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祥
「小么小兒郎，背著那書包進學堂……」只要聽到《讀書郎》這首歌，我就情不自禁想到自己兒時背過的三種書包，心裡翻江倒海、五味雜陳。
我的第一個書包，不是肩背著的，而是用胳肢窩夾著的。八歲，上一年級。上學前一天，書包還沒有著落，母親說沒錢買，叫父親趕緊想法子。父親一聲不吭，蹲在門檻上抽悶煙。半晌，父親從廁所閣棚上，翻出來一個「六六六」粉空口袋，一股怪味，直嗆人鼻孔。這是一種黃色的油皮紙，表層塗有防潮膠水，比其他紙袋結實耐用。父親長滿老繭的手，拎起紙藥袋，高高舉過頭頂，一下，又一下，使勁朝門前的石磙上摜，沾在上面看不見的藥粉，像霧一樣瀰漫，嗆得父親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終於，油皮紙袋摜乾淨了。父親拿回屋內，剔除了曾經裝藥的內膽，選了口袋中間夾層紙，用剪刀裁了數片長方形，一層一層，用粥米湯粘起三層厚，再三疊二折。父親像變魔術，二支煙功夫，就做好了一隻長方形口袋，沒有拉鏈，沒有包帶，簡簡單單，但不免有幾分寒酸。這，就成了我上學的第一個紙書包。
在學校，雖說也有與我一樣背紙書包的同學，但屈指可數。多數同學背的書包，舊歸舊，丑歸丑，起碼是正規的布書包。看到人家神氣十足的樣子，我羨慕，我嫉妒。
人有臉，樹有皮。漸漸地，我開始嫌紙書包太土，就在母親跟前又哭又鬧，不願背這丟人現眼的紙書包。母親總是不耐煩地說：「沒錢，沒錢。書包，能放書就行，將就些吧。」可我並不知母親的難處，依舊任性耍賴，動不動要她換書包。有次，一向溫和的母親，被我要書包要急了，居然拿鞋底打了我一頓。後來才聽說，兩個哥哥因學費拖了半年，學校追要，把母親喊去學校訓了半天，當時她正在氣頭上。
也許，後悔不該打我；也許，被我糾纏夠了。到我上五年級時，一個冬天的晚上，母親悄悄將父親一件補丁摞補丁的舊青布褂子，用剪刀剪了，挑幾片補丁少些的布，照著煤油燈，一針一線，做了一個書包。我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書包角有塊補丁，書包背面也有二塊小補丁。書包帶也是布條接布條用線絎的。書包正中間，手巧的母親用紅布縫了一個不標準的五角星。我背上布書包那一刻，甭提多高興。
我讀高一，正逢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家包了五畝地。雖說父母親沒以前苦了，但掙的錢卻比原來多。當年，不但還去了八百多元陳年債務，還余了幾百塊錢。
春節前，母親上馬莊趕集，不聲不響地替我買回了一隻三塊多錢的黃帆布書包，跟軍人背的那種一模一樣，老漂亮了。雖是仿製品，可那是我朝思暮想、夢寐以求的寶貝疙瘩。我左看右瞧新書包，一下明白了：不是父母小氣，更不是不疼愛我，原來是腰裡無銅、沒法逞雄啊！
我的書包，從紙書包、布書包再到帆布書包，酸甜苦辣，滋味全有。不得不承認，我們那一代人，書包背得好沉、好沉。
如今，孩子們背的書包，單式樣就有很多種，書包品牌更是林林總總。眨眼之間，做夢也想不到，同為書包，今昔卻是天壤之別。今天，趕上了好時代的孩子們真是幸福無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