本解決的良藥。這才是問題與主義之爭的分歧根源。

漸行漸遠

「人」是新文化運動首先要「解放」的對象。新文化運動既要實現「人」的啟蒙和解放，又想通過對人的啟蒙和解放實現國家和民族的復興。但在政治主張上，胡適與陳獨秀、李大釗卻有明顯的不同。在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上，能否根本解決？或者說，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是需要一個一個地一點一滴地改良，還是能夠通過革命的手段徹底地根本地解決？

顯然，胡適提出從政治上徹底推翻、徹底解決是不可能的，唯有通過教育和啟蒙，對中國社會逐步地改良，一步一步地改善，才能最終獲得徹底地解決。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成為此後胡適與陳獨秀、李大釗分道揚鑣的根本原因。陳獨秀、李大釗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後，主張用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再運用政權的力量實現民主和自由。

這是李大釗與胡適觀點的不同之處。正是在此後，胡適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漸行漸遠。陳獨秀和李大釗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開始籌建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正是在五四運動和思潮的影響下應運而生。從此，中國的道路選擇和歷史走向愈來愈涇渭分明。此後，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紮根，並形成了自己堅強的組織隊伍，漸漸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流和軌跡。

歷史頗為詭異的是，提倡「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胡適，其本身自由主義理念卻在對實際問題的研究和解決中並無顯著的成就可陳，自由主義者本身卻成為偏於紙上空談、無助於實際問題解決的「抽象名詞」了。

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追求涵蓋終極真理和絕對真理的主義，堅定地走向馬克思主義，走向了以胡適為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的反面。自由主義者本身成為自由主義的掘墓人，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弔詭現象。自由主義的分化以及對問題與主義的認知，預示著同盟關係終歸會破裂，這一結局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知識階層。問題與主義之爭是認知如何實現民主和科學的兩種思路，集中體現了新文化同仁的價值和信仰不同。一部分新青年走進書齋，開始研究問題，逐漸退出舞台中央，另一部分新青年，他走向田野，與人民走到一起，成為早期的社會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