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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林懷民在台灣省創辦雲門舞集，
被譽為「亞洲第一現代舞團」。
2019年，雲門舞集與陶身體，
做了一場兩岸頂尖編舞家的交換作品，
此後，雲門與大陸的交流被疫情中斷。
2020年，林懷民宣告退休，
從艋舺街邊長大、林懷民的前司機、
編舞家鄭宗龍全面接任藝術總監。
雲門新作《霞》在上海首演（攝影：李佳曄）
世事變幻的這幾年，
鄭宗龍為雲門舞集注入了怎樣的活力？
又是如何從一個「賣拖鞋」的年輕人，
慢慢成為林懷民的接班人？
他有著怎樣的風格與性情，
會如何帶領雲門奔赴下一個50年？
林懷民和鄭宗龍一起出席《霞》上海發布會
11月17日，鄭宗龍攜新作《霞》重返上海，
林懷民說：「雲門從未如此輕快，如此多彩。」
一條請宗龍來做客，和他聊了聊。
自述：鄭宗龍
編輯：陳 沁
鄭宗龍來到一條棚內接受專訪
一條：林懷民老師提出讓你接棒雲門舞集時，是怎樣的情景？
鄭宗龍：我們常常坐在老師家的小餐桌旁說話，那是一張很簡樸的木桌子，旁邊是林媽媽寫了一半的《心經》，後面就是老師的廚房。那一天聊了很多，但我只記得一句，老師問：「你來接雲門好不好？」
我瞪大眼睛，然後說：「好」。在那之前，老師的腳受傷了，他覺得自己需要休息。我想得也很單純，我喜歡創作，做總監就是繼續創作。
以下是鄭宗龍的自述。
小時候的鄭宗龍
我從小在街邊長大。我爸爸有一個拖鞋工廠，在台北的艋舺，小時候放學回去就很愛在街上玩。長大一點點，我就跟姐姐拿著家裡的拖鞋去賣，一點點貼補家用，一點點像遊樂場的感覺。艋舺是一個蠻特別的地方，龍蛇雜處，有非常多的廟宇、紅燈區，各階層的人匯聚在一起。
我小時候走到哪裡都會搞一些破壞，特別好動，我和我媽媽都覺得我好像應該去學跳舞。8歲的時候，學校發了一張單子下來，一邊叫做資優班，一邊叫做舞蹈班，我就自己剪了一個大頭照，貼在舞蹈班那裡，一路順利跳到現在。
台灣的舞蹈教育是東西方都要學習，包括芭蕾舞、現代舞、民族舞，比如傣族、蒙古舞。國中之後我也還在舞蹈實驗班，高中念華岡藝校，也一直在舞蹈實驗班。父母親賜給我一個好身材，就高高大大的，永遠都是站在中間，一路上蠻如魚得水。
鄭宗龍念書時期
青春期，生活跑到另外一個狀態去了，比較沒有專注在舞蹈上。常常五六個人聚在一起抽煙打架，偷騎摩托車，很吊兒郎當的樣子。直到15歲，人生慢慢回到正常軌道，也是在那個時候，我編了人生第一支舞。
我從小不愛讀書，所以大學沒有考上日間部。夜間部只有晚上上課，白天就幫家裡的拖鞋工廠送貨，開一台小小發財車，穿著家裡的拖鞋，在台北市的市場、超市、路邊攤，拎著我們家的拖鞋到處送貨。
可是心裡痒痒的，覺得還是想要不分心地跳舞。有一天，我在某一個學校演出，雲門2創團的藝術總監羅曼菲老師看完我的演出後說：「你怎麼沒有來考台北藝術大學？」我說：「有，我分數差了大概5分，所以沒有上。」她說：「那你來考插班考。」
隔年我就去考插班考了，也很幸運，從夜間部轉到日間部，不用再賣拖鞋了。
宗龍在舞蹈班時期
大三、大四的時候，我在關渡的台北藝術大學度過。大四迷戀網咖，跟一群夥伴，每天下課十幾個人坐一排打遊戲，打打殺殺，喊來喊去，覺得特別過癮。有時候更盡興一點，一坐就三天，翹了三天的課沒去上，早上回家洗把臉，再去學校打太極，所以身體的負擔非常重，我就決定休學。
那個時候，台北的網咖我都沒有那麼喜歡，所以我想要看父親要不要支持我，開一間厲害一點的網咖（笑）。
宗龍在艋胛
不久後，我的脊椎受傷了。開完刀之後，在家躺了一年多，網咖的夢也沒了，跳舞的夢也不太知道在哪裡。就穿著醫院復健的鐵衣（脊椎背架），還是開著小發財車在台北市區去送貨。
我有個好朋友，以前他是時不時會跑來約我去打網咖，那時他時不時跑來叫我回去跳舞。我就決定去把大學第五年念完，於是我脫掉鐵衣，一點一點把舞蹈練回來，畢業之後順利地去考了雲門舞集。
林懷民和宗龍在雲門劇場外合影（攝影：曾悅倫）
我進雲門的第一堂課，老師就要我們站樁，蹲在那兒，一蹲就蹲了將近一個半小時。我心裡嘀咕，這是舞蹈嗎？但是我眼睛偷瞄那些資深的前輩們，大家的表情都非常平和。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觸碰到另外一個舞蹈的世界，雲門要我們打太極導引，所有動作的速度都是非常慢的，這有一個好處，你會非常紮實地記住身體的每一個過程跟動態。包括去想像纏絲勁、打坐、寫書法，多一點向內的探索，多一點意念的事情，多一點腳踏實地的感覺。
2003年 鄭宗龍演出舞作《松煙》
做舞者，一去巡演通常就是三四個月，就像在跑江湖，歐洲、美國一個一個城市地跑。因為我脊椎開過刀，休假的時間，我都是在復健診所跟溫泉裡面度過，慢慢地，已經無法像剛進團那樣掌握我自己的身體。
我的身體再也無法頂住聚光燈，所以要選擇離團了。要離開那一天，我在團裡面哭了一個下午，我覺得我好像要離開舞蹈了。
離開之後，父親要我回家，我們家也在台北，自己有地方可以住，但我知道一回去我可能又變「拖鞋小開」了，要過繼續送貨的人生。我想再奮鬥一下看看，就嘗試編舞，在台北大樓的健身房租一個小小的房子。
宗龍在劇場排練（攝影：李佳曄）
為了生存接一些商業的案子，讓自己可以好過一點。我記得那時候常常要去提款機，找可以領百元鈔的機器過日子，常常口袋摸了都沒錢。
老師知道我喜歡創作，知道我日子不好過，他說，「你來幫我開車吧，我只要去哪裡，我就打電話給你。」因為我有一台父親給的二手車，也住在他家附近。
我們在談這個的時候，剛好他的收音機放的是馬勒的音樂。他靈機一動說，「好，那以後我就呼叫馬勒。」於是，我就有個外號叫「馬勒」。
2003年，鄭宗龍《薪傳》排練
他常常去劇院看演出，多一張票，我就很幸運可以坐在那裡。常常去書店，就會丟兩本書給我。更幸運的是開車載他回來，就只有我們兩個，他可以點評舞作，那是我二十幾歲看不到的視野。在那段時間，不管是古典音樂，還是西方經典文學，都開始一點點進入我的生活。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我一樣會聽巴赫、馬勒、德彪西、蕭邦。在人生最開始的時候，我聽到音樂就想要跳舞，到後來，我聽到音樂就在編舞，腦海裡面就會有幾個黑影跑來跑去，總有揮不去的一些黑影舞者，在我這腦袋的舞台里跳舞。
我想林懷民老師給我最大的影響，是他打開了一扇門，讓我走進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非常浩瀚，夠不著邊，所以我很感激他。
2018年 雲門舞集再訪那瑪夏（攝影：李佳曄）
2020年 嘉義故宮南院，雲門和民眾一起跳舞（攝影：王弼正）
大概26歲左右，羅曼菲老師邀我回雲門2編舞，開啟我和雲門新的合作。
跟著雲門2上山下海，我們常常去部落、社區，甚至是海邊，做了非常多舞蹈的推廣。我要拿著麥克風去介紹芭蕾舞，比如路易十四，或者是現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鄧肯，舞者就會出來釋放一些段落。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橋段，叫做大家來跳舞。最後5分鐘太美好了，整個社區或學校的人，大家就會牽起手來，在月影底下跳舞。你會看到有很多高手，看起來不太會跳的樣子，一上來就是地板動作。
《霞》劇照（攝影：劉振祥、馮躍紅、胡一帆）
後來，林老師宣布退休，雲門的兩團要合併了，2020年我接下雲門舞集的藝術總監。從2019年底到2020年初，我們是被疫情追著跑的，每離開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就封鎖。
一個舞團最重要的生計，其實就是依靠各種不同的演出。幸好雲門在淡水，有一個自己的家、自己的劇場，我們在自己的劇場做一些小型的演出，把觀眾帶到淡水來。相對是一個舒服的大自然環境，每想起來還是不可思議的一段記憶。
2020年，在家的舞者們
做《霞》的時候，所有的舞者在線上一起跳舞。每天9點40幾分的時候，在視訊對話窗里就會跳出來26個舞者，一人一個框框，一人一個自己的房間，跟我平常所看到的他們不一樣，好像重新認識一個人。
我跟舞者提出邀約，談彼此的慾望、悲傷、喜悅，分享給我某一個他或她難忘的經歷、片刻，從他們的經歷裡面，去尋找相對應的意象與身體動態，用這些夥伴的故事來創作一個作品。
有一段舞是一個男性舞者，他為了追求自己的慾望，永遠踩在天上、踩在別人身上，仿佛在進行一場冒險，雙腳始終都沒有落地。被他承接的舞者們幻化成不同的地形、不同的起伏，而他一直在努力地保持平衡，很像走在鋼索上的感覺。
另外一個女生的故事很悲傷，有股力量好像一直深藏在她的身體里。她的身體會不斷湧出一些動作來，涌到一個人可以的最大的極限，又瞬間再縮回那一個部位。其實很多片段，都是非常直接的情感傳遞。
音樂我們選用了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清水靖晃先生用了4把薩克斯來演繹，跟我們所知道的巴赫完全不同。他又選擇去空曠的教堂、礦坑、防空洞、下水道去錄一些聲音。金屬的管樂在巨大空間裡面迴蕩，就真的很像視訊裡面，一個個小房間所發出來的聲音，那麼濃郁、飽滿。
某一個舞者在跳舞的時候，後面巨大的影像就是他或她畫的一幅畫，我們讓舞者穿成自己的樣子，所以雲門從來沒有那麼多服裝款式在舞台上。
其實我們做創作，真的很希望得到共鳴，坐在漆黑的觀眾席里的觀眾，有那麼一瞬間，能撞進他或她的心裡，勾起某一個片刻的回憶，我覺得就足夠了。我們是不是也都曾經窩在一個小房間裡？我們是不是也都曾經在一個小框框的視訊裡面？那個時候我們的心情，我們的感受，我們的喜悅，我們的孤單，和台上的舞者是否一樣？
鄭宗龍和舞者排練《波》
其實，我不覺得我是在做藝術總監，我也從來沒有將舞蹈當做一個事業。舞蹈是生命誕生來就存在的東西，跟人脫不了關係。你不一定要跳得很美，你也可以同手同腳，也是一種特別的協調。
如果可以將這個生命給予的樣態，用舞蹈的方式表現它，在回頭讚嘆生命的時刻，我覺得一切都好單純哦。
《霞》上海首演前一天
疫情這三年，我編了三支舞。除了《霞》之外，還有《定光》和《波》。
2020年我搬到山裡，太陽起床，我就起床了。在山裡聽到很多住在市區聽不到的聲音。各種昆蟲的聲音，蟬鳴的聲音，風在樹上跑的聲音，觀察樹木的葉脈、樹皮。看到這一切，不知道為什麼都想到舞蹈。
鄭宗龍編舞作品《定光》（攝影：李佳曄、劉振祥）
我找了一個好朋友，他是一位作曲家，我跟他說，「我們可不可以去模仿這些蟬叫聲，或者是去製造出大自然的聲音？」
他就帶著這些舞者們開始做一些聲音的訓練，有點像口技。所以《定光》整個舞作非常特別，一個多小時裡面，舞者一邊跳舞，一邊發出不同生靈的聲響，讓觀眾們好像置身在一個自然狀態里。
鄭宗龍編舞作品《波》（攝影：李佳曄）
另外一個作品《波》，因為疫情，世界變動很大，那邊的蝴蝶拍一下翅膀，這邊就可能會產生一個颶風，仿佛整個世界都在一個波動裡面。
我和多媒體藝術家真鍋大度一起合作，去收錄舞者生理肌肉的電波動態，轉換成聲音，同時也錄了舞者在跳舞時的形態，把它轉譯成一種動態美術。那是2021年尾，我還不知道AI是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作品。
雲門劇場的日常訓練
關於編舞的信條，雖然我沒做過木工，可是我覺得編舞就像是在雕琢什麼，就像一株植物，一點點長出來。創作的時候，會有很多發獃、放空的時刻，我覺得我的狀態，就好像一直在等待。
人生不同階段，編舞的主題會有些變化。我在很困頓的時候，來上海的新天地做了一個珠寶的秀，因為費用還不錯，所以我們這幾個夥伴，就拿著那筆錢搭著飛機到麗江去了。過了一兩個禮拜，再跑到瀘沽湖，我和幾位夥伴說，「我們要不要一起來做一個作品？」
鄭宗龍編舞作品《在路上》（攝影：陳建彰）
我記得在麗江，看到一對白族的爸媽，全身穿著傳統的衣服，可是手上拿的是最新的iPhone手機。原來傳統的東西，可以跟很現代的東西並存在一起，那個舞作就叫《在路上》，用的音樂也是麗江的納西古樂。
在做完《在路上》後，往亞洲回看，在台灣的民間廟宇裡面，也有非常多獨特的身體形態。譬如廟宇裡面十八羅漢的臉，就很像你旁邊叔叔伯伯阿姨的臉，特別親切。每一尊羅漢，不管是手勢，還是姿態、神情，把它串起來都很像在跳舞。我就從家鄉的廟宇文化取材，做了一個作品《來》。
鄭宗龍編舞作品《十三聲》（攝影：劉振祥）
我聽母親說，上世紀60年代的艋舺街頭，有一位賣藝的傳奇人物，叫「十三聲」。他一個人拿著《三國演義》這樣的古書，一個人可以瞬間演繹裡面所有的角色，聲音可以忽男忽女、幼聲老嗓。所以我就編了一個叫《十三聲》的作品，揉合過去的歌、咒語、嘶吼的身體與聲音，連結過去父母輩傳遞下來的一種感覺。
我接任雲門之後，舞者們日常的訓練課程沒有太多變化，只是我加了一個街舞在裡面。我也還在探索，有沒有更多的方式來滋養我們的身體。
時代在光速前進，我們渴望用身體跟許多事物，甚至是當代技術做對話。我認為，身體的可能性應該要更大，它才有機會去敘述這個時代的故事。
部分照片提供：雲門舞集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