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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工作日都要去通勤上班，小巴也不曾例外。
在《Gensler中國辦公空間調查2021》這項調查中，在工作周內59%的中國上班族，在公司提供的辦公室開展工作，隨著時間的流動，每一代人也都會根據自己工作需求來改造辦公環境。
工業革命時期，機器為主導的生產方式催生出了工廠，機械工程師弗雷德里克·泰勒所倡導的大型生產車間就是最初的開放式辦公室。
到了20世紀80年代，工作隔間與台式電腦同時興起，在為員工提供更多隱私空間的同時，也一直主導著工作環境。
近年來，開放式的辦公空間成為一種全新潮流，平等、創新、靈活等元素的注入，為辦公環境添加了不少人文色彩，而聯合辦公便是這種趨勢的一個分支。
就像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的咖啡館，人們可以一邊做生意一邊交流偉大的思想。在當今這個時代，也應該有類似的場所，讓程式設計師能夠一邊交換代碼，一邊圍坐著手沖咖啡壺開懷大笑。WeWork便是這樣的一家公司，它向外界租賃聯合辦公空間，以「拎包入住」式的模式吸引著每一個資金緊缺的初創公司，完善的辦公設備無疑不令人心動。
在WeWork的總部，掛滿植物的廚房雨棚下面，放置著裝滿各種水果汁的冷水瓶——西瓜、菠蘿、哈密瓜……還有十多個飲料機，分別供應啤酒、蘋果酒、冷萃咖啡、氣泡水、梅洛干紅、灰皮諾干白和康普茶等飲品。在這旁邊立了一塊標語牌，上面「很熱心」地向新員工們建議道，要是你剛年過30歲，就感覺自己已青春不再，不妨在接啤酒時傾斜玻璃杯。廚房的一側是幾個餐廳風格的隔間，用於臨時會議；另一側是幾張長桌，長桌的每個座位都裝有傳感器，員工可以通過數字化操作選訂區域，以占用全天。
在2016年，日本軟體銀行集團創始人兼董事長孫正義第一次來到WeWork，這種奇妙的辦公氛圍便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這種氛圍之外，WeWork的聯合創始人亞當·諾依曼更是深深地吸引了他的注意：亞當是個不折不扣的瘋子，他傲慢狂妄、享樂無度、管理糟糕。將史蒂夫·喬布斯視為榜樣，痴迷於其個人神話的力量。但亞當只模仿到了喬布斯的好鬥和能言善辯，不是每一個有「現實扭曲力場」的瘋子都會成為下一個喬布斯或者埃隆·馬斯克。
也許，孫正義從亞當身上看到了不同的東西，也或許看到了當年創業的自己。在2017年，孫正義就通過由沙烏地阿拉伯政府領銜出資、融資總額達1000億美元的航母級風險投資基金——願景基金，首次投資WeWork。孫正義認為，WeWork，或者準確地說，亞當，能夠憑藉其獨特的能力去顛覆價值約200萬億美元的全球房地產市場。
這種瘋狂的想法在這位投資人身上並非第一次呈現，他曾描述見到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的時候，也聞到了一種「動物的味道」，「我信任他眼中的火花，我倆是同一種動物，都有那麼點瘋狂。」也正是這種瘋狂，讓他在2000年向阿里巴巴投資了2000萬美元。
不可否認的是，亞當的野心和動力確實值得欽佩。從初到紐約不會說英文依靠妹妹生活，到僅憑一個想法就征服了整個國家乃至世界，在2019年，WeWork的帳面估值已有470億美元，使其成為當時美國除Uber外的第二大最有價值的非上市初創企業，也是現代歷史上非上市公司的最高估值之一，這些都令人印象深刻。
WeWork的一處辦公地點
「無論採取什麼策略，」孫正義對亞當說，「把它做大十倍。」這也是他對自己投資的公司經常重複的一句話，以至於阿里巴巴的高管們已經習慣稱他為「十倍先生」。
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每一種氛圍都在鼓勵亞當去做孫正義讓他做的事。WeWork不惜一切代價的增長計劃集中體現了一種越來越流行的矽谷戰略，即「突擊式擴張」。他將公司綁定在廉價資本的水龍頭上，甘冒巨大風險，使新的賺錢模式只需依靠雄心壯志和技術力量——無需說清哪種技術——就能橫掃一個新的行業。
在短短几個月，WeWork工程部員工數量增加了4倍，超過1000人，這是個巨大的飛躍，雖然Uber員工數量仍是它的5倍；在6個月的時間裡，亞當收購了5家公司，包括一所編程學院和巴魯克學院同學創辦的一家營銷公司；甚至亞當花1380萬美元收購了波浪花園的大量股份，這是一家為衝浪者製造內陸波浪花園的西班牙公司.....對於許多雄心壯志已經到了天花板的中型初創企業來說，搭上WeWork這艘火箭飛船是很有吸引力的。
WeWork 聯合創始人亞當·諾依曼
然而許多WeWork高管對亞當的瘋狂收購感到困惑，他們開始意識到，這些行為對於幫助WeWork建造護城河、連接實體社交網絡，或證明其估值合理，沒有任何幫助。亞當花錢如此大手大腳，以至有投資者問從事辦公空間業務的一個競爭對手如何才能戰勝WeWork時，後者說沒有辦法，而且他認為孫正義的資金和亞當對收購的貪婪慾望是自家公司和投資者的潛在退路。
隨著時間的推移，亞當卻變得越來越不謹慎。在瘋狂的收購之外，亞當似乎把他那超負荷的日程表當成了控制工具，迫使高管在晚上任何時候都要待命開會，不是在他的這個家裡，就在那個家裡，要不就在飛往各地的私人飛機上，而且還得在他能擠出半小時的前提下。甚至2018年7月的一個上午，亞當在以色列通過視頻會議向WeWork員工發表講話的時候，臨時起意地宣布了一件事：WeWork禁止吃肉。
WeWork瀰漫著神奇的思維，儘管從2015年亞當宣布WeWork不再需要更多私有投資以來，公司已從投資者那裡募集資金超過50億美元，然而WeWork還是再次面臨現金短缺問題。
債券發行要求WeWork公布季度財務報表，以使債券對機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然而財務數據仍然是個問題。WeWork在2018年虧損將近20億美元。WeWork在債券募集說明書中卻寫道：「我們有虧損的歷史，可能無法在公司層面實現盈利」；除此之外，這份募集說明書中有個獨特的指標：設計、營銷和管理費用等成本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消失，所以應該去除這些成本，於是社區調整息稅前利潤將WeWork在2017年的9.33億美元虧損變成了2.33億美元盈利。
孫正義和亞當計劃要求軟銀和願景基金從WeWork的許多現有股東手中收購股份，這樣一來，亞當、孫正義就能剔除任何對其共同願景持懷疑態度的異見者。這項計劃總的資金上限為200億美元，代號是「堅忍」。
但是與之相對，沙特人和阿聯人從來不曾迷戀過WeWork。阿拉伯的金主們拒絕讓願景基金向WeWork投入更多資金，這讓孫正義陷入了需要自己為這筆交易融資的困境。在軟銀內部，對堅忍計劃的牴觸情緒空前激烈，多位軟銀高管反對這筆交易，他們認為WeWork虧損過多，波浪花園之類的收購正把公司推向其並不熟悉或擅長的領域。
2019年，孫正義公布 軟銀第二季度財報，為14年來的首個季度經營虧損。
亞當的願景和他對投資者、對房東、對員工的承諾，是WeWork發展的燃料。他說服了一個又一個投資者相信他的願景；每當他這樣做時，之前的投資者都能將自己的股權加價到更高估值，然後一路拋售股票，將風險轉嫁給下一個傻瓜。
WeWork的崛起似乎給下一代企業家傳遞了一個信號：巨額財富可以憑空得來。但是，在全球經濟無節制增長的21世紀第二個十年，這樣的成功是否反映了我們想要的價值觀？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2021年5月28日，軟銀披露了其與WeWork聯合創始人亞當·諾依曼一份數億美元的和解協議細節。至此，軟銀將完全掌控WeWork，正式進入新階段。
關於這段故事，紐約雜誌的記者Reeves Wiedeman採訪了眾多知情人士，並在他的新書《Billion Dollar Loser》中被詳細記錄了下來，這本書講述了WeWork從2010年成立到2020年全過程，近期其中文版《億萬負翁》正式上線。
《億萬負翁》揭示了資本市場是多麼迷戀宏大敘事和巨額數字。只要公司還在快速擴張，就沒有人關心公司的實際經濟情況，任何問題都不構成問題。只有船要沉的時候，人們才開口說真話。
究其原因，一群看似精明的風險投資者同樣被推上了合謀者的位子。他們因懼怕錯過而陷入羊群思維，心甘情願地為WeWork提供無節制的擴張資金和名譽背書，其中不乏孫正義這樣的重量級角色。WeWork的隕落一度將孫正義和他的投資理念拉下神壇，也為這個「先不計成本地跑馬圈地，再秋後算帳地謀求盈利」的瘋狂時代暫時拉下了帷幕。
從這個角度講，這本《億萬負翁》應常備書櫃和案頭，因為它帶給我們的既是暗示更是警醒。它與十年前出版的《喬布斯傳》頭尾呼應，相映成趣，成為譜寫一段商業歷史的起始音和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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