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所提《日晏》作者即是我的高祖父，林壽圖，字恭三，又字潁叔，初名英奇，後號黃鵠山人，福建閩縣（今屬福州市）人。
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進士，官至陝西布政使和山西布政史。仕途之外，他也是清中晚期知名的詩人、教育家和藏書家。
聰敏少年
若再往前追溯，可查我的祖上多為官，所以高祖父的出生一開始是體面的。
祖父林元炳是清乾隆丁酉年（1777）舉人，官至江寧府督糧同知；父親林士錟，因為與妻室張氏一起侍奉母親未曾應舉。母親張氏則生於清嘉慶元年丙辰（1796），成長於書香門第，通經博文，品性純良。
不過，高祖父12歲時，家境急轉直下，那年父親林士錟因病逝去，留下他與母親張氏兩人相依為命，張氏只得靠做女紅撫養其長大。
後來，高祖父的友人謝章鋌在為張氏所作墓志銘里，介紹過當時家裡的境況。
裡面說：林壽圖小小年紀，就跟著母親在外面撿別人不要的菜葉，拿回來作一天的飯菜。到了冬天，天氣很冷，家裡被子不夠，就到外面問別人討來草蓆取暖，可見當時張氏苦節撫養林壽圖有多麼艱辛。
儘管家道中落，張氏在為人處事及讀書教育上，還是給了高祖父很大影響。
家中所存信札
高祖父自小天賦異稟，人很聰明，讀書一目十行，小小年紀說出的話，能讓周圍人驚愕不已。張氏看到兒子那麼聰明，就創造各種條件為他提供良好的教育。
他小時讀的《論語》就是張氏從周圍一所廢棄的書院裡撿來的，雖然殘缺，但多數內容都在。
高祖父自己也爭氣，一有機會就尋找破筪殘書，每日如饑似渴的閱讀。他後來成了有名的詩人，別人問他師承何處，他稱是自尋門徑，按現代人的說法，就是自學成才。
後來他的文名漸漸傳到外面，竟深得時任閩縣縣令曹懷璞的器重。然而他考取功名的路途卻頗為坎坷。
青年時代，高祖父屢試不中，靠做教書先生維持生計。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在瓊水館李氏園教書，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在鄭氏園教書。
道光二十三年（1843），35歲才考上舉人，又過了兩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終於考中進士，時年37歲。之後，便開始了長達40年的仕途生涯。
一生剛正不阿
高祖父中年踏入官場，從道光二十五年（1845）至同治元年（1862），進士及第後歷任工部員外郎、軍機章京、御史、順天府尹等，基本活動圈都在北京。
期間他結識了桐城派古文大家王拯，還有學者兼藏書家孫衣言，這對於他自己在文學創作以及經世思想的啟發，影響皆極其深遠。
同治二年（1863），他從順天府尹外放地方官，從此離開北京，由京官變成地方官。先是出任陝西布政史，所謂布政使，相當於今天的省長兼省委組織部部長、財政廳廳長，屬於地方上的行政長官，俗稱藩台，官階為從二品。
同治九年（1870）母親張氏去世，他便辭去陝西布政史返閩鄉丁憂。期間，他被福建巡撫王凱泰聘為福州致用書院的第一任山長。
光緒二年（1876），高祖父守制期滿，回京補官，又被外放至山西任布政史。未曾想到，至光緒三年（1877），竟以協餉解不及額革職。
被免職後，高祖父離開仕途又改做教書先生，從山西奔赴湖北任鐘山書院主講，一直到光緒七年（1881）。
73歲他才回到故鄉福州，定居石井巷。期間，至光緒十年（1884），由於中法戰爭的緣故，法軍曾一度侵擾福建，他遂曾被浙閩總督何璟保奏為團練大臣，賞四品頂戴。
所謂團練大臣，過去曾國藩在湖南守母喪也曾做過。團練跟古代的保甲制度很相似，就是地方鄉紳可以自行徵集壯丁組建鄉團，進行軍事訓練，用來抗擊盜匪保衛鄉土的一個地方武裝。必要時，團練武裝也能應急成為清廷的正規軍，譬如曾國藩團練的湘軍後來就成為打擊太平天國的重要武裝力量。可惜次年即清光緒十一年（1885），高祖父即以77壽年因病去世。
家中所存信札
回顧高祖父四十餘年的仕途生涯，他始終胸懷治國抱負，性情剛正，任職期間兢兢業業、勤勉為公。
在咸豐朝任職軍機章京時，他以工楷法，得任幫辦總章京，起草機要文件，閒暇時亦與孫衣言、王拯等人切磋學問，講求有用之書。辛酉政變時，他力懲腐敗，查處貪污，在朝堂里深得人心，得到慈禧的賞識。
之後上疏《求才務實疏》，針砭時弊，向清廷建議當務之急是培養腳踏實地的人才，所謂「善治國者必注意於人才」、「人才莫貴於培養」。
不久，他又向咸豐皇帝上疏，提出四點建議，即請端聖學以裕國本，布寬政以培元氣，慎言利以蘇民困，堅初念以受諫諍。
這些建議都是希望當時的清政府可以廣開言路，順應時代，求真務實。很可惜，雖然當時朝廷很賞識高祖父，卻因積弊甚久，官僚腐敗冗餘，兩次奏疏竟均未落到實處。
在任職地方官期間，高祖父積極整頓吏治，關心民生，得到了地方百姓的認可。
咸豐年間，福建吏治極為腐敗，閩浙總督慶瑞與布政使裕鐸互相勾結，貪污害民，百姓皆敢怒不敢言。高祖父不懼強權，上疏揭發他們的罪行，請立即罷免，並請以前降調浙江布政使的徐宗干為福建巡撫，經朝廷核實後批准實行。此後高祖父剛正不阿之聲遠播。
咸豐十年（1860年）正月，高祖父以御史身份抽查天津等地漕運之糧。海運尚未入倉的糧食有9萬多石。英法侵略軍進逼大沽後，局勢緊張，車戶（常運糧車夫）逃散，無人運糧，監運官則坐視不管。高祖父上疏彈劾監督不力的官員，並表示自己願負督運之責。
他招募車戶，積極裝載，漕糧得以暢運，計浙江、江蘇兩省粳米34600多石，山東、河南的粟、米、麥、豆等243099石全部運入倉庫，毫無損失。
在此之前，滿人御史阿克敦布受花戶（非常運車夫）邢三賄賂，故意延緩轉運，侵吞倉儲。高祖父奏請倉場侍郎拿辦，邢三聚集一些無賴亡命之徒，藏匿阿克敦布家中，逍遙法外。後經偵察調查屬實，高祖父又會同有關衙門搜查阿克敦布的家，當場將邢三擒獲，立置於法，官民無不拍手稱快。
同治年間，高祖父任職陝西布政史，期間遇有猾吏、悍將，必加剪除、裁抑。他處理過去積累的荒政，深入巡視，以致吏胥不敢作弊。
有一次新疆伊犁參贊率兵過境西上，索取勞力與車馬，數倍於常，百姓泣訴，高祖父即裁其半。參贊懷恨在心，便誣衊他供給不時，以遮掩自己逗留不進。當時朝廷本來聽信讒言要將他降級，幸好有一大員過境，接到紳民公稟，據實奏告，才未被牽連。
家中所存信札
同治初年，在陝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國和捻軍進入陝西的機會發動叛亂，左宗棠率領各軍回亂與捻軍。同治七年（1868），高祖父因與當時身處陝西追擊亂軍的左宗棠政見不合，便請辭歸養，一度寄情山水。
同治九年因母喪回福州守職制，直至光緒初又調任山西布政使。當時山西連年荒旱，之前的地方官一直不曾上報災情，人民負擔沉重，草根樹皮都吃光了，生者也都各處流亡，民生凋敝。
高祖父一上任，需要處理的文牘竟堆積如山，不是州縣報災，請求減免徵斂，就是西征之師催辦借餉，他殫精竭慮，最後卻因耽誤解協餉而被革職。
高祖父從山西離任時，想到福建老家無田無房，依他自述為「念故鄉無一椽寸畝，乃僦屋依所親以居」，多虧同鄉好友沈葆楨薦聘，接受湖北鐘山書院的邀請，做回了青年時期靠此營生的老師角色。
後又經好友閩浙總督何璟、將軍穆圖善等為其捐資在福州石井巷購置房屋，才算在老家福州有了棲身之所。
石井巷
期間，高祖父也從未放下經世治國、救國救民的理想。那幾年他靠著記憶回想當初在京供職軍機時所得資料，參證史料，著成《啟東錄》一書。
《啟東錄》是因東北地區是清代發祥之地而得名，他在書的開篇就寫道：「帝，出乎震，東方也。扶餘旁薄之氣，啟我聖清...冠裳騎射，文物聲明，肇開於肅慎。」可見高祖父是一心為國的。
《啟東錄》共六卷，七萬餘字，內容包括當時東北地區自肅慎直至滿族，與各個少數民族之間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血緣關係或隸屬關係，還包括了明清之際東北邊防的歷史概要等。
高祖父雖然從未到過東北，但他時刻心繫東北邊防，甚至在被革職之後，用心著述此書，以饗後人，高祖父於此曾言：「談形勢者審焉。」
愛國之心，可見其誠。
滿腹才情，教書育人，藏書收畫
古人以舉仕治國，也熱衷於詩文書畫創作甚至結社酬唱，又清代推行文德政治，要求官僚既富於儒家的品格與情懷，又要有文學的藝能與風度。這種政策導向，讓一個人可以亦文亦仕，詩人與官僚合流。我的高祖父也是如此。
作為詩人，高祖父在文學上的創作也極豐富。
高祖父自幼就擅作詩文，他少年時代就以詩名聞名鄉里，進入仕途後就越發勤力了。他一生所見詩文刊籍就有《黃鵠山人詩鈔》、《華山游草》等。
清末學人謝章鋌曾評其「潁叔詩之工且多，一時魁人傑士，無不怵服而欽佩之」。
家中所存信札
高祖父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考上舉人後，次年（1844）夏天，即自京師歸。當時也曾與同鄉詩人沈紹九、周麟章、薩大滋、陳福嘉、陳崇砥、陳隅廷等一起組織了西湖詩社。此西湖並非杭州西湖，而是福州西湖，社址在荷亭。
西湖詩社，沿襲古代文人雅集酬和的傳統，諸如魏晉南北朝的蘭亭雅集與宋代的西園雅集，文士們彼此唱酬、切磋詩藝、品第高下，可謂雅興悠悠。
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整個下半年，身處福州的高祖父與朋友們酒酣拍案，互相擊賞，寄情於詩文，真可以說意氣風發。
當時高祖父年36歲，正是生命中精力最旺盛的時候。後來高祖父在西湖詩社創作的詩文，被編撰入《黃鵠山人詩鈔》。
《黃鵠山人詩鈔》
西湖詩社成立約五個月之後，高祖父赴京趕考，詩社中另一重要成員周麟章也赴泉州設塾，詩社遂停止活動。
道光二十五年（1845）高祖父考中進士，第二年也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春天，他請假從京城又回到故里，重新組織起詩社，社員又增劉瑞、孫翼謀二人，當時大家集會，約定俗成，人各一題，篇各一體。這次重新組織詩社，又活躍了近一年。
後來高祖父進京任職，同時劉瑞赴山西任職，陳福嘉、陳崇砥叔侄赴京應試，詩社復又停止活動。
此次詩社成員的詩文，被整理編入《西湖詩社存》，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仲春刻成行世。
家中所存信札
進入仕途後，高祖父也積極參與其與僚屬的文酒雅集，大家拈題賦詩，相互唱和，氣氛非常活躍。
同治朝，當時高祖父丁憂守制在家，期間同為福州同鄉的沈葆楨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辦福州船政局。沈葆楨與高祖父互相交好直至暮年。
在馬江衙署，沈葆楨常邀請翰苑人士謝章鋌、楊浚、劉學畲、梁鳴謙等，與高祖父一同組織雅集酒會，即興吟詠。
後來，沈葆楨又多次舉辦雅集，眾人稱之為船司空雅集。謝章鋌在《船司空雅集錄·序》里曾介紹了當時雅集活動的方式和盛況：「招十餘人或二三十人，團聚一處，拈題分韻，限時刻更唱迭和。一月數會，一會輒得詩無算。剞劂其尤，往者去，來者續，成書至八九集。他省未之聞，惟吾鄉最盛。」
高祖父偶亦作畫，《福建通志》載其曾自題《畫石贈幼農》，其中有詩文「突兀方寸胸，隱躍有五嶽。石耶非石耶，籍貢他山學」，時人皆以為甚佳。
更摘以其在《黃鵠山人詩初鈔》中的《顧橫波墨蘭後有龔芝麓跋語》：「老大風流擅畫眉，墨花悟入折釵枝。梅村不遂東山隱，枉及文青未嫁時。」評其以畫入文，如王維詩畫融一，其意境近乎高妙。
高祖父用印
除了詩文書畫創作，高祖父亦致力於教書育人。他早年即以在地方任塾師為生，仿佛他年少時的聰穎好學，為他在各地書院設講經史埋下了種子。
同治九年（1870）張氏先逝，他即辭官扶棺歸閩，丁憂守制。這個時期的高祖父在政壇與詩壇均占有一席之地，被福建巡撫王凱泰看在眼裡。
王凱泰當時認為閩中課士皆以八股為主，五言試貼詩和詩賦為輔，缺少專門研究經史的學院，便參照浙江詁經經舍、廣東學海堂的規制，以「學以致用」和「通經致用」作為辦學宗旨，於同治十年（1871）創辦了福州致用書院，並且規定了在常課外別懸一課，專治經史，以振興閩學、推崇實學。
致用書院創辦後，急需延請一位山長，王凱泰當時對山長的要求就是八個字：「博今通古，品正學純。」顯然，高祖父的名望皆符合致用書院擬聘山長的要求，遂被聘為書院的第一任山長。
1871年，王凱泰設致用堂，甫於撫署，月立一課。
高祖父在任職書院山長期間，對待學生非常和睦，學術氣氛相當寬鬆。
譬如在他制定的《學規》里，除了規定考試和上課、做學問時必須嚴格遵守規定之外，其他的條目都是要求肆業諸生如何修身、如何讀書、如何作學術研究的內容。
這在當時的晚清學術圈是很少見的，也正是這種寬鬆的學習與學術氛圍，使得致用書院人才輩出。
此外，作為福建著名的藏書家，高祖父平時喜購書藏書、多善本，逾萬卷，後築藏書樓「歐齋」以藏之。
為了擴充書院的圖書儲備，高祖父慷慨地將自己138種1131冊藏書，不計回報地捐獻給致用書院。其中經史子集各類都有，其中福建本土人士所撰所刊文獻尤為豐富。
林壽圖贈「致用書院」藏書
雅好藏書之外，高祖父還四處高價收購古代珍品和字畫。他曾珍藏一張歐陽修滁州畫像，常悲嘆自己的身世與歐陽修相類。他一來仰慕歐陽修的學問人品，二來表示不忘母教。高祖父的書室之所以命名「歐齋」原因也在此。
在西安任職時，一次偶然機會，他還收購了《歷代帝王圖》。
那是同治五年（1866）九月，我的曾祖父林師尚過生日，高祖父就從一位名叫蔡小石的收藏者手上，收購了《歷代帝王圖》將其贈予愛子為生日禮物，並且在畫上留下了自己的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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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帝王圖》繪有從漢朝到隋朝的13位帝王畫像，每位帝王身旁有一到兩名侍者，共計有46人。
13位帝王有站有坐，侍者們有立在帝王身邊，有穿插在帝王左右。各位帝王圖前都有文字說明，有的還記述了其在位的年代以及對他執政的評價。畫面栩栩如生，篇幅宏大，技藝精湛。
這是中國人物繪畫里的重要傳世之作，和故宮博物院的《步輦圖》可以說是雙星閃耀，堪稱國之瑰寶。
可惜的是，這件國寶在民國期間被祖上外家（高祖父外孫）梁鴻志得手並出讓轉賣。
1929年，梁鴻志在東京舉辦「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引起轟動，日本各界對《歷代帝王圖》予以很高的評價，一致認為《歷代帝王圖》是其中最重要的展品。展出結束之後，梁鴻志通過一個日本商人做中介，想把《歷代帝王圖》賣給東京的一家公司。該公司嫌梁鴻志開的價格太高，結果沒成交。梁鴻志只好把《歷代帝王圖》帶回中國。
1931年，時任波士頓美術館東洋藝術部的富田幸次郎覺得此作地位重要，不能錯過，建議登曼·沃爾多·羅斯先生買下，並在兩年之後捐贈給了波士頓美術館。
若高祖父知曉此名作最終流落海外，無法回歸本土，想必定會捶胸頓足、痛心疾首。
快人快語，豁達直爽
在尋常生活乃至官場交際中，高祖父為人非常幽默且豁達直爽。這種性情無形中也成了雙刃劍，清人稱其天才警敏，口才風流，卻也易於得罪同僚。
他的生平軼事流傳不多，所見卻皆是其與左宗棠言語反目的事跡。
清代李伯元《南亭筆記》記載，左宗棠任職陝甘總督時，當時高祖父為陝西布政史（藩司），能詩善飲，性極詼諧，左宗棠常找他飲酒聊天。
有一天他們喝酒正歡的時候，戰場上的捷報突然傳來，高祖父立刻稱讚左宗棠妙算如神，佩服不已。左宗棠大概也是微醺狀態，當即拍案自誇說：「此諸葛之所以為亮也。」
當時，很多官僚喜歡吹噓自己料事如神，都自比諸葛亮，左宗棠很鄙視這種怪象，以此事自誇。高祖父當時拍案回應：「此葛亮之所以為諸也。」
這句話可作很多解讀，但左宗棠以為高祖父是在譏諷他，按清人說法是「蓋豬、諸同音耳」。
書法
晚清閩籍翰林陳培錕曾著《歲寒居士集》，其中亦載有高祖父一軼聞：
高祖父被罷官後不久，有一次過天津時，曾拜謁直督李鴻章。論及用人，李鴻章說國事方急，不能不使貪使詐，高祖父說：「願君勿貪詐使耳。」李鴻章聽完有些尷尬，便對周圍人說，這個人雖然被罷官了，說話還是那麼咄咄逼人啊。高祖父直言：「某官雖罷，舌尚存也。」其言語犀利，可見一斑。
其實關於高祖父的史料很少，所見皆散落於歷史的各個隙縫裡。但臨到最後，我才逐漸意識到，自己對高祖父生平的探索，其實也是對我們家族歷史細節的探索。
特別是在當下，我更能理解這是一種遵循中國優秀傳統的行為，讓我們看到不同時代下的中國人，他們如何自處、恪己守正，亦不辜負自己身處的大時代。
就像我最初通過接觸高祖父那些細膩的詩歌所得到的震撼。我們自己也需要詩歌，並非單純為了重獲這種子孫與祖先的親密性，而是為了向自己證明，當我們內心遇到那些任何超越文字、在靜默中存在的東西時，這些與祖先共處的時刻是珍貴的。
參考資料：
福師大碩士學位論文 陳晶晶《林壽圖研究》
2014年8月17日《福州晚報》林恩燕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mo/Zn024ngB9EJ7ZLmJHYg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