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物世界裡的二手人生，環保一線的丐幫生活，「王大富們」的未來該何去何從？
文/ 馬 冬
如果說公園是一座城市的肺，那麼垃圾回收站就是城市的大腸。
垃圾在回收站堆積成山，進入城市資源循環鏈條的最後一環。有一個群體與政府旗下的環衛正規軍一起，處理著城市垃圾，他們有個統一的名字——拾荒者。
王大富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和城市經濟發展扯上關係，而且是積極的那種。大多數時候，他都覺得自己不如一粒塵埃，直到他靠這個行當成了家，直到有人把這個做成了生意開了公司，直到越來越多的人重視……
廢物老王·丐幫歲月
王大富是河南人，幼而失學，本來靠務農生活，但是染上了賭博的惡習。雙親不在，孤身一人，還輸盡了家產。一身賭債無法償還，索性背井離鄉到了大城市。
起初去廣東打工，按照他自己的話說，「也算是見過世面的人」。
誰知道打工打得好好的，橫禍飛來，無奈因為工傷被辭退了，最後流落到廣東周邊的城市，靠撿拾垃圾為生，重新討生活，人稱廢物老王。
一開始的日子還算好過，在城市邊緣的橋洞裡搭了窩棚，算是自己的家，平時翻翻垃圾桶，紙箱紙板水瓶都是錢，一天下來，解決溫飽是沒有問題的。後來逐漸擴大「營業」範圍的時候，出了麻煩……
城市的拾荒者群體按照戶籍來源，分為很多個幫派，分散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裡，每個幫派都有自己的活動範圍。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四川幫」，其次是「河南幫」，也就是王大富的老家。除此之外還有諸如「河北幫」、「江蘇幫」等。
垃圾雖然四處可見，但並不意味著拾荒者可以隨便撿。「丐幫」有一套屬於自己的生存法則。
幫派間都有一套自己的規矩，拾荒的地區和撿拾的內容都有相應規定。如果沒有地域圈子歸屬，就只能在被環衛工人和其他幫派翻撿過無數次的垃圾堆和垃圾桶中尋找僅剩的瓶子和廢紙，有時甚至還會有危險。
王大富不是「四川幫」的成員，也不認識任何老鄉同行，前期在自己居住的地方附近謀生。後來他擴大「營業」的區域，觸碰到了「四川幫」的地盤。
「眼睜睜看著一個瓶子在那扔著，他們就是不讓我撿，還在背後罵我。」有時候一早起來，王大富窩棚門口堆好的打算送去回收站的一堆瓶子就不見了蹤影。
而且在那之後，老王所在的區域，幾乎撿不到多少瓶瓶罐罐，他每到一處，都會有人提前掃蕩一遍。
後來他才知道，這是被報復了。
王大富所經歷的委屈，是各個城市幫派之爭最常見的縮影，很多時候打架鬥毆幾乎是家常便飯。
以王大富為代表的拾荒者是城市生態循環必不可少的一環——據《中國城市垃圾對策研究》作者王維平統計，他們不僅幫助政府節省每年數億元的垃圾處理費，還用精細的人工分揀，使得資源得到了更高效的回收利用。
雖對社會有貢獻，但「幫派」始終是城市裡的不安定因素，為了緩解混亂局面，眾「幫派」最後通過面對面的會談，達成了一份協議：「四川幫」負責撿垃圾，「河南幫」負責收廢品，「河北幫」負責接應廢品回收，「江蘇幫」負責回收地溝油，這場會議奠定了拾荒者的分布格局。
王大富的日子也在此過程中慢慢改變了。
撿垃圾的門道
撿垃圾看似是輕巧活，其實並不不容易。
王大富在片區混熟了幾個老鄉之後，也算是有了依靠。慢慢的他攢了點錢，花了幾百塊買了一輛小三輪，這個小三輪車成為他的全部身家。
他和幾個老鄉一起，到處翻垃圾桶扒垃圾堆，做著最末端的垃圾回收。民間稱他們為「叫花子」、「撿破爛的」，社會學上稱他們為「拾荒者」，城市管理叫他們「流動人口」。
每天早晨天沒亮，他都要開著三輪車到市中心轉著圈的收垃圾。簡易改裝過的三輪車馬力很足，奔波起來不費勁。
和平路是那一片最大的商業區域，附近還有幾個商圈。在王大富眼裡，和平路是塊沃土，南邊有幾個大一點的小區，只要車子不亂擺，早晨六七點就可以躲過社區保安的檢查，而且收穫還不小。
做了一段時間後，混了臉熟，有了自己的經驗。早起晨練的老人，悠哉悠哉提著塑料瓶和紙箱紙板交給王大富，他就可以換一頓早點錢。保潔、環衛工人、保姆都是廢品的主要供給人。
「勤儉節約的習慣只有經歷過苦日子的老人才有，別看他們住著這幾百萬的房，有些人還是願意囤些紙板紙箱，捨不得白扔。」
幾個月前，王大富發現好幾個小區的垃圾桶換了，變成了需要分類的，而且每個小區的垃圾桶邊兒上都還有人盯著。王大富覺得這跟自己沒多少關係，因為早晨的垃圾桶里基本沒什麼東西，塑料瓶、紙板這些能換錢的垃圾，都已經被保潔拿來賣給自己了。
最開始王大富與寫字樓、辦公室有合作，這些地方產生的垃圾直接留給自己，最大的優勢就是很穩定，沒人搶生意。但隨之問題也來了，必須天天按時到，時間不自由，扣除承包費以後也賺不到多少錢，王大富就放棄了承包的方式，開始專注小區的垃圾回收。
平時只要王大富安全到達社區旁邊的小門，僅僅一兩個小時就能收一大堆的塑料瓶，放到三輪車上能有兩米高。有時候小區有衛生檢查就會攆人，王大富的應對之策就是起的更早，只要在小區物業上班之前搞定，就不會有差錯。
當然，也有失算的時候，小區旁邊是一所小學，早晨接送學生的車輛經常聚集在小路，王大富滿滿當當的三輪車就成了阻礙交通的源頭。被投訴了幾次後，王大富學乖了，來的既早又快，還順帶搞一下門口的衛生。
進入市區，「王大富們」的改裝三輪車就成了安全隱患，超載和違規進入專用車道是經常扣車罰款的依據。
最近扣車的情況少了，罰款更多了。很多同行把交警的這種行為看作是對他們不得已違規的默許，是對他們為城市垃圾分類、廢品回收所作的貢獻的理解。
「性感」的廢品回收站
拾荒這一群體的存在，受到的評價經常出現兩極化：
一方面，拾荒者之間的交易未被納入國民經濟系統；另一方面，他們回收的廢品量和送往垃圾處理廠的垃圾量相當大，為城市節省了很多垃圾處理開支。
一方面，他們緩解了城市垃圾圍城現象；另一方面，他們游離於監管之外，在生產、交易中製造環境污染。
外人的眼光如此，他們自己又何嘗不是在內心做著極大的自我抗爭？
2016年後，王大富越來越不願意進入小區收廢品——進小區交的錢越來越多，但是廢品價格卻越來越低——礦泉水瓶子以前一毛五一個，現在五分錢一個；一百斤玻璃，現在賣不到二十塊錢；木頭十公斤五毛錢；2015到 2016年，再生銅、鋁和鐵的價格分別下跌了 16%、26% 和 44%。「每次進人家小區都得倒貼錢。」王大富說。
王大富的幾個同鄉，同樣目睹了整個行業的興衰。所謂的「幫派」成員的命運也都發生了改變。
當王大富看到了城市裡到處宣傳垃圾分類的標語才真正意識到，這個行業已經徹底變了。
每天同樣的工作量，同樣的廢品數量，換來的錢卻不多。這時他聽到同鄉們在商量著一項計劃——合資開一家廢舊物品回收站。
當然，他並不知道網際網路的魔力有多大，他也不知道to B 和to C 是什麼玩意，只知道有人這樣做，賺了錢，而且全國好像都流行做這個。
一般來說民間回收從末端拾荒者，到流動廢品商，到中型回收站、大型回收站，再到工廠經過層層環節，各層利潤被大幅壓縮。時下中型、大型回收站位於拾荒者經濟鏈條的最頂端，他們直接決定了「王大富們」收入的多寡。
開一家回收站，翻身做主人成為了那一時期的夢，不過也只是個夢，碎的時候都能聽見電焊呲花的聲音。
經過一番商量，幾個人拿出來全部家底，加起來大約有一兩萬，買了些二手粉碎機，在城郊的一塊野地上，用木樁圈起了一塊地，回收站就這樣「紅紅火火」地成立了。
不知道從哪裡聽來的詞，王大富覺得這是他人生做的最「性感」的一件事。
但實際上和一般企業一樣，廢品回收站同樣需要工商登記、稅務登記，唯一區別在於，還要辦理各種行業許可證，這些對老王來說都不是問題。
遺憾的是，他沒料到，私拉電線、安全隱患成了最致命的問題。
各種電線路交織在一起，引起了火災。小小的回收站和老王的夢一起變成了竄天猴，噼里啪啦，好生絢爛。
老王和同鄉破產了，這次連小三輪也沒剩下……
環保天團何去何從？
老王和他同鄉們的夢，隨著那場火災，付之一炬。就這樣，他們從「一無所有」中來，又回到了「一無所有」中去。
小三輪燒成了鐵疙瘩，原來的窩棚被城市管理清除，垃圾分類在全國盛行，老王們迷茫了。
2019年7月1日，事情出現了轉機，未來的曙光似乎出現了。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全國推廣勢在必行，垃圾分類產業終於迎來了大變局。短短一個月就有1004家垃圾分類企業成立，投資者聞風而動。
根據《「十三五」全國城鎮無害化處理生活垃圾的設施建設規劃》，「十三五」期間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總投資約2518.4億元。其中，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投資1699.3億元，收運轉運體系建設投資257.8億元，餐廚垃圾專項工程投資183.5億元，垃圾分類示範工程投資94.1億元。
垃圾分類將隨著垃圾處理的投資力度迎來新的市場機會。
按理說全國都在重視垃圾分類這個事情，老王這個群體應該是最大的受益者，因為他們是垃圾回收站與垃圾生產者中間最前線的人員，且是最關鍵的一環。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社區將垃圾嚴格分類投放，垃圾回收站派專業人員統一進行回收並用專業的設備進行處理，可利用的重新利用，不可利用的用科學手法變成其他資源，整個循環過程中，已經不需要老王他們這個環節了。
據有關數據統計，以北京為例，2017年共產生生活垃圾約900萬噸，平均每天 2.5 萬噸。長期研究中國廢品回收體系的陳立雯說，「廢品」在中國的城市垃圾中所占的比重約為30%，其中近90%得到回收，這個數據甚至超過了歐美國家。主要歸功於中國城市中由拾荒者和商販組成的、龐大而高效的「非正規廢品回收體系」。
然而隨著一輪輪產業整頓，在一次次漂泊遷徙中，北京廢品回收從業人口已經下降到十萬左右。與此同時，北京市的垃圾卻以每年8%～10%的速度快速增長，垃圾處理和廢品回收的壓力越來越嚴峻。北京尚且如此，全國其他城市所面臨的問題也同樣棘手。
自從提出循環經濟以來，從政府官員到專家學者的建議和論著頗多，但有一個方案從未被人引起重視，就是怎樣把「拾荒」和「收廢者」組織起來．發揮他們的作用，這其實是實施循環經濟的一條多快好省之道。
說到拾荒的非正式經濟屬性，政府也一直在嘗試把個體拾荒者納入到管理系統中，解決諸如回收不當導致的二次污染等問題，但都不是很成功。因為他們並不願意被收編，收廢品已經成為拾荒者的一種生活方式，他們也有自己的一套工作理念，譬如一些拾荒者認為收廢品比在工廠上班自由得多，更不用擔心被拖欠工資。
拾荒者在垃圾分類中的優勢顯而易見。無論是靠鼓風機把垃圾按重量分開，還是靠電磁鐵把黑色金屬垃圾回收回來，現有的各種垃圾分類技術，都沒有人力細緻有效。
面對著外界的各種聲音，「王大富們」只能苦喊，「除了我們，還有誰願意做這個？」
其實並不是每個國家，拾荒者都面臨這樣的困境。
瑞典包裝業巨頭利樂公司中國分公司副總裁楊斌曾到巴西考察垃圾處理模式。她發現巴西和中國一樣有一支龐大的隊伍。巴西政府因勢利導，成立了拾荒者合作社，讓他們分類收集部分垃圾。這個合作社並不完全是自負盈虧的企業，而是得到了政府、企業和NGO的大力扶持。
據說，拾荒者還被納入了社會保障體系，每個人都有社保和醫療保險。然而，這些對於「王大富們」只能是個願望，不知要過多久才能實現。
現在越來越多的小區，禁止拾荒者再進入，環衛工人也把街道打掃得一乾二淨。
雖然理論上看起來城市的面貌會越來越好，但環境問題仍然存在。
未來，作為解決環境問題關鍵環節的「環保第一天團」該何去何從，我們不得而知。只知道在被追逐與被需要的路上，「王大富們」的生活變得愈加荒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