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泄漏後的低潮期里，為什麼中國還在大力發展核電？

這樣的待遇，折射出當年中國在這一全球性熱潮中的邊緣地位。

儘管如此，這個百廢待興的人民共和國，依然堅定開啟了向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科學大進軍。

1956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發出號召：「科學技術新發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給人類提供了無比強大的新的動力泉源，給科學的各個部門開闢了革新的遠大前途......我們必須趕上這個世界先進科學水平。我們要記著，當我們向前趕的時候，別人也在繼續迅速地前進。因此我們必須在這個方面付出最緊張的勞動」。

七十年後的今天，在一份依靠案例評估、專家圓桌、行業數據所形成的核電行業深度研究報告中，美國知名科技智庫ITIF如此描繪全球核電領域勢力消長：

「截至2024年5月，美國仍然是核能生產領域的全球領導者。美國94座在運核電站占全球核能發電量的31%，占美國發電量的五分之一和清潔能源發電量的一半。然而，這幾乎完全是先前部署的核電站的影響，因為美國在過去十年中只建成了兩座核電站。相比之下，正如本報告所示，中國對商業核電的決心正在迅速增長，該國已部署56座核反應堆，還有27座在建，到2030年，中國有望超過美國成為核電發電能力最大的國家。總體而言，中國在過去10年中核電裝機量幾乎增加了兩倍......到2030年，中國有望超過美國成為核電裝機量最大的國家，並且總體而言，中國在大規模部署第四代核反應堆的能力上可能比美國領先10至15年」。

的確，從在建核電站規模、成套設備供應能力等關鍵指標看，中國在主流第三代核電建設上的領先地位已無可爭議，在第四代核電各條技術路線上的布局也堪稱周全，同樣重要的是，在表征科研創新能力的各項指標上，中國核電產業表現搶眼，澳大利亞某知名智庫亦指出，中國已成為核能創新領域的全球領先者。

2023年，中國論文、專著占該領域所有學術出版物的加權份額為20%，高引用率文獻的加權份額則達到27%，並在衡量該領域學術產出的H指數中排名第一。此外，2008至2023年，中國在所有該領域技術專利中的份額從約1.3%增加到約13.4%。

正如許多已令公眾耳熟能詳的大國重器故事，對於這一從局外人到領跑者的歷史性跨越，輿論場上早已有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底層邏輯總結，筆者在此並無意贅述。

不過在我們自己的經驗總結之外，從國際比較視野看，中國發展成就的獨特性依然有待進一步探討。

回顧1950-1970年代的全球核電發展高潮期，不僅日本、印度等後發國家迅速崛起，甚至韓國、墨西哥、菲律賓等國在商用核電站建設上起步亦早於我國。可時至今日，在三十餘個擁有/擁有過核電站的國家和地區中，不僅「引消吸」成功走通的後來者寥寥無幾，甚至英美加等核電產業傳統「領跑者」，還出現了體系能力的明顯衰退。

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壓水堆技術曾經的領導者美國。主打簡潔高效低成本的三代核電AP1000，在美國本土沃格特勒電站開工近15年後才實現首台機組併網，建設成本預計超支近200億美元，壓水堆祖師爺西屋公司甚至上演了中途破產的鬧劇，冷戰期間楊基洛威核電站乾脆利落的建設能力已找不到絲毫蹤影。

至於曾經的亞洲核電產業標兵日本，在福島核事故後也窘態畢露，一刀切全部關停的五十多座商用反應堆，十餘年後的今天依然只有區區12座恢復運營。

故此，新的追問油然而生：為什麼這一已成顯學的趕超之道無法在絕大多數國家落地生根，卻能夠在中國核電行業結出累累碩果？

決策、執行、生態，或許是回答這一問題的三個關鍵詞。

國家能力造就差異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隨著全球核電市場供求格局逆轉，法國等西方核電大國普遍對技術轉讓展現出積極態度，以期通過海外市場消化其核電裝備過剩產能，這也為後發國家在核電領域的高水平起步創造了契機。

在堅持自力更生推進秦山核電項目的同時，這一引進技術加快追趕的絕佳機遇沒有被中國人錯過。

1978年底，鄧小平同志親自決策，確定了從法國引進兩台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的計劃，相關部委亦抽調精幹力量，同步組建蘇州核電科學研究所（今中廣核蘇州熱工研究院），其後幾經輾轉，中法核電合作的創想最終在深圳大亞灣落地。

大亞灣核電站廠址原貌

從1978到大亞灣核電站主體工程正式動工的1987年，除了三大合同和粵港合營協議談判，中國核電發展要走什麼樣的道路，也在核工業部門（二機部）與用戶部門（水電部）之間形成了彌足珍貴的共識，正如重要史料《起步與發展》中所總結的：「我國發展核電要走自力更生為主，同時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的道路。因為我們已具備發展核電的基本條件。核電技術相當複雜，安全要求很高，大型核電站的建造在我國起步比較晚，與世界上核電已開發國家的技術水平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我們要充分重視吸收國際上的先進科學技術與管理經驗，通過與國外合作，引進全套或部分設備，逐步加大國產化的比重，從而達到逐步全面掌握大型核電站設計、建造和運行管理的技術」。

一張繪到底的戰略藍圖出台後，接下來的關鍵就是一茬接著一茬乾的定力與意志。具體而言，在富有遠見的頂層設計奠定之後，「引消吸」的具體成效，很大程度取決於承接技術引進使命的載體如何執行。

說到戰略規劃的執行，大亞灣核電項目同樣堪稱典範。通過彭士祿、王全國等業務「帥才」的得力領導，大亞灣核電站不僅相對順利地完成了成套設備引進的目標，初步鍛鍊了中方企業在施工等分包環節的能力，集中培養了首批至今令公眾津津樂道的核電運行「黃金人」，更重要的是，這一改開初期國內最大的中外合資企業，還探索建立了現代企業管理體制，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做到了政企分開，責任明確，管理科學。在核電站建設中,引入了競爭機制，採取招標、投標制度，選擇中外優秀的供貨商和施工企業參加設計、施工、調試和諮詢。

正如戰略管理學者們所論述的那樣，一個企業的早期創業者，往往會持久而深刻地塑造其組織慣性與行事傳統，大亞灣建設者們迅速形成的「安全第一，質量第一」信條正是一大例證，而其所折射的，則是從現場作業到質量控制、項目管理、公司治理的不同層級「軟知識」學習與內化過程，這樣的規範與標準建設，有力確保了其後市場經濟條件下「硬知識」學習進程的穩步展開。

1994年，大亞灣兩台機組相繼併網發電，成為我國核電事業起步階段向發展階段切換的標誌性事件，中國核電裝機量也終於開始拉近與亞洲「老三」印度的距離。

大亞灣核電站澆築第一罐混凝土

正是在這一年，國務院總理辦公會議提出「以核養核、滾動發展」方針，決定依託大亞灣項目中方隊伍，組建中國廣東核電集團（後改稱中國廣核集團），並在大亞灣區域就地開展廣二核、三核項目（嶺澳核電一/二期），錨定大亞灣技術路線持續深耕。

二十多年間，這三期項目在大亞灣海岸線上拔地而起的過程，也可視作中國核電行業「引消吸」歷程的一個完整剖面：

1997年5月，嶺澳一期正式開工，以大亞灣為基礎，走「翻版加改進」技術路線，促進中國核電的標準化、系列化建設，在施工技術上實現穹頂一次整體吊裝等重大創新，並以「外企分包，中企參與」的方式實現了蒸汽發生器等部分核島關鍵設備的國內配套，全國17個省、市、自治區共181家企業參與到了嶺澳一期設備製造。

2005年12月，嶺澳二期正式開工，作為國家「十五」期間唯一開工建設的核電項目，嶺澳二期承載著「中國百萬千瓦級核電自主化依託工程」的歷史使命。

從中國第一家專業化核電AE公司—中廣核工程設計有限公司、到核工業、電氣工業各配套院所、企業，通過嶺澳二期項目的磨礪，「自主設計、自主製造、自主建設、自主運行」的滾動發展目標如期實現。

至此，中國核電行業，進入了大踏步自主創新的新天地，中廣核、中核兩大集團技術資源其後力出一孔，最終形成了今天享譽全球的三代核電「華龍一號」方案，而中廣核更是一舉成長為如今國內最大、全球第二的核電運營集團。

有必要強調的是，在這場滄海桑田的巨變中，以中廣核為代表的中國核電企業得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不僅僅是依靠企業自身的奮進，也離不開一個配套完善、人才濟濟的官、產、學網絡密切協作。假如沒有成百上千的行政、技術領軍人才，沒有成千上萬家合格的本土供應商，沒有以十萬計的產業鏈上參與者，中國核電事業的全面騰飛是難以想像的，而這個中國核電發展所不可或缺的「生態圈」，與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密切相關。

對於中國核電產業所倚靠的卓越國家能力，前文提及的ITIF報告也以相當篇幅進行了分析，字裡行間滿溢著羨慕與酸楚，70年前涂長望面對美國核電霸權的「意難平」，如今似乎對換了角色。

該報告提到，從制定行業框架，到協調生態系統參與者，再到簡化監管和許可程序、支持該行業的研發投資，中國政府的指導在推動中國核能行業發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事實上，中國從連貫的國家戰略和全政府推動核能發展的方法中受益匪淺」。

與這一發展歷程稍加對比，不難明了為何絕大多數核電領域的後發趕超努力會以失敗告終。

對許多曾滿懷現代化雄心的新興經濟體而言，其落後的國家能力與國家治理體系，決定了核電這樣的「高精尖」產業極難紮根，不僅技術引進與消化具有根本性困難，甚至最基本的電站運行，也需要依賴海外承包商提供服務，投入巨資建設的核電廠，往往只能成為懸浮在鄉土社會之上的盆景。

相比之下，除了中國之外，更早起步的韓國，也同樣展示了國家意志與國家能力對踐行「引消吸」戰略的決定性意義，朴正熙強力捏合的韓國電力公社這一建設運營一體化國營巨頭，為吸收消化美國壓水堆技術並二次創新提供了根本保障。

1976年開工建設，至今未能投產的菲律賓巴丹核電站

核工業的技術外溢

在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後，瞄準原子能科學的無盡前沿，今天的中國核電行業並沒有放緩前進的腳步。

國慶前夕，筆者隨國資委新聞中心組織的「走進新國企·中廣核30周年」調研行活動，實地走訪了中廣核多座在建、在運核電基地及工程公司、研究院科研設施，最鮮明的感受是：

一個完善的垂直一體化核電產業共同體，正處於運轉的最佳狀態。

根據中廣核方面專家介紹，當前該公司在運核電機組已達到28台，裝機容量3176萬千瓦，占全國核電總裝機量的55%；在建核電機組16台，裝機容量1940萬千瓦，占全國34%。今年上半年，其在運核電機組90%的WANO(世界核電運營者協會)指標達到世界先進水平，15台機組WANO綜合指數達滿分。而在最為公眾關注的核電安全領域，中廣核安全生產業績在全球亦可謂有口皆碑，長期位居世界先進水平，目前嶺澳核電1號機組安全穩定運行已超6500天，每一天都在刷新著世界紀錄。

在堅守核能主業的基礎上，中廣核聚焦「核」與「電」也正持續培育發展新興產業，已經形成核能、核燃料、新能源、核技術應用、數字化、科技型環保和產業金融「6+1」產業體系，包括光伏風電在內的清潔能源在運在建總裝機規模已超1.1億千瓦，資產總額突破萬億元，經營效益位居央企前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核工業生態閉環的一大關鍵點—鈾礦資源供應上，自2008年起，中廣核率先走出去開發海外鈾資源，目前在中亞、非洲、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四大富鈾地區均形成戰略性布局。特別是建成投產納米比亞湖山大型鈾礦，是中國在非洲最大的實體投資項目，大幅拉升了納米比亞出口額，對當地就業與民生起到了有力帶動作用。

而作為鏈主企業，中廣核也長期著力提升產業鏈安全水平，以重大項目為牽引，深入實施華龍批量化建設全面創優工程。今年5月，防城港4號機組實現高質量投產，標誌著中廣核華龍一號示範工程全面建成，帶動5400多家核電產業鏈企業參與華龍一號建設，聯合產業鏈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等開展核電設備國產化研發，實現400多項關鍵設備自主化，「華龍一號」已具備核電整機裝備100%國產化能力，有力促進我國核電產業鏈韌性和實力的提升，以國產DCS「和睦」系統為代表，有效控制了核電「卡脖子」風險，設備國產化「十大專項」圓滿收官，80餘項研發成果實現應用。

除了在核與電兩大業務領域向縱深發展，中廣核所沉澱的工程能力，也正在產生廣泛的技術外溢和正外部性，質子重離子就是一大特色，中廣核質子醫療科技公司已入選國資委首批啟航企業。在座談中，該公司專家也對質子重離子醫療技術的前景充滿期待，在批量質子重離子源供應能力加持下，這一超高端醫療裝備，有望在中國率先實現科技普惠。

參訪行程結束後，從轟鳴的大型試驗車間、到山海相隔的核電基地，中廣核及承包商隊伍里一張張年輕而熱誠的面龐，仍然不時閃現在筆者腦海，這樣一支朝氣蓬勃的工程師大軍，此時此刻也正在原子能事業的前沿付出最緊張的勞動。

他們努力的成果，已可堪告慰共和國的先輩們，筆者同樣堅信，他們未來的工作，一定也可以在不很長的時間內，完全實現這樣的偉大號召—「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來源|觀網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