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惡化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同為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與中國關係逐漸惡化，作為「老大哥」的蘇聯，越來越橫行霸道。

不僅不顧新中國的主權，對中國的內政處處干涉，而且還妄圖侵占中國領土。

越來越多的衝突已無法避免，甚至多次出現了軍事行動。

位於黑龍江省虎林縣境內的珍寶島，面積大約有0.74平方公里，在烏蘇里江航道的中國一側。

根據國際法，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就應該是中蘇兩國的邊界線。

因此，珍寶島無可爭議是屬於中國的領土。

並且在1964年時，中蘇就該問題的邊界談判，蘇聯也承認了該島屬於中國。

但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蘇聯居然開始聲稱珍寶島是他們的領土，將協議置之不顧。

並且還將珍寶島稱呼為「達曼斯基島」，在1968年的年底和1969年的年初，多次挑釁中國。

蘇聯在沒有中方允許的情況下，私自調動軍隊前往珍寶島，將載有軍隊的卡車，裝甲車等也陸續運往珍寶島。

中方多次發出警告，但蘇方卻視作無物，甚至繼續將武器運向珍寶島。

在蘇聯士兵登上島後，還做出對我國士兵進行毆打，攔截等極其惡劣的行徑。

在1969年的2月，島上的蘇聯士兵竟然還用衝鋒鎗，對在邊防巡邏的中國軍隊進行點射，挑釁中國士兵，無視中國主權，極其狂妄。

由於蘇聯多次不聽中國勸阻，軍事挑釁變本加厲。

中方忍無可忍，決定在珍寶島對蘇聯予以軍事反擊。

於是，在1969年3月，身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中蘇兩國，在珍寶島上爆發了三次大規模的武裝對抗，在此次對抗中，中蘇都有人傷亡。

中國也繳獲了蘇聯的一輛T62 型坦克。

這場軍事衝突之後，中蘇的邊界矛盾上升到了頂峰。

珍寶島事件後，蘇聯仍不收手，又對我國新疆有所行動。

1969年8 月，蘇軍派遣300多人，侵入了我國的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

中國邊防巡邏隊30多人，對蘇聯進行阻止。

但蘇聯的入侵毫無徵兆，加上新疆地區交通不便，未能得到及時支援。

蘇聯入侵者在人數占多的情況下，使得我國新疆巡邏隊30多人全部陣亡。

這兩場事件極為惡劣，主要原因就是蘇聯不再是從前「老大哥」的模樣，開始對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欺凌打壓。

蘇聯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勃列日涅夫在取代赫魯雪夫後，蘇聯國力一直在不斷上升，軍事實力也大漲。

勃列日涅夫

由此，助長了蘇聯擴張的野心，違背了共產黨的初衷。

不僅對中國如此，在1968年8月，蘇聯打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號，也公然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大肆控制、干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蘇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提出了「有限主權論」、「社主義大家庭論」、「大國特殊責任論」等一系列，被稱之為「勃列日涅夫主義」的理論。

針對蘇聯的戰備高潮

因為中蘇關係的不斷惡化，蘇聯對新中國邊界的軍事行動，以及透露出的蘇聯要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的消息，讓中國領導人不得不緊張地，加大針對蘇聯的戰備。

1969年3月初，《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就針對蘇聯，聯合發表了社論《打倒新沙皇》。

在該社論中，就寫道：「無論你們來多少人，無論你們聯合什麼樣的人一起來，我們都會把你們徹底乾淨的消滅。」

毛主席在中共九大之前便發起了號召，認為大家要做好「準備打仗」的準備。

5月上旬，中國高層領導召開了戰備工作座談會，用來討論對付蘇聯可能的入侵。

9月，召開了全軍的戰備會議，毛主席做出批示：「軍隊不能鬆動！」

在中蘇談判前，林帥也指出：「要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

至此，全國範圍內掀起了針對蘇聯的戰備高潮，中國在軍事上、政治上都進入了突擊性的戰備狀態。

為了進一步落實針對蘇聯的戰備，中央軍委發文宣布成立了全國人民防空領導小組。

在小組的領導下，全國人民還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熱潮。

為了防範再出現類似蘇聯入侵新疆的事件，中共中央與軍委發布了要加強邊疆戰備力量的命令，要求邊疆地區要隨時做好預防蘇聯入侵的自衛反擊站。

在中國成立二十周年時，中共中央明確發布，要防範一切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入侵，做好抵抗侵略戰爭的戰備。

因此中國華北、東北、西北人民解放軍，全部處在了緊急戰備狀態。

空軍、海軍、陸軍隨時待命，各部隊的重要大型武器和裝備物資，也開始陸續調動與疏散。

在中蘇邊界談判之前，我國黨中央甚至覺得：根據蘇聯當時的戰略動向和一些情報資料，懷疑蘇聯是將談判作為對我國發動戰爭的一種煙幕，蘇聯的劍直指北京！

到了如此地步，在10月20日，中共中央立馬決定在幾天內，必須將在北京的黨政軍主要領導人疏散完畢。

北京高幹的大疏散

1969年10月17日，周總理和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次地會見了還在北京的一些國家重要老同志，傳達了毛主席的疏散指示。

中央想保住眾多的開國元勛，並且分散疏散，若真有事情發生，星星之火仍然可以燎原。

周總理在會見了各位老同志後，將毛主席指定每個人的去處都紛紛傳達。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葉劍英等同志，被指定去往了遠離蘇聯的廣東進行疏散；

張聞天去往了肇慶；

陳雲、鄧小平、王震去往了江西南昌；

陳毅被疏散到了河北石家莊；

聶榮臻被疏散到了河北邯鄲；

而徐向前、劉少奇則是前往了河南幵封。

毛主席也在疏散計劃之內。

除此之外，對林帥和其他一些領導同志的疏散，也在積極籌劃。

在10月14日的通知中明確說：「為適應反侵略戰爭的需要，應付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經中央討論決定：中央機關集中到北京郊區戰備地下指揮部進行辦公，周恩來同志留北京主持工作，毛主席到武漢主持大局，林彪同志到蘇州組織戰備。」

周總理強調，中央要求各位同志於10月20號或稍晚一點，就必須離幵北京。

林帥最後被要求疏散到江蘇蘇州。

其餘的黨內老同志，大都被安排在了京廣線附近。

之所以如此安排，毛主席指出：「萬一打起仗來，我們是離不開這些老同志的。」

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深謀遠慮。

實際上，在1969年的9月到12月，除了撤離北京骨幹官員外，還疏散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和物資。

北京的主要單位、黨政機關、學校，也在疏散之列。

疏散人群基本是帶領家眷的，有的是疏散到外地，也有的是疏散到周邊的郊區。

北京國家文化部也進行了疏散，劇團和文聯以及中國作家協會，撤往了湖北咸寧。

其餘的文化部協會，則是被安置在了沙城。

文化部對於此次北京的骨幹疏散也是十分的配合，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其他在北京的文化出版社、中國作家協會的成員，分別在9月25日、26日就開始陸續動身。

除此之外，新中國對國家的科學機關和科研人員，也加大疏散力度。

中科院原子能所由北京搬往了湖北，北京的哲學和社會科學部也疏散到了河南的息縣，大批主要人員伴隨撤離。

除此之外，在北京的國家計委機關、國家統計局、全國物價委員會，也全部疏散到了湖北襄樊。

而國防科委的機關幹部也搬離北京，去往了河南遂平縣的幹校。

據中國曲協副主席、作家陶鈍回憶：「當時北京市內是比較慌亂的，一些有關係的戶都開始安排去往外地，到處賤賣家具，我也想趕快帶著馬列恩斯毛的著作回到鄉下。」

作家陳白塵在日記中也寫道：「當時北京秩序有些混亂，北京火車站更是如此。」

當時的各部門、各單位的重要檔案資料，都加緊裝箱運往「三線」城市保存。

值得慶幸的是，中蘇最終沒有爆發戰爭。

在1970年到1973年期間，大批被疏散的高級骨幹人員收到了返京的批准，陸續回到了北京。

1970年4月，毛主席返回了北京，隨後林帥也返回北京，住在從化溫泉賓館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在1970年的7月也根據調動，返回了北京。

此次風波主要是蘇聯挑起，但中蘇關係的惡化，也進一步地促進了中美關係的解凍，新中國的發展進入到了另一個階段。

參考資料：

莽東鴻：《1969年的北京高幹大疏散》，《黨史博覽》，2006年第6期

融冰：《1969年黨政軍主要領導人戰備大疏散》，《黨史博覽》，2015年第2期

唐淙：《淺析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的起因及影響》，《學理論》，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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