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開場的三處構圖其實就是整部電影的主題思想。

上山種地，站在山頂望向遠方，下山回家，描繪的是人生軌跡。

生於農村的人，與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但總有人不甘心被困在鄉土，嚮往著不同的生活，有著更遠大的抱負。

於是選擇下山，到廣闊天地，求一番作為，但下山後的選擇是否是對的，只能用一生去解答。

在攝影上，吳天明多用遠景，畫面中的地平線較高，攝影機貼近土地。

以此來突顯土地的主體地位，並且有向土地發問的觀感，皇天不公，后土不語，那麼人究竟該不該離開土地？

這也是吳天明改變過去電影以故事為主的戲劇結構的一種大膽嘗試，變換表現手法，借景抒情、托物言志。

同時輸出哲學概念，在城鄉差別越來越大，城市、鄉村觀念產生碰撞的時候，人與社會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

從這方面來看，《人生》在中國影史的地位跟《黃土地》有的一拼，都革新了中國電影敘事語言。

但《人生》的拍攝要比《黃土地》略早一點，《人生》已經開拍了，《黃土地》才剛剛籌備拍攝，選拔演員。

可見吳天明真的被低估了，他的厲害之處不僅僅是慧眼識珠，力捧第五代導演中的張藝謀、陳凱歌、黃建新等人，自己身為第四代導演也具有非凡的才華。

小說的結尾，高加林回到了生他養他的那片土地。

鄉親們並沒有因他灰頭土臉而笑話，反而給他各種安慰，高加林無以回報，只是掏出紙煙，給大家一人散了一根。

而後遇到德順爺爺，痛心他因虛榮丟了一塊金子，並告訴他，「巧珍得知他回來了就去央求姐姐的公公高明樓讓你再去教書。」

高加林聽後一下子撲倒在德順老漢的腳下，雙手抓著兩把黃土，沉痛地呻吟著，喊叫了一聲，「我的親人吶。」

但在電影的結尾，吳天明刪掉了小孩的歌謠，鄉親們的安慰，以及德順老漢點題的說教。

高加林走在回村的路上，到了大馬河橋停了一下，鏡頭先將高家村的山山水水掃了一圈，後給到高加林的表情特寫，滿是痛心和懊惱。

最後一個大遠景，高加林繼續向村裡走去，影片到此，戛然而止。

這種留白沒有小說講得透，但不給答案的開放式結局將主動權交到了觀眾手上，讓觀眾從中思考，得到的不再是拿來主義，而是人生關於抉擇的寶貴經驗。

當然，想要徹底理解《人生》，必須先了解小說和電影的時代背景。

80年代，中國戶籍制度將公民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造成了城市、鄉村景觀的差異。

並在各種舉措上主觀強化這種差異，導致城市和農村在生存方式、文化汲取、思想觀念方面的鴻溝愈發加大。

這種鴻溝也讓對立出現。

在農村長大的知識分子不想被土地拴住，在城市生活的普通百姓不想被達官貴人壓著。

於是對身份的認同，對跨越階級的渴望便會在一個人身上萌芽，高加林便是這樣的一個矛盾結合體。

他是村子裡為數不多的高中畢業生，起先在村裡教書。

但大隊書記高明樓的兒子回來後頂替了他的位置，讓他從一位體面的老師變成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

知識分子總是帶著一股傲氣的，高加林對於自己農民的身份深惡痛絕，看不起鄉疙瘩的大字不識一個，一心想走出去。

這種對養育他的土地缺乏認同感的心理，讓高加林即使跟劉巧珍在一起也不會長久，一有機會，他還是會選擇拋棄劉巧珍。

當機會真的來臨，高加林確實不再喜歡劉巧珍，轉而選擇黃亞萍。

在農村時，高加林別無他法，還可以忍受每天張家長李家短，可到了城裡，對談都是文學與詩歌，自然就容不下下里巴人。

他根上是農民，但他打心眼裡將自己的身份定義為城裡人，現實與理想的差距讓他抓住一切可以跨越階級的機遇，哪怕不近人情，罵他貪慕虛榮都在所不惜。

但他一介平民終究鬥不過城裡達官貴人的心機，一招公報私仇就讓他跌落到谷底，再次回到農村。

這一次，在城裡，沒他棲身之地，再不心甘情願也必須得走，在農村，他覺得在土地里刨食丟人，又不想回去。

一來二去，什麼也沒得到，巧珍嫁做人婦，黃亞萍在大城市不可能愛他一輩子，走時有巧珍送，回來時孤零零。

幸好這一趟大起大落令他明白了鄉土的意義。

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其實后土並非不言不語，它只是包容你的所有，用沉默代替回答。

你離開，它不怨怪，你回來，它不嫌棄，只要你對故土仍有眷戀，它依舊熱烈歡迎，什麼看不上，覺得丟人，它都不記在心上。

當高加林真正認識到這一點，也算對他對不住真情的一種彌補。

家鄉的這山，這水，這土地，養活了一代又一代人，沒有這土地，世界上就什麼也不會有，對自己的根不認同等於一片浮萍，一直飄著，到不了岸。

換句話說，一個人應該有理想，也應該有幻想，但千萬不能拋開現實生活，追求不可得的空中樓閣，因為人生的基石是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