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若棟
相識張新泉先生很晚。某個春天，我通過一部《星星》詩刊書系的親簽文本，才算是與他有了聯繫。而相識先生詩歌文字卻很早，多年前案頭堆積著厚卷的集子，在朦朧夢幻、莽漢糙實、譯詩跳躍中，我稱先生的作品是最為質樸和堅韌的。那抒情的撇捺把汗水和淚水揮灑得涇渭分明，所有修辭的轉身都必有著平凡和動人。
從「一把好刀」的鍛造，到悠悠歲月「事到如今」，他是一個筆有分寸、才思寬廣的詩人。在所有相熟的名家前輩里，當一首作品在宏大潮湧中篤定而清晰，幾乎毫不猶豫地會令我想起張新泉的名字。
成為自己的吟唱和塑造百姓的歌喉，這兩者從來不相違背，甚至無與倫比地契合。張先生正是如此。他是孤獨的多面體卻又充當著樂觀主義的旌旗，在社會和時代的大潮變換里，他和他的詩歌都有血有肉、骨骼俱全，甚至風骨屹立。
「這粒豆子，亮在/歷史的黑土下/翻史書的人/才不會感到太冷」（《一燈如豆》）。諸如此類，在繁多現實體驗的直接入詩時，往往周遭俱難，向前一步是過火爛俗，向後一寸則意猶未盡詞不達意，向左或向右的挪移，反倒是容易跌入過分揶揄、調侃的陷阱，把底線上的必要的嚴肅給磨削掉了。「在墓地打盹/約等於，為長眠熱身」。於是，龐大的創作群體為解決這一困擾，苦修內功、調和用句，為靈感抓破了腦勺。張先生則在這兩首小短詩的截句里，並不招搖地透露了一覓即中的訣竅。
在《為親切塑像》的末尾，他如此寫道：「如果力不從心/請你們接替著我/從夜到夜，從淚光到淚光」。從宏大的敘事到細密的抒情，詩人筆下的痕跡毫無保留地折射著曾蹚過的道路。面朝詩歌，我在充當一個創作者時，往往與特朗斯特羅姆的視角類似，非常重視具體經驗和經歷，遣詞或意象的排布都基本上以第一體驗為先，爾後才輔之即興或半虛擬的構造物、情感。在張先生的文字中，這份對真切的追逐仿佛又更豐滿了一步。
寫作是為了展露什麼？這既是作者心懷的疑問，又是對讀者高懸的思想玻璃。在張先生這裡，答案的呈現方式良多，渴望清雅、理順傷疤、整備記憶、追溯歷史，乃至於把握良知。「向民間的事物俯首/親近並珍惜他們/我的詩啊/你要終身/與之為伍」，來自《民間故事》一詩的結尾段，將作家對自我、對個人書寫要求和冀望鋪灑而出，純粹的情懷一覽無餘。
張先生是謙遜之人，同時不乏低調自謙之詩。《頭銜》中，他主動摘掉頭銜，一連串的官名或職務稱謂霎時拋卻九天外，惟以虔誠赤忱之心去待人接物、寫盡炊煙和山脊，讓它們共雕樑畫棟熠熠生輝。「上台就免了/我習慣坐在下面/保證勤奮鼓掌/一定把盅里的茶水/喝乾」「我說退休時/衣帽底褲都交了/只剩一個光身子/總不能自封/肝腎委主任，或者/虎背熊腰協會會員」。
在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晚熟》中，有這樣一句開頭：「遲至近九十歲那年/一扇門才在體內打開，我進入/清晨的明澈」，遙隔太平洋、時差幾本年曆，詩中所謂的「明澈」具體為何物，其中的內里畫面仿佛在張先生的另一篇詩歌末尾掀開輿圖：「——浮雲之上，麗日之下/那些鳴著號角的/悲壯遷徙，和/自信高邁的孤旅」。
米沃什落筆時年近九旬，此刻的張先生亦是輕舟駛過了80歲的門階。文學中，偉大靈魂間一定存在著某種同律的片刻，或虛空里執子之手的交遞。張先生的墨水在彌足悠遠的穿插外，還頻頻扭頭，種種深情獻給那些堅韌的文字、不羈的文字，和深刻苦難與飽含夢幻的文字們。
結合先生的經歷、成長史，那個特殊的年代，寫詩成為左右人生的岔口和隘口。他的掌中不止捏過筆桿，袖子濡濕過多少個夜晚、雨水、江水。鹽巴曾比落日更沉重。船工號子為後來的寫實賺下了寶貴體驗，鐵花四濺的瞬間鋪墊了未來剛毅和浪漫抒情的交鋒口。「互相攙扶著/每天去窗口觀望/風說，他們那滿頭冰雪/將冷向恆久」。他很年輕時就躊躇過暮年，暮年時空里又總如年輕的魂魄，一息尚存便笑望世界。他的影子，包括其詩中的影子，都是變革和滯後交織的隧道里矢志不渝走來的巨人，或匠人。
在《如果每年都能……》中，他寫道：「如果每年都能抽時間/去殯儀館和墓地看看/在上述兩個地方，分別/鞠躬和喃喃，你就會/對家裡的舊沙發，老灶台/投以熱眼，繼而耐心撫平/舊書中的深淺摺痕/讚賞鷯哥的問候語，能在/短句之後又優雅拐彎……」
在「殯儀館和墓地」，他連綴起生存的意義里最底層的邏輯，尋求無愧和自由。「對老灶台投以熱眼」「耐心撫平舊書中的深淺摺痕」，回顧和瞻望是人生中頻繁和必然的節奏與動作。此詩中，他已漸而放下後者，只是頻頻回顧，已能在「短句之後又優雅拐彎」。
一個人便能品讀寂寥和淹沒浮塵，一個在詩的時代里舉重若輕和怡然自得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