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伊瑪目霍梅尼機場搭乘計程車前往德黑蘭市中心的沿途風景，似乎跟兩年前離開伊朗時沒什麼變化——波斯灣高速路旁依然一片荒蕪，可以望見150公里外覆滿積雪的中東最高峰達摩萬達山，自由廣場到革命廣場沿街高低起伏的破舊商務樓上依舊是那幾家公司的招牌，阿扎德甘和查麥隆大道兩邊一片片兩三層高的小樓牆壁上還是那幾幅幾十年前就繪製好了的兩伊戰爭著名烈士紀念畫。
一切都在重複，讓人昏昏欲睡。
一覺醒來，已經到達酒店門口。入住登記後來到大堂用餐時，終於等到了變化。喊來西裝革履的服務生小哥點餐，他卻指了指桌上的二維碼，要我自己掃碼點。無奈手機里還裝著中國的卡，點餐頁面還在龜速讀條時，肚子已經不耐煩地咕咕叫了。隔空示意服務生小哥趕緊拿個實體菜單來，他卻面帶微笑向我走來，擺擺手說沒有，而後得意地說德黑蘭的高檔館子兩年前就實現菜單電子化了。給手機換上伊朗卡後，菜單頁面終於打開了，卻沒有看到選菜按鈕，自然也就沒有便捷支付渠道，還是得喊服務生點餐，吃完飯到櫃檯刷卡支付。
這一幕似乎濃縮了伊朗過去一世紀的現代化嘗試：努力地與過去徹底決裂，卻只學到了現代化的皮毛。
50天發生了50年的變化
吃完飯出門溜達，街頭的變化顯著了起來——有1/3的女生不戴頭巾了，還有些女生穿上了露肉洞洞褲。她們就這樣在街上走著，旁邊也路過一些穿罩袍的女性，但雙方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走到一個報刊亭旁，從老闆那買了瓶礦泉水，然後心安理得地翻了翻架子上的報紙。看到親革命衛隊的《青年報》中有篇有趣的評論，說「強制佩戴頭巾的規定不是為了讓了不信者變得虔誠，而是為了防止虔誠者的精神生活遭到攻擊」。攻守之勢異矣。
德黑蘭餐廳中，戴頭巾和不戴頭巾的女性們比鄰而坐 / 世界說
我沿著瓦里亞斯大街搭乘快速公交一路向北。回國前在伊朗生活的十年，這條貫穿德黑蘭南北的綠蔭路是我最喜歡的街道，其兩旁一度遍布巴列維二世時期栽下的法國梧桐，雖然很多在革命後被以各種或明或暗的理由剷除，但Park Vey到 Tajrish一段基本保存完整，整個街區處於樹林的蔭蔽下，涼爽舒適。
往車廂外望去，過往瓦利亞斯廣場和瓦那克廣場上四處橫行的宗教警察不見了蹤影。在車廂里，我吃驚地發現身旁兩個不戴頭巾十七八歲的伊朗姑娘倚車窗而立嬉笑打趣。換做以往，在伊朗嚴格的性別隔離政策下，她們大多只能呆在女性車廂。這又是一個變化。
車廂一如既往地很擠，但男性乘客們還是給兩位姑娘騰出了足夠大的空間，既不盯著她們看，也不跟她們搭訕，儘量讓她們感到自在舒適，直到人民公園站上來了一位鬍子拉碴、穿著格子長袖襯衣寬鬆黑色西褲的老者。看到這副宗教民兵樣子的打扮，我心裡咯噔一下，開始替那兩個姑娘擔心。
老者從擁擠的乘客間騰挪過去跟姑娘們搭訕，上來問「你們怎麼不戴頭巾啊？」。兩個姑娘雙目望天不搭理他。老者繼續念叨：「女生不戴頭巾可以理解，因為男人就不戴，讓女人戴不公平。所以想讓女生戴頭巾的男性自己也得戴。」看老人說話在理，車上乘客們開始饒有興趣地望向他。這時，老人一邊把手伸進口袋掏出貨品，一邊拉高了聲調吆喝起來：「那麼男人的頭巾是什麼呢？是襪子！來來來，襪子便宜，30萬里亞爾一雙！」。
車廂內的小伙姑娘們紛紛尬笑，一位頭髮稀疏的中年人歪過頭來向我投來歉意的眼神，似乎覺得老人在外國人面前丟了伊朗人的臉，我揚起下巴，擠了擠眉毛，暗示他沒什麼。
德黑蘭公園中的貓 / 世界說
無論當權者和體制內人士如何將宗教著裝視作政權的支柱，伊朗社會的態度似乎愈加玩世不恭，頭巾不再神聖或必要，而成為了一種個人信仰選擇。一些伊朗人認為這是民眾戰勝了對政府的恐懼，但在女子中學教師奧圖薩看來，被戰勝的是兩性之間的恐懼。
「我們從小就被教育懼怕男性，如果我們露出頭髮就會激起男性的慾望，會遭到男性的侵犯。」奧圖薩在Elahie咖啡店裡一邊品著肉桂茶，一邊回憶起童年往事。坐在她身旁的丈夫則從男性角度分享了自己在青少年時接受的異性教育：「學校告訴我們女性缺乏理智，不能給她們太多自由，否則她們就會被別的男性誘惑，如果今天准許自己的妻女不戴頭巾，明天她們就會上街裸奔。」於是，男女兩性間的猜忌成為了頭巾和宗教著裝存在的土壤。
不過，在頭巾抗議期間和之後摘下頭巾的女性，既沒有去裸奔，絕大多數也沒有被男性騷擾，傳統文化中猜忌異性的神話走向破產，兩性之間重新建立起了信任，頭巾失去了存在的社會文化土壤。奧圖薩的評價是「50天的頭巾抗議帶來了50年的變化」。
12年的成長
舊友哈米德得知我回到伊朗後，立即邀請我去他家吃晚餐，說給我準備了一份驚喜大禮。
敲開他家的門，我才明白這份禮物的內容：哈蒂絲，埃比，娜扎寧，帕麗薩依次坐在沙發上，復刻了12年前我們在穿流伊朗南部石油城阿瓦士的卡倫河河畔初次邂逅時的場景。那時，他們還是阿瓦士石油工業學院的大學生，哈米德與哈蒂絲、埃比與帕麗薩是兩對情侶，而我是一位旅行者。如今，哈米德與哈蒂絲終成眷屬，娜扎寧嫁人，埃比另娶他人，帕麗薩則在享受自由的單身生活。沒有什麼禮物比伊朗人本身更親切了。
開門話題自然離不開頭巾。我跟哈蒂斯打趣說：「你和你的姐妹們把伊朗變成了黎巴嫩」。哈蒂斯先是一臉嚴肅回答我：「男人的貢獻也不容抹殺」，又敞開了話匣子，談了自己與哈米德「聯手反抗」公婆宗教約束的往事。
斯德黑蘭塔拉甘尼街咖啡廳的牆上貼滿了革命和兩伊戰爭時的報紙頭條 / 世界說
哈米德來自設拉子一個保守宗教家庭，而哈蒂斯則出身於西部洛里斯坦省的知識分子家庭，平時在家從來不戴頭巾。剛嫁過去時哈蒂斯直接不戴頭巾出現在男方親戚面前，遭到婆婆質問，她機智應對稱「自己沒有也沒錢買頭巾」，婆婆給了她相當於50美金的里亞爾要她「去買符合宗教規定的衣著」，她大方地收下錢，第二天又不戴頭巾出現在婆婆家人面前，要婆婆再給她50美金買頭巾，並承諾「以後每天都會拜訪」。男方家人經不住折騰，轉而做哈米德的工作，要他「多管束妻子，讓妻子按真主的旨意生活」，哈米德既不答應也不反抗，每次都以一句「Ishallah(如真主所願)」搪塞，男方家人最終絕望作罷。不久，哈米德和哈蒂斯賣掉自己在設拉子的房產，來到德黑蘭租房生活。
哈蒂斯婚後在石油工程專業之外又拿到了高級會計師資格證，目前與哈米德在同一家私人企業工作，現在兩個人都高分通過了雅思考試，預計今年夏天將拿到offer移民澳大利亞。
娜扎寧比12年前初見時開朗了許多。她是個庫爾德姑娘，父親因革命後參加左翼游擊隊與宗教政府對抗，90年代初帶著妻子和襁褓中的娜扎寧遠走瑞典避難，卻因為缺少專業技能只能靠當地政府低保接濟，加上舉目無親，一家人日子過得十分困苦，不得不在幾年後低調返回伊朗，父親不久鬱鬱而終。我2012年見到娜扎寧時，她剛喪父不久，沉默寡言，雙目中時刻閃爍著機警。如今她頂著石油工程博士生的頭銜，並在2022年底拿到了另一個北歐國家挪威的護照。她這次回伊朗是為了看望母親。
「俄烏戰爭後歐洲人認識到了傳統能源的重要性，卻缺乏相關領域人才，」娜扎寧快速爽朗地說，「所以我成了救世主，不用看別人的眼色生活。」話語間似乎在將自己和父親三十年前的境遇作比較。
其實，幾十年過去，如今依然有很多伊朗人過著像娜扎寧父親那樣「泛政治化」的生活。我想起了擁有黎巴嫩和烏克蘭雙重國籍的朋友伊瑪德跟我分享的有趣經歷。他在伊朗打車被司機問及國籍時，如果說是黎巴嫩人，多會遭到伊朗人的白眼，被斥為「寄生蟲」、「小偷」，甚至會被趕下車，因為伊朗人普遍認為政府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支援讓本國人餓了肚子（伊瑪德自認理虧，畢竟他憑著爸爸是黎巴嫩真主黨成員的身份才來到伊朗公費讀最好的大學，畢業後又被順利分配到德黑蘭一家製藥公司，拿美元收入），而當他說自己是烏克蘭人（因為他媽媽是烏克蘭籍）時，則會受到伊朗人的熱烈關懷，不止一次被司機免去車費，因為司機們覺得「伊朗人應為本國政府援助在烏克蘭犯下暴行的俄軍做出補償」。這種政治宣誓式的個人觀念表達背後，是一個個普通人在蕭條的經濟下困頓而無力改變現實的挫折感。而娜扎寧顯然通過個人努力走出了困境，去擁抱自己嚮往的世界，而無需再與她厭惡的環境糾纏。
12年來變化最大的就是帕麗薩了。12年前，她一度保守地穿著黑罩袍，在散發以賽亞柏林自由主義氣息的男友埃比循循善誘開導下，慢慢改變了觀念，隨之而來的變化卻一發不可收拾，不僅脫掉了罩袍，在街上不戴頭巾，而且信仰起不婚主義，先後交了四五個男朋友。這樣的進步幅度顯然超過了埃比的步調，他選擇畢業後跟帕麗薩和平分手改做男閨蜜，娶了另一位同班同學，在伊朗國家石油公司端著鐵飯碗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
德黑蘭工人大道旁的反以宣傳畫 / 世界說
帕麗薩一度靠優異的成績和親戚的關係也進入到伊朗國家石油公司體制內，但多次目睹「懂宗教的外行領導懂石油的內行」事件、經歷上司死纏爛打的性騷擾後，憤而自砸鐵飯碗辭職，轉做為外國企業進入伊朗市場提供服務的工作。不過，與其他正在移民或已經移民的同學不同，她選擇留在伊朗，與做醫生的姐姐合資在德黑蘭北部富人區買了一套公寓。在她眼裡，伊朗「四季分明的氣候，高雅的藝術品味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在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到」，「但前提是你要有外匯收入才能過得舒服」，她補充了一句。
據帕麗薩觀察，這兩年伊朗經濟形勢惡化後，伊朗女性晚婚的趨勢出現逆轉——她自己22歲的妹妹就在天天嚷嚷著找人結婚。不過，她認為這些00後青年男女並非真心嚮往婚姻和家庭，而只是在收入不穩定的情況下無心應對不穩定的兩性關係，「事實上女性的生育年齡在進一步推後」，帕麗薩補充道，並看了看哈米德和哈蒂斯這對結婚五年仍未生育的夫婦。
提到自己的終身大事，帕麗薩開起玩笑，要我給她介紹個富豪，「結婚後折磨老公迫使他提出離婚，這樣就能按婚約搜刮他2000個金幣。金幣你一千我一千。」眾人聽罷一起哈哈大笑。
火炬傳給下一代
話題不知不覺又回到了去年底的頭巾示威。當時，哈米德夫婦和他們的朋友雖然都表達了內心支持，但沒有一個人參加，畢竟「30多歲的人每天都要養家餬口，參加抗議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對於示威的成果，眾人也不像我這個外國人那麼樂觀。
娜扎寧十分失望，覺得犧牲了這麼多人，只換來了頭巾自由，「我們本來期望看到政治層面更深層次的改變。」「恐怕現在的自由也是暫時的，」帕麗薩流露出更加悲觀的態度。不過眾人不約而同地看好千禧一代（Dahe Hashtad, 即波斯曆紀年中的80年代），「我們這代人的命運就這樣了，只能選擇離開，伊朗的未來就交給這幫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了。」已經開始為兩個月後移民澳大利亞給行李打包的哈蒂斯聳聳肩。
對伊朗下一代抱有希望的不止是哈米德的朋友們。10年前經常與我在德黑蘭大學北部農業街綠茵道上散步暢聊波斯藝術的德大哲學系校友蕾拉三年前進入德黑蘭東部一所女子高中教授語文，如今我們又一次在農業街見面。只不過這次的主題是她的學生們。
「簡直沒法想像現在高中生們的思想有多活躍，」她在表達觀點時一如既往地興奮揮手，「我給她們布置了一篇作文，題目是《自由》，有個孩子說自由就是告訴媽媽她可以戴頭巾我可以不戴頭巾，還有個孩子說自由就是幫助彼此實現自己的夢想。」我驚奇地發現，伊朗女高中生的思想竟然達到了20世紀西方政治哲學家的境界。
蕾拉繼續她的講演：「還有一次我要她們寫下生命最後一小時想做的事，有孩子說要把平時經常喂養的流浪貓託付給朋友，有孩子說要向暗戀的男孩表白，還有孩子想給下一代孩子留一封信告訴他們自己想做但沒能做成的事。但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麼？是沒有人提到做臨終禱告，哈哈哈。」
由於丈夫是商人，蕾拉偶爾也隨丈夫走訪土耳其、亞美尼亞、敘利亞等伊朗周邊地區。她發現，雖然這些國家的法律都是世俗法，街頭酒吧夜店林立，對著裝也沒有特殊宗教要求，但千禧一代多數人仍恪守宗教道德原則——無論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而伊朗恰恰相反，國家執行宗教法律，但伊朗千禧一代心裡卻沒有一絲宗教的痕跡，「連父母是體制內保守人士的女孩都開始抽煙、穿鼻環、把頭髮染得五顏六色，日常去禱告室禮拜的只是那些希望期末能得到額外加分而不至於掛科的差生。」
德黑蘭夜晚的咖啡廳 / 世界說
不過蕾拉在兩個月前離開了教育崗位。她之前經常在官方教材之外給孩子們布置一些自己選擇的波斯古典文學閱讀材料，讓學生更全面地了解本民族輝煌文化。結果，在一次課外閱讀材料中涉及到著名詩人薩迪名作《薔薇園》中關於同性愛情的故事和討論，遭到一些保守家長舉報，重壓之下蕾拉被迫離職。如今她雖然跟丈夫共同決定移民加拿大，仍與自己教過的女高中生們保持通信，女孩子們有不開心的事就找蕾拉訴說。很多孩子哭著要蕾拉重返學校，「她們說怕再也遇不到我這樣的老師了，我告訴她們火炬已經交接，該自己照亮前進的路了。」
「看來你在小姑娘們的心中播下了種子。」我讚嘆。
「哪裡哪裡，我只是給種子澆了點水而已。」
在登上返航班機的前一晚，我來到在革命大道旁咖啡館裡喝茶。咖啡館位於一個小巷深處茉莉花香四溢的僻靜小院。院子中央是一個淺藍瓷磚砌出來的小水池，裡面幾條金魚游來游去。水池邊上就是客座，一隻奶牛貓在桌子間穿行，一會蹭蹭客人的腿乞要食物，一會跑到水池邊盯著裡面的魚。對面桌子的三個20歲上下的姑娘，個個雙目半睜半閉看著遠方（波斯語裡有個專門描述女生這種睡眼的詞，叫Khaabaalud），慢悠悠地聊天，胳膊肘懶洋洋地斜倚著桌面，人手一支煙，卻一口也不抽，就這樣在食指和中指間夾著，任由幾縷煙霧在發間環繞。姑娘們背後的牆上，裱著一句波斯當代詩人阿夫欣-亞杜拉西的名句：「對生活的熾愛鍛造出伊朗的不死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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