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榜單發布！剛剛，合肥超了深圳

從圖表上可以非常直觀地看出，中國和美國，就是當今全球科研領域的2個「超級大國」。

體現在城市層面，就是中國城市的科研地位同樣高歌猛進。

榜單公布的200座城市中，中國32座入選，只有太原的位次出現了下滑。

在前10中，大部分城市突飛猛進，只有2座中國城市的座次沒有變動。

首先是北京，自2018年開始評選其一直是全球科研第一城，位置無可變動，但領先第2名紐約都市圈的優勢在拉大。

其次是上海，去年連續超越波士頓都市圈和舊金山灣區，從第5升至第3，今年沒能延續這種勢頭。

不過在榜單前列，本身每前進1名都很困難，而且從貢獻額來看，上海和紐約都市圈的分值差距已經從253分縮小到5分。

按照目前的趨勢，中國城市應該能霸占明年榜單前2名了。

之後的南京從第8升至第6，廣州從第10升至第8，武漢躋身第10，全球前10強里中國城市已經占了半壁江山。

中國另外有5個城市躋身全球前20強，合肥從16升至13，杭州從19升至16位，天津從20升至18位，深圳從28升至19，西安從29升至20位。

這意味著在全球科研城市前20里，中國同樣占據半壁江山。

再加上香港(21名)、成都(24名)、長沙(30名)、重慶(31名)、濟南(32名)、重慶(36名)、大連(37名)、廈門(38名)、蘇州(40名)、青島(43名)、福州(45名)，前50里有21座中國城市，比2018年的10座翻了1番。

而大多數中國以外的主要城市，包括東京、巴黎和倫敦等，去年排名都在下滑，唯一的例外是首爾上升了2名。

科技創新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基礎和推動力量。在科技領域不斷發展和普及的今天，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否贏得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競爭優勢，即取決於它在科技創新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前不久最高領導人在黑龍江考察時就曾強調，要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

這份榜單無疑釋放了一個良好的信號。

另外，「大陸為什麼出不了諾貝爾獎」的話題常年流行於社交媒體。

從數據上看，全球諾獎得主取得諾獎研究成果的平均年齡是37.1歲，而獲獎時平均年齡是59歲，從出成果到得獎平均等待22年。

以日本為例，21世紀以來「年均1個諾獎」背後的成果基本都產自上世紀70、80年代。

無論是科研投入比例還是科研產出增速，中國目前都接近當時日本的情況。

或許到世紀中葉，我們也能看到大陸科學領域諾貝爾獎井噴，為社會主義中級階段獻禮。

2

對外集體高歌猛進，而在單獨比較國內的科研格局時，卻能看見一些有意思的現象。

理論上，科研需要大量資金和設施，經濟是科研的根本，然而在國內城市之間，卻出現了經濟地位和科研實力錯位的情況。

比如，GDP只有廣州60%不到的南京，在科研城市榜單上排在第6——比廣州高2名。

反差更強烈的是，GDP 3.24萬億、作為中國經濟第三城的深圳，全球科研城市排名只排到第19，不僅落後於廣州、南京、杭州，連經濟規模只有其40%不到的合肥都不如。

這當然不是因為深圳不願意向科研砸錢。

由於2022年的詳細數據還未公布完全，以2021年數據來看，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1682.15億元，排名全國第3，以占GDP比重來算研發強度的話，深圳更是以5.81%的比例排在全國第2。

相較而言，合肥401.7億的研發投入在深圳面前完全排不上號。

儘管如此，後者的科研產出依然落後於前者。

這背後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自然指數」評選的基本單位是機構，也就是政府機構、大學、企業等，通過匯總各地科研機構的貢獻值來確定城市分數。而在國內，科研的核心力量還是大學，深圳在這方面吃了大虧。

在之前的文章《中國人才戰爭最慘地區：三座「萬億城市」湊不出一所985》中我們提到過，當前中國的大學分布，和經濟格局存在嚴重的錯配。

原因是，中國當前的高校格局，主要是由計劃經濟時期的大區制改革、2次院系調整和三線建設塑造的，服務的是計劃經濟下的工業建設任務。

所以北京、上海、武漢、重慶、西安、瀋陽這6座原來大區的首府城市，成都、西安和河北、安徽、湖北等省份的三線建設重點城市，虹吸了全國絕大部分優質教育資源，形成了以北京、上海以及內陸的重點城市為核心的高等教育格局。

這顯然和改革開放之後沿海地區「先富」的經濟格局產生了巨大衝突。

至今為止，深圳只有8所本專科高校，211和985高校1所都沒有。

欠缺科研載體，當然不可能產出科研成果。

雖然深圳近年來大力「補課」，通過聯合辦學、建研究生院等方式以「一年一所」的速度瘋狂建大學，但是招募人才團隊、建設科研設備、集聚配套企業資源都需要時間，效果要過幾年才會顯現。

而合肥不僅有3所211高校、1所985高校，其中的中科大恰好還是中國最頂級的科研機構，對自然指數貢獻僅次於中科院，在高校里高居第1，給合肥拉了不少分。

近幾年，合肥因為押注京東方、長鑫存儲、蔚來汽車等成功案例，被戲稱為國內「最強風投」。

如今看來，合肥最偉大的投資，就是在60年代主動接盤了被3個省份拒絕的中科大，並且在之後的「回京潮」中拚命把中科大留了下來。

3

比起「發達的深圳科研不如落後的合肥」，這個問題反過來看似乎更有意思。

儘管深圳科研實力比合肥、南京差得多，但並不影響過去幾十年深圳經濟以遠高於其他城市的速度狂奔。

哪怕是在技術壁壘更高的新興領域，深圳也更能拿的出成果。在工信部公布的45個國家先進位造業集群名單中，和深圳有關的就有4個，全國最多。

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城市的，也是國家的。

儘管中國科研論文數量日漸追及美國，但在醫藥領域，率先發明新冠mRNA疫苗的依然是輝瑞;在航天領域，最先走通可回收火箭和衛星網際網路的依然是SpaceX;在AI領域，引爆通用大模型熱潮的依然是OpenAI。

在高校科研成果轉化成市場競爭力，再轉化成GDP、就業崗位和居民收入的效率上，不同地區有巨大差距。

國內專利轉化途徑主要是通過專利出售和專利許可2個渠道。

根據教育部發布的《2022年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彙編》，去年全國高校累計獲得發明專利授權144429項，專利出售數量16015項，將出售數除以專利總數得到比率約為11%。

高校專利許可的數據沒有在文中統計，但參考其他渠道的過往數據，高校專利出售和專利許可數量之比約為5:1，綜合推算中國高校專利轉化率為13%左右。

而在美國，2017年史丹福大學對過去47年專利許可數據盤點顯示，被成功商業化的美國專利比例，隨著時間推移數據在穩步提高，2000年後基本穩定並整體趨於50%。

不過，由於專利轉化形式不同，美國科研成果轉化率實際上更高。

美國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AUTM2017調查數據顯示，2017年全美大學的獲得發明專利數為7495項，專利許可數量為7789項，按照專利轉化個數除以專利總數計算的「成果轉化率」超過100%。

這揭示了中國科研體制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說商業化程度不足帶來的科研「灌水」問題。

2022年，美國高校實用專利(utility patent，審查標準和審查程序類似國內的發明專利)授權數量第1的加州大學，3個校區共投入44億美元(約合313億人民幣)研發經費，獲得了570項實用專利授權。

而中國高校發明專利授權數量第1的浙江大學，官方公布的科學技術支出為2.6億人民幣，如果把152億教育支出也算進來，總的科研經費為155億人民幣不到，最終獲得了2830件發明專利授權。

這還只是已經轉化成專利的成果，在原始科研論文層面，「灌水」的情況更是嚴重。在很難通過科研產出獲利的情況下，大部分高校科研人員的目標只能是通過刷論文來爭取職稱和項目，或者是為未來的求職簡歷增加含金量。

又比如前面提到美國專利成果的轉化率超過100%，是因為美國法律規定大學只能使用專利許可(大學依然保留專利權)而不是專利轉讓來進行技術轉化，1個專利可以許可多家企業，從中獲利。

而在國內，校企之間以企業更為強勢，高校以專利轉讓為主。1項專利轉化成功只能屬於1個合同、1個受讓方，可能幾個專利包含在1個技術轉讓合同，而無法將專利重複出售給不同企業。

在科創體制改革方面，深圳向來是國內走得最快的城市，1998年《關於進一步推動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發展的若干規定》里的22項舉措成為此後諸多城市效仿的模板。

近幾年，深圳又發布了《深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條例》和《深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條例》，提出了對高校「放權鬆綁」、調整科研成果歸屬等舉措了，繼續引領全國科研發展。

目前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階段，深圳的產業鏈已基本成型，通過科研投入保證技術先進性，成為新階段的發展目標。

為此，深圳從立法保障、引導基金等方面著手，構建綜合配套法治保障體系，推進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鍊、人才鏈「四鏈」深度融合，實施高新區發展專項計劃，將龍頭企業鏈主作為推動產業集群高質量發展的牽引，鼓勵校企聯合設立各類研發實體，不斷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助力深圳打造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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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12城研發投入經費超500億： 三城超千億，蘇州領跑第二梯隊 | 第一財經日報

【2】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管理生態建難點分析及應對 | 知乎

【3】深圳搭建成果轉化政策、市場、生態體系，科研機構技術轉移轉化駛上快車道 | 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