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李自成為何對襄城此人恨之入骨?‖老家許昌
文‖應軍
在明清時期,從山西洪洞縣遷襄的張姓約有三大支,他們分別是茨溝張姓、王洛張姓和山頭店張姓,而茨溝張姓最為著名。
茨溝鄉茨溝張姓遷自於山西洪洞縣,明初來襄,始祖為張本光,後生五子,其子孫各立祠堂,其一支又遷村西約六里一個地方,起名張莊。張莊又立門戶,今80多歲的村民張疙藝家所存族譜上曾記:
「始祖,諱公遠,誥封文林郎;二世祖,仕山東定陶縣知縣;六世祖,誥封中憲大夫,仕安徽鳳陽府知府;七世祖,壬辰進士,仕四川按察司兵備副使,諱寧,字坤一;八世祖辛酉科舉人,奉旨不仕,諱永祺,字多祝。」
張永祺的父親張寧,性情剛直,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 年)中進士,先後任南京揚州府江都縣知縣,南京刑部主事,鳳陽府知府,夔州道兵備副使。他為官剛正不阿,不忍朝廷腐敗和官場黑暗憤而辭官。回襄城後,幫襄城知縣譚性教編纂《襄城縣誌》。
張永祺小時候,張寧對其管教很嚴,而受父親的薰陶和教育,幼年的張永祺就知書達禮,敢作敢為。父親過世後,張永祺精心侍奉母親,一日三餐,早晚問安,從無懈怠,但也時刻不忘讀書。
時朝廷腐敗,天下大亂,各地農民起義不斷,特別是崇禎年間李自成兵犯中原,河南地域屢遭兵燹。胸懷大志的張永祺也深知於心,襄雖屬東南西北通衢之地,城池坐落於一土丘之上,雖處高地,但海拔高度只有幾十米,坡度較緩,而且很狹小,面積只有不到一平方公里,南城門外有一護城河,但水勢不大,幾乎無險可守,城內百姓因此惶惶不可終日。
襄城的地方官吏為保一方平安,即動員縣城以內的學子士紳以及在百姓中有威望者守衛城牆。當時,已中年的張永祺被指派分守東城門,他召集家族中年輕力壯者和家中的僕人值守。白天在城牆上修補那些坍塌缺損的地方,夜間則露宿於城牆之上。
時百業凋零,城中百姓生活非常拮据,家無餘財,縣衙所屬的庫房裡也空空如也,難以籌集到修城池、鑄造武器等其它費用。此情此景,使張永祺感慨萬端,為表忠心,他就傾其能力,把家中余財貢獻出來,以充公用。
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九月,李自成占領葉縣,同時向四鄰各州縣傳送檄令,讓各州縣歸附農民軍。當時的襄城知縣曹思正倡儀歸順農民軍,大多數人同意了。
張永祺卻大聲拒絕:「我等是明朝的臣民,又是全縣百姓的表率,今日,一群大逆不道、燒殺搶掠的賊寇來此,我們就膽怯腿軟不發一槍一炮地大開城門嗎?這不等於引狼入室?我們平時所學所講的忠孝節義,平時只是掛到嘴上,臨危時刻就拋於腦後了嗎?」一席話,說得大家都不吭聲了。
曹知縣早知張寧為襄城名人大家,也知張寧次子張永祺非等閒之輩,其忠於朝廷且性格倔強,是個「攔路虎」,早已有了心理準備。待張永祺激昂陳詞後,他並未生氣,也不和他強辯。
場面冷靜後,曹知縣就命人拿白紙寫下歸降書,然後讓大家簽名畫押。待降書轉到張永祺手裡時,他不但拒絕簽字,還無限憤慨,嚴厲斥責在場者道:「可知我父當年至死不肯為奸佞魏忠賢建生祠的事嗎?那就是他行的大義之道。」
據說有口吃毛病的張永祺還說:「賊來吾期期舉炮一擊,余期期任公等身!」意思是,如果那些強賊到了,我就會用火炮相迎,我不管你們這些人怎麼做!說完擲筆於地。
曹知縣多次催逼,也無濟於事,就不再和張永祺計較,他回頭對堂下的役吏吩咐道:「在城內通衢處,人煙稠密處多多貼下告示,嚴禁肇事開釁,有敢輕放一炮,輕發一兵者,斬勿赦。」
張永祺知道曹知縣主意已定,也知道其他執事者都隨了曹知縣,也知道曹知縣是為形勢所迫,感覺自己強爭也是枉然,留下來凶多吉少。
傍晚時分,他便出城奔至茨溝,祭奠了祖宗的墳墓,回到城內家中,收拾好行囊,攜帶老母和妻室悄悄出城,向局勢安定的黃河以北避難去了。
這就是「張永祺破家守城不押降書」的故事。「破家」就是拿出家當以充守城之用,按老百姓的俗話說,就是把家都破上了;「守城」,就是親率兵丁們在城頭巡邏打更;「不押降書」,就是拒簽投降書。
張永祺雖然背井離鄉、隱姓埋名,但他不押降書的事還是傳開了。力戰葉縣的李自成知道了,明朝朝廷也知道了,著名的民族英雄史可法,在寫給崇禎皇帝的奏章中,極力讚揚張永祺「破家守城不押降書」,並向朝廷推薦擢用張永祺。
張永祺在外飄蕩了近四個多月,也沒有什麼好消息。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崇禎十五年,春節過後,張永祺聽到了一個令自己很振奮的消息,朝廷又指派汪喬年代替戰死河南項城的傅宗龍,擔任陝西三邊總督,負責圍剿河南境內的李自成農民軍。
二月七日,汪喬年即率一萬精兵,撇下重武器,從洛陽趕赴襄城,準備和李自成東面的左良玉夾擊李自成。
張永祺非常關注汪喬年的行動,他想藉此投奔汪喬年,可又怕自己不被接納,於是,他就找到郟縣西汪喬年所部歇息的地方,準備先拜謁總兵鄭家棟,看看情勢如何,以便下一步行動。
二月十二日,在官軍行至郟縣時,張永祺設法見到了鄭家棟,並說明來意。可鄭家棟對曹思正率襄城官民奉迎李自成的事耿耿於懷,更不了解張永祺,不願和他多說怎樣收復襄城之事。
為說服鄭家棟,為朝廷盡忠,張永祺急寫一篇《為傳聞襄城從逆始末及迫切望救呈詞》,文中詳細介紹了李自成占領襄城的經過,以及那些忠君官民們的迫切心情。寫好後,即拜託鄭家棟,趕緊轉交呈報汪喬年。
鄭家棟也不了解襄城底細,見文之後,知是汪喬年迫切所需,不敢怠慢,趕忙遞了上去。當天晚上,汪喬年百忙中就看到了張永祺的呈詞,並立即接見了張永祺。兩人暢談許久,張永祺表達了自己報國無門的愁苦,也表達了自己要滅賊報國的決心。
汪喬年為張永祺的理想和抱負所感動,也十分佩服張永祺的矢志不渝,更欣賞張永祺的文采。
此時的汪喬年,由於是遠程奔襲,對於襄城一帶的山川地理以及民風民俗,一概不知,正急需一個嚮導來給自己開路,於是他就安慰張永祺:「本官奉聖上之命征剿逆賊,非是討伐那些被李賊迷惑的襄城官民,我擔心他們不知道我這是拯救他們,也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我到達時,他們可能會閉門不開,會另有打算,甚至行動不當,彼此都誤會更深。我想,明天讓總兵鄭家棟使用我的儀仗、名號先行一步,看看襄城官民的反應如何。麻煩張兄一同前往,若得襄城,本官一定會上報朝廷,為兄請功。」
聽了汪喬年一席話,張永祺十分激動,他本想立刻應承下來,但近幾個月現實的殘酷和經歷的曲折,使他遇事不得不仔細思慮:「若這些平賊者輕進襄城,以討逆之名對老百姓燒殺搶掠,豈不有悖我的初心?」心裡想著,面露難色,顯得有些猶豫不決。
汪喬年見張永祺犯難,猜其可能是怕部下入城會有屠戮,便發誓道:「我等入城後,若有欺民傷兵之舉動,天怒雷劈!」
張永祺聽後,忙跪倒在地,解釋道:「剛才學生有擔心,怕襄城士民們和入城官兵相激生變,不想惹督公對天發誓,真是死罪呀,死罪!」順便說一句,督公,是民間對總督大人的尊稱。
汪喬年也趁機自嘲道:「本官並非是一個隨意發誓之人,只因此事關係重大,不得不發,願張兄先行,將我誓言傳於襄城士民,切莫使他們有猜忌、恐懼之心。」
兵貴神速,汪喬年即命張永祺隨鄭家棟連夜趕往襄城。
當夜四更天,張永祺奔至襄城北門。由於不了解城內情況,他不敢貿然而進,就想辦法讓城中知曉。
那些為保命歸附李自成的人,本是臨時為之,而李自成主力這些天只顧在郾城和左良玉對峙,在襄城也基本沒有什麼駐兵,當他們見到張永祺,知曉汪喬年已兵臨城下後,深受忠君思想薰陶的士民們也都「心回意轉」地迎接大駕。
汪喬年穩住襄城後,發兵於襄城東南四十多里的地方,準備與李自成大戰一場。
汪喬年奔襲之事,探馬早已報知了李自成,但他並未膽怯,他深知襄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深知汪喬年若站穩腳跟對自己的威脅是多麼地大。
事不宜遲,李自成將計就計,果斷地率農民軍,假裝撤兵西進,伺機消滅左良玉。
左良玉果然中計,出城追擊,被李自成擊潰。然後李自成迅速地調主力揮師西進,於二月十四日下午,擊潰汪喬年城外部隊,很快包圍了襄城,並持續不斷地發動攻擊。
撤退進入襄城的官軍雖有一千多人,但因紳士及其他各界人士憎恨李自成殺死曹知縣,所以都積極幫助汪喬年所部。李自成雖然兵多將廣,攻勢強大,喊殺聲震天,也很難撼動守城軍民。張永祺也被分派上城,晝夜駐守在城樓之上。
至二月十七日中午,襄城被攻破。李自成對張永祺恨之入骨,他不但知道去年張永祺拒簽降書的事,也知道張永祺投靠汪喬年,並將其引入襄城之事。在破城後,李自成把汪喬年、張國欽等抓獲後下令,懸賞捉拿張永祺。可是,一直搜索到晚上,還未見張永祺的蹤影。
憤怒的李自成想將張永祺的親族各家全部殺死以泄恨,那些家族中有預感的,就提前逃之夭夭了。今「茨溝張」已分布在襄城許多地方,與當年李自成追殺有很大關係。對此,《明史》記:「自成購永祺不得,屠其族。」
據謝承仁的《李自成新傳》介紹,當時,張永祺已被俘虜,押在另一支農民軍首領曹操的軍營中,只是其身份未被暴露,沒有被認出來,後來被該營一個叫黃龍的小頭目私自放走。
四年後,清順治三年(公元1645年),清軍進駐襄城,局勢大體安定下來,隱匿於深山老林的張永祺才得以歸家。而清朝政府為網羅人才,就讓任上的那些官僚們遍尋有識之士入朝為官,以安民心。
當他們知道張永祺的事跡後,就多次徵召張永祺入仕從官,但張永祺卻看透了世間萬物,把人間爭鬥視如煙雲,隱居在家十八年,對多次徵召一概謝絕。
張永祺晚年著有《偶然遂紀略》一書,書名取自杜甫「生還偶然遂」詩句,其意義為,人之生死皆是偶然,富貴不必強求。該書詳細記述了自崇禎五年至十五年,襄城抵抗農民軍數次攻掠的過程,成為難得的歷史資料。康熙元年即1662年,張永祺壽終於家。
張永祺「破家守城不押降書」,被載入《明史》汪喬年傳中:「次郟縣,襄城人張永祺等迎喬年」。《綏寇紀略》中也有記載。
張永祺的事跡不但見於官方記載,還見於民間記載。襄城《朱氏家譜》中曾記崇業妻張氏:「生於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子時。明天啟辛酉科舉人,李自成犯襄城,破家守城不押降書、奉旨擢用事、載明史諱永祺之玄孫女,邑庠,諱松林之次女,卒於同治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未時,享壽八十一歲,例封四品太恭人。」
【作者簡介】應軍,網名「首山望汝」,許昌市襄城縣人,農民。愛好文史,數十年來挖掘整理史料200多篇,被政協襄城縣文史委員會特聘為文史研究員,2017年當選襄城縣第十二屆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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