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孤兒，或者說留守兒童，這個群體是很大的，三四千萬人。」聊起紀錄片《棒！少年》，導演許慧晶不由得談及片中少年所代表的巨大群體。面對尖銳的現實，許慧晶卻並不想做提問題的人，他堅持片子是給人看的，並引用余華的觀點：作家不是去控訴，而是去發現人性的高尚。
文丨李不空
排版丨袁夢
33歲時，準備拍一群棒少年
毒藥：在拍這部片之前，您對棒球了解嗎？
許慧晶：不了解，是拍了很久之後才看明白。我拍了一個多月後，我都不知道啥規則，看不懂。那會兒他們老是打半場，打半場你就更搞不明白。他跟你說一二三壘，但是他那個半場就那麼點，你沒法想像。
我們能看懂的時候是他們進行第一場教學比賽，跟中山的那個球隊打。打到第二局第三局的時候，你突然間看明白了。原來一二三壘是這樣啊。
毒藥：您自己看這片看了一百多遍，哪幾場戲是現在看了還會有情緒的？
許慧晶：好幾場吧，一個是摩托搖；小雙上山，講自己的身世。然後馬虎回家，包括中山那裡，馬虎給小雙揉肩，音樂響起。還有就是美國比賽的時候，包括車裡面，小雙看到外面一個女人。還是有很多吧，包括結尾。
我 以前是一個淚點沒那麼低的人，但是到了這部片就有點......
毒藥：在紀錄片領域，用一年多的時間來拍這個片子，時間其實還是挺短的。
許慧晶：對。
毒藥：最開始就想好了短時間來操作嗎？
許慧晶：差不多。因為調研之後，就覺得好像應該一年左右可以。另外，那時候也是想去嘗試一些可以跟觀眾端走得更近的方式。所以感覺不管是從投資也好，或者說其他層面的考慮，它不適合那種太長的方法。 如果一拍這個三四年、四五年，那公司都黃了，這片子還沒出來。
毒藥：也會有資金的壓力？
許慧晶：嗯對。因為之前的發起公司也會面臨這樣的壓力。
毒藥：所以最早的時候就是找朋友的資金嗎？
許慧晶：也不是。當時是16年吧，我在北京的鳳凰工作，差不多做了三年左右，就是想換個環境，還想再回南方。後來跟我老婆商量，然後我們就回廣州。回廣州就問周老師嘛，介紹個工作唄。他就給介紹了《棒！少年》的發起公司。
我們那會兒是以工作的形式做。剛開始也是做短視頻，那會兒不是風口嗎？很多公司都在做。然後慢慢就是嘗試一些長的，那個階段，慢慢就有了一些文化向、娛樂向的片子出來。
實際上那時在創作上也挺泄氣的。在那之前，我有部片子做完了，不管是影展，還是其他方向，離自己的預期都比較遠，就挺失落的。那會兒已經33歲了，你想持續的話，應該怎麼弄？
後來慢慢做，就建議公司從切入口和內容上做一些調整，用獨立紀錄片的製作方式，做一些不一樣的呈現，公司覺得這樣也行。正好我們的負責人跟棒球基地的孫老師認識，然後就開始去調研。
毒藥：像孫教練他公司的運營情況，能形成一個好的商業模式嗎？
許慧晶：還是不行吧，比較困難。
片中孫嶺峰教練在訓練隊員
毒藥：走這個商業賽事這一塊兒還是困難？
許慧晶：實際上他終極的目標是想做國內職業的聯賽，然後能夠去促成棒球產業，包括地產和其他的一些東西。不管是美國、日本、韓國，只要是棒球做得好的，它的前提就是棒球產業做得好，產業足夠大。所以孫教練實際想做這個，慢慢建立自己的球隊，能夠職業化。
剪了40多版，遺憾已經很少了
毒藥：愛奇藝當時跟你們有溝通是吧？他們參與進來，最吸引他們的點是什麼呢？
許慧晶：不太好說。我覺得可能還是看到了一種可能性吧，這樣的作品不是單一化的，它有一定的想像空間。這種題材這樣走也行，那樣走也行，所以相對多元化一點。
當時有像愛奇藝這樣的合作方進來，就可以把片子繼續往下推，因為後期也是很大一塊兒，前期做完了，後期沒有那樣的能力的話也不行。
毒藥：像這個片子它的後期成本怎樣？
許慧晶：後期成本實際上比前期成本還要高，差不多超過一半。這還是控制成本的情況下，如果不控制成本可能更高。
毒藥：這片剪了四十多版，在這個過程中，我看有好幾位剪輯老師，他們在剪輯上對結構有哪些建議呢？
許慧晶：實際上更多的剪輯結構還是從我們這邊先出來，出來後大家再一塊兒弄。為什麼我們會有三位剪輯製作老師呢？因為大家的時間需要協調嘛，平時老師們都很忙，剪輯又都要到現場來指導。
加上那會兒我們又很趕，要參加電影節。所以這也是一種方法吧，先這位老師剪，然後那位老師來介入。所以說也挺好的，因為每位老師他的方向不太一樣，廖老師可能更寬一些，周老師對概念的東西，結構的東西更敏感。
所以就給我們提供了很多不同側面，我們就像一個容器，要把這些東西全部消化掉。
毒藥：從第一版到四十多版的過程中，作品的剪輯結構有哪些大的變化？
許慧晶：實際上剪輯結構沒有太大的變化，我們可能更多的嘗試還是說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講述，是從誰的視角？是雙視角還是不帶視角？ 另外討論得更多的，還是我們所謂的蒙太奇段落的用法，包括社會背景的使用程度，很多老師就會有不同意見。
最後的解決方法就是用雙視角，因為考慮到現實的狀況，包括對於素材的使用，還是這樣能呈現最好的樣貌。
毒藥：像這片子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去拍，你覺得最後在呈現過程中，有沒有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
許慧晶：那倒還好，基本上這個片子的遺憾是很少的。這個片子對我自我問題的解決幫助很大。
毒藥：這個展開講一下？
許慧晶：主要還是在後期吧。因為以前我的片子更多的還是拍事件。我跟廖老師合作過兩部，第一部是12年那會兒， 他跟我提過：「你現在是在拍事件，不是拍人物。」當時我不懂，我不是一直在拍人嗎？我拍人不就是人物嗎？然後到了第二部的時候，他說哎，你這個東西好像在拍人了。
那到了這一步，我覺得好像是理解了，也就是通過將近一年半的剪輯時間，就讓自己真正地去理解了一些東西，關於什麼是共情，什麼是移情，就像《故事》那本書里講的。我當時剪了一段時間，實在剪不下去的時候，我把《故事》又翻了一兩遍。你發現他寫的東西好像跟我們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片子裡面有小朋友，有教練，你怎麼去站在教練的立場想問題，你又怎麼去理解不同性格的小朋友，剪馬虎、剪小雙的段落時，你要站在他的立場上去想。
毒藥：周導對這個片子有什麼具體的建議嗎？
許慧晶：周老師還是希望能夠加入更多社會性的元素，包括教練層面的。我們肯定會去想怎麼把這些東西更好地融合起來。
毒藥：他最感興趣的是哪個視角？
許慧晶：我猜測應該是教練這一塊兒。
毒藥：教練視角切入？
許慧晶：對。
做片子，就是去發現人性
毒藥：我覺得怎麼選擇視角的問題，背後涉及到每個導演他的價值體系。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版本，可能更多是向上的角度，這是出於市場考慮還是內心就喜歡？
許慧晶：實際上更多考慮的是我們今天能做什麼？除了呈現問題之外還能幹啥？你的片子還是讓人看的，對吧？大家看完後會有一種反饋，我們怎麼去看待這些小孩兒？雖然這些小朋友各有各的經歷，但如果你把他標籤化，那就是事實孤兒，或者說留守兒童，這個群體是很大的，三四千萬人。
我更多想的是通過片子，能夠讓更多的人去關注這些小朋友本身。我們從內心希望去幫助他們。我們不想去呈現問題本身，因為我覺得只要你有一定的知識能力，或者哪怕去見一個農民，誰都知道我們存在什麼問題，是吧？
毒藥：會不會有點樂觀？
許慧晶：這個我覺得沒什麼樂觀不樂觀。問題就在那裡，大家都很清楚，那你說我們費這麼大勁，我們傳播一些問題，並且這個問題是大家都知道的，那費這個勁幹嘛？沒必要再去做一個去提問題的人。
毒藥：但好像並不是說大家都知道這些問題。
許慧晶：實際上還是很多人知道的，大家都不願意去說嘛，對吧？我從農村出來，你跟鄰居聊，跟發小聊，跟任何一個人聊，誰都很清楚。 另外呢，我很喜歡余華說的一句話，他說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也不是去揭露，也不是去控訴，而是去發現人性的高尚。
他說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與惡的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眼光去看待這個世界。我覺得我們做片子，更多的也是去看到人性的東西。
毒藥：片中的主創對這個片子有何反饋？
許慧晶：大家對這個東西的接受度還是挺高的，因為畢竟裡面還是有一些像這個打架呀，社會端的一些問題。但包括孫老師，他們從發起的角度能接受，我們內心還是挺開心的。
毒藥：片中這幾個小孩兒，他們最開始看的感受呢？
許慧晶：他們最開始看就在First影展，那會兒就有人問馬虎看完感覺怎麼樣？他說他覺得自己沒那麼「土匪」了。因為拍完之後也都快兩年了，小孩兒已經變聲了，從12歲到14歲，小朋友長相也變了，說話也變了，都變了。所以他再看的時候他實際在看他小時候，這個感覺還是很奇妙的。
毒藥：我看最後結尾的時候，小雙在那個樹上跟他大伯喊話，這個結尾是怎麼定的？
許慧晶：一開始嘗試的是以馬虎唱歌結束，後來這個結尾也是到快定剪的時候做了調整。
毒藥：您決定的還是？
許慧晶：是廖青松老師給的意見。我當時也是覺得這個建議特別好，讓片子產生了一些隱性的結構。
毒藥：我看您說還有一個新片子是吧？在東北種菜的？
許慧晶：對，拍了一段時間。但視角可能是以狗的視角。
毒藥：這還挺新奇的。
許慧晶：對，以前我們有點兒沒有底氣，但是拍了三次下來，感覺應該是可以成的。
毒藥：感覺您這後邊兒是要做虛構電影了？
許慧晶：也不是虛構吧，只是用現實的素材去進行創作。我比較喜歡阿巴斯說的話，他說導演在現場最主要的貢獻就是發現能力。
毒藥：但阿巴斯都是劇情片。
許慧晶：我覺得很多東西是相通的，你像我們現在做紀錄片，我們也不是用紀錄片的方式做嘛，我們還是用故事片的方式在做，只是用的現實的素材。
毒藥：這個方式其實跟傳統的獨立紀錄片操作方式，在本質上還是很決裂的。
許慧晶：我覺得還好，也許是我們在國內能見到的形式化單一的影片太多了。另外在國內可能大家都會認同懷斯曼，對吧？懷斯曼這麼多年還不停出新片，實際上他很多片子長得都不一樣。懷斯曼說他一直是在用故事片的方式在做新片，他是根據這個題材去變換烹飪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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