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劉虹霞，是一個國際職場女性，在不同國家和不同行業取得過一些成績。
但是30多年前，我是一位家庭主婦，碩士畢業後，我全職家政、相夫教子，等兩個孩子都到了學齡以後，我才重新走入社會、開創職業。這個過程不能說不艱難，但也給了我極大的啟發。
和大家分享我經歷的三個故事，每一個都是我作為女性面對的不一樣的挑戰：
作為家庭主婦第一次參加職場面試；
和不同國度、不同文化的人第一次在女權和職場問題上不打不成交；
進入職場若干年後，第一次在事業和家庭之間做選擇。
希望這三個故事，能對在人生旅途中迷茫的女性有所啟示和幫助。
劉虹霞 上海紐約大學國際組織代表、前任副校長
「六年在家拉扯兩個孩子長大，什麼都能做」
我博士還沒念完，就從知識的殿堂，走進了柴米油鹽和奶瓶尿布的小家天地。
先生和我都是北大校友，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也是中國大陸留美學生里第一批應聘到華盛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兩個孩子出生後，我天性喜歡孩子，也很想親手搭建自己的家，於是選擇留守在家。
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先生的收入，雖不富裕，也還夠用。那時正值他職業剛起步，一年裡有大半年在亞非拉國家出公差。因而作為家政總管，我除了撫育一雙兒女，操勞一日三餐，還要擔任清潔工、油漆工、修理工、小裁縫、司機等。
我除了撫育兒女，操勞一日三餐，還要擔任清潔工、油漆工、修理工、小裁縫、司機……
很多年輕有抱負的女性，對我心甘情願承擔家政不屑一顧，我先生也這樣想，他當時覺得我不去拓展自己的職業，簡直是在浪費年華。
但我堅持了，我把自尊心暫時埋藏起來，把家政當成一份事業用心去做。
等到孩子開始上幼兒園，我想開創自己的事業，但那時我們一家四口因為先生的工作原因搬到了喬治亞。對當時的我而言，想在喬治亞拓展自己的職場有很多限制。
先生鼓勵我去應徵一個教育發展學院的專員職位，這個職位是半職，相當於鐘點工，要求優良英文和基本俄文，我覺得這些要求我沒問題。
面試時，那位美國老先生看著我的簡歷，眼皮不抬地問我：「你受過良好的教育，可過去六年的簡歷卻是空白，你還記得怎麼打字嗎？」這次面試的結果顯然是不行了。
過了幾個星期，我又鼓足勇氣去應徵下一個專員職位，這次是一位美國中年婦女接待了我，她善意地看著我問：「你在哪方面可以幫助我們？」我想了想，自信地說：「我過去六年在家拉扯兩個孩子長大，什麼都能做。」
就這樣，一周後我開始上班了。
不同的人問了我不同的問題，也看到了我不一樣的價值和潛力
兩個不同的人問了我兩個不同的問題，也看到了我不一樣的價值和潛力。這位女士成為我職場上的第一位領導，為我提供了走出家門、發展職業的第一個平台，也由此傳遞給我三個受益終身的啟示：
第一，人與人溝通最基本的技巧是巧妙詢問、仔細傾聽。
第二，女性沒有必要把事業與家庭、孩子對立起來，這不是一個對錯的關係，而是先後。一個女人不可能在同一時間裡什麼都要，而應該有先有後有重點。現代女性可以有成功的事業，也可以有圓滿的家庭。
第三，女性之間需要彼此的理解、鼓勵和提攜。
女性之間需要彼此的理解、鼓勵和提攜
家政實際上是培養女性領導力得天獨厚的實驗室。
做了母親，帶了孩子，自然而然會變成一個管理時間的專家，在同一時間可以做很多事。也會成為內部矛盾和外部衝突的調解員和談判員。出於愛護下一代的天性，女性還會走一步看三步，被迫考慮各種風險因素，通過思考、比較、決策來管控風險、 排除風險。
女性在處理家政和教育孩子的過程中，練出來的溝通力、協調力、調節和談判力、風險管控力，都可以成功引入職場和公益事業，也都是領導力的關鍵因素。
「女性能頂『大』半邊天」
「婦女能頂半邊天」這個口號，自五十年代就流傳大江南北，我自己的成長經歷得出的結論是：女性能頂「大」半邊天。
我從小由外婆和母親撫養長大，十六歲，獨自去北京上大學。二十歲，我從北大出國留學。由於環境的耳濡目染，再加上自己的成長經歷，我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是女性，而覺得身段矮一點兒或聲音弱一點兒。
2006年，我應邀成為國際法律發展組織常駐澳大利亞負責亞太工作的首席代表，同時也是這個國際組織高層管理委員會的第一位女性。
有一次開會，我作為亞太代表，直率但又平和地對亞太項目預算表示不同看法時，有位男士很認真地插話說：「在中國，女性可以這樣直截了當嗎？」我不假思索地說：「我在新中國長大，在那裡，婦女能頂半邊天。」他們覺得這個說法很新鮮，也開始習慣了我的直率。
這件小事之後，我和這些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男同事們，合作地更融洽了。
成為國際法律發展組織常駐澳大利亞負責亞太工作的首席代表，也是高層管理的唯一女性
我注意到，他們每個人的助理都是女性，這些女士幫他們接電話、列印文件、處理公務，有的還幫他們做咖啡、倒咖啡，他們彼此都很習慣。
我們一起開會時，我會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警告他們，「別指望我給你們做咖啡，也別讓我看到女助理給你們倒咖啡。」時間長了，我反而看到這些同事變了，有時他們拿著咖啡來開會，還會指著手中的杯子，得意地告訴我，「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從世界範圍講，女權運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這期間要小心兩個誤區：
一是婦女解放運動促使婦女本人和社會對婦女職業成功的期望大大提高，同時也導致婦女本人和社會對婦女在家相夫教子的價值進一步貶低，長期下去其實不利於社會健康和諧的持續發展。女性在孩子幼小的幾年，如果有條件在家相夫教子，可能會減少很多社會問題，關鍵是社會是否關注和承認這個價值。
另一個誤區是，婦女解放運動經常偏重數量的變化，而不是質量的變化。不管是已開發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管是在政府、企業還是事業、公益單位，最高決策機構里女性還是占絕對少數的席位。目前，北歐一些國家正在改變這個現象。
「考慮再三，我勇敢地在家庭和事業中做出選擇」
年過半百，回頭看自己的人生，有成績也有遺憾。
比如小學五年級時，我被一所藝校選中，但外婆和母親就是不讓我去，說「將來做戲子可不行」。那應該是七十年代常有的偏見，我大哭一場。
1981年高考，我的志願是北京廣播學院，然而校長得知我的高考分數後，私自把我的志願改成了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因為一流大學的錄取可以為中學爭光。我收到北大的錄取通知書時，心中一片茫然。
這兩次的失望，也就罷了，因為我還未成年，只能隨從大人的意願。
讀大學後，我開始走自己的路。即將畢業前，我做了我人生中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決定，放棄在北大留校讀研深造的機會，和比我高兩屆的北大校友一起出國留學。父母都覺得我太年輕，放棄北大的機會太可惜。到今天為止，我和這位校友一起走過了近三十五個年頭，也有兩個長大成人的孩子。
第二個決定，是結婚生子後，選擇暫時在家相夫教子，等孩子們上了幼兒園，我才開始拓展自己的事業。過了若干年後，先生才真正理解我這個決定。
像很多女性一樣，結婚後，我大部分的職業選擇受家庭和其它客觀條件限制，沒有隨心所欲的可能。
追隨先生到美國留學，但我更嚮往歐洲；
追隨先生的工作，我們把家安在了華盛頓地區，儘管我在那裡拓展自己職場的空間很小；
追隨先生，我帶著兩個孩子搬遷到喬治亞。先生的工作固然很重要也很有意義，但那時喬治亞百廢待興，家裡常常缺水缺電，比起華盛頓，生活很不方便，我職業選擇的機會也更少；
還是追隨先生，我十年前放下自己在海外已具規模的職業和穩定的生活，回到中國……
我出國時，二十歲，在中國沒有任何工作經驗；回來時，已到不惑之年。
作為遊子，重新開始，重新學習。所有這些追隨，我心甘情願。夫妻之間本來就是一個漫長的協商和妥協的過程。
但我自已做主，決定了兩次職業上的選擇，完全是在追夢。
第一次是接受邀請，做了兩年常駐澳大利亞負責亞太事務的代表。當時兩個孩子已上高中，也懂些人情世故，我們開了一個家庭小會，商量是否接受這個聘書。
我仔細傾聽了他們的想法，先生不能放棄他的工作隨我去澳大利亞，孩子們也不願意在高中時撇下他們的老師和朋友轉學到一個新國度，但他們不反對我接受這個任命，而且鼓勵和支持。兩個孩子聽到媽媽是獨立作為外交人員常駐澳大利亞，還說了一句動人的話，「Mom, that’s COOL!」
那天晚上，我考慮再三，決定勇敢地接受這個聘書。
我隻身一人拎著兩個箱子，先後在義大利總部、澳大利亞亞太中心常駐兩年之久，每一個季度我會回華盛頓探親一次，先生和孩子們每到寒暑假也會來澳大利亞和我團聚。
我一開始感到很內疚，但後來才發現，如此經歷給我和我的家庭帶來不少意外的收穫。先生在那兩年里，爸媽都做，和兩個孩子在生活中一下子貼近很多，他也對我之前在家操勞有了親身的體驗。孩子們更加自理自立，更知道互相關愛。
第二次是2013年，當時我和先生都在北京工作，突然收到上海紐約大學的邀請，出任上紐大的行政副校長。
對我來說，作為紐約大學的校友，能在有生之年參加上海校園的建設是多麼榮幸的一件事。我考慮再三，做出自己的決定，離開北京豐厚的領導力諮詢工作，奔赴上海。讓我欣喜的是，這次先生跟著我從北京來到上海，作為客座教授也參加了上紐大的建設。用他的話來說，我為主，他為輔，這也是我們婚後近三十五年第一次角色轉換。
在我看來，女性是否選擇暫時做家庭主婦都可以，但要提醒的是，任何時候都不要讓自己的夢想完全消失。在合適的時間大膽發展自己、找回自己，這只會贏得家人們的支持和讚賞。
在合適的時間大膽發展自己、找回自己
相信自己，相信女性有自然的內在的領導力，眼光放遠，但點滴做起。從小到大，從近到遠，修煉自己，完善自己，影響社會，改變世界。
感謝上海市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上海市婦女聯合會對本次大會的大力支持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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