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本只是一個地理名詞，由東、西普魯士兩部分組成。最初，普魯士之地是13世紀由德意志人組織的條頓騎士團從斯拉夫人手裡奪取而來，後來通過一系列戰爭以維斯瓦河為界分為東西兩部分，維斯瓦河以西的部分被波蘭王國合併，稱為西普魯士，維斯瓦河以東的部分由霍享索倫王朝所控制，保留著獨立的狀態，稱為東普魯士，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布蘭登堡－普魯士。
布蘭登堡－普魯士位於歐洲的中部，是三十年戰爭中德皇與瑞典爭奪的主要戰場，因此也是遭受損失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在選帝侯腓特烈·威廉繼位之時，布蘭登堡己到處充滿了荒涼、飢餓。
一、腓特烈大帝之前的普魯士專制王權的發展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也讓大選候倍感失望，他一直渴望得到的至關重要的易北河和奧得河出海口地區仍然被瑞典人控制。面對以英、法等為首的強國對歐洲土地與霸權的爭奪，激發了布蘭登堡選帝侯腓特烈·威廉對權力的渴望，並聲稱一定會把布蘭登堡－普魯士打造為強權國家。這種強權道路在德意志四分五裂的狀態下，不是靠生產力的提高，民族融合來推動，而是軍隊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三十年戰爭之後，選帝侯腓特烈·威廉就建立了一直宣誓效忠選帝侯的常備軍，軍隊作為後盾，不僅滿足了擴張領土、對外戰爭的需要，在國內也是制衡大地產主的有效工具。建設一支常備軍需要龐大的財政支持，但是當時的布蘭登堡－普魯士的經濟來源主要掌握在大地產主手中，他們不僅享有很多特權特別是可以免繳國稅，而且還控制著糧食貿易權，隨著其地產的增加，最終邦國的收入變得越來越少。
在政治上，這些容克又利用邦國議會限制選帝侯的權力。而農奴制的擴大，使得自由民的數量不斷減少，常備軍的軍源更加稀缺，這種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矛盾嚴重影響普魯士邦國發展與地位。在腓特烈·威廉上台之後，逐步限制繼而廢除了大地產主的一些經濟特權，在1653年大選帝侯與容克貴族之間達成了布蘭登堡邦議會協定，承認了再版農奴制的合法化，承認容克享有的大部分免稅特權以及作為法庭和地方治安機關主人的世襲特權，而容克貴族同意大選候建立一支常備軍，大選候為最髙統帥，為了獲得財政上的支持，大選候可以向農民和城市居民徵收軍事稅。容克貴族階級通過這個協定成為了大選帝侯統治的階級基礎。有了容克階級的支持，以常備軍為後盾，在腓特烈·威廉的帶領下，布蘭登堡－普魯士走上絕對主義王權道路。
腓特烈三世在1688年繼任了布蘭登堡選帝侯。他利用布蘭登堡邦國處於歐洲東西交通樞紐的地位及西班牙王位戰爭爆發的機會，通過外交手段獲得了國王的封號。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利奧波德一世雖然不願意帝國內再出現一個新教王國，但他更不希望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失去一位強大的盟友。最終選帝侯腓特烈三世選擇支持皇帝利奧波德一世，作為回報皇帝授予他「國王」的封號。
1701年腓特烈三世在柯尼斯堡舉行加冕典禮，並改稱腓特烈一世，普魯士王國自此正式成立。腓特烈一世在位時期繼承了選帝侯腓特烈·威廉的道路，建立了專制主義國家，但在位期間政績平平，鋪張浪費，去世時給留下了高達兩千萬塔勒的債務。到腓特烈·威廉一世統治時期，普魯士王國的君主集權製得到了進一步鞏固。他把自己稱作「國家之父」，實行一種家長制的統治，國家的一切大小事務均由這位「父親」安排做主，國王自己參加政府，擔任總司令和財政大臣等職，並親自審查國家預算開支，接見所有官員、將領及訓練士兵。他的這些舉動看似國王非常的勤奮，實則是加強君主專制的手段。
1640-1740年是普魯士絕對主義國家形成的重要時期。在這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最為發達、軍事實力最為雄厚的邦國里，分為四個等級即君主、容克貴族、市民階級和平民。其中國王在這個邦國中享有無限的權威，是國家政策的主要推行者。他們常常自稱自己是「國家的公僕」，把自己定義在道義的制高點上，但臣民卻又必須絕對服從這位「公僕」，任由擺布，君主個人的喜好標準幾乎決定性的影響著王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政策。
綜上，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普魯士，國家政策的推行很大程度上受君主和容克階層的影響，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市民階層與平民幾乎沒有發言權。文化政策的推行亦是如此，由於貴族資源的有限，普魯士的文化活動大都由統治者率先發起，歷任普魯士君主的偏好直接影響普魯士文化發展的深度與廣度。
二、腓特烈大帝之前普魯士的文化政策
1701年至1740年，普魯士由一個公國上升為一個王國，在歐洲大陸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越來越凸顯，而在社會文化方面卻顯得捉襟見肘，與新教各邦如薩克森和漢諾瓦相比，在文化藝術方面的發展要落後得多，這與普魯士前兩任看主實行漠視壓制文化的政策息息相關。當時，歐洲各宮廷戲謔腓特烈一世為「路易十四的大猩猩」，而腓特烈·威廉一世則是一個完全沒有文化素養、暴躁易怒的鄉巴佬。
腓特烈一世統治時期，他雖然對文化沒有什麼真正的興趣，但也資助過文藝與科學活動，在促進普魯士文化現代化方面也有一定的貢獻。在1694年批准成立哈勒大學，並聘請著名的法學家和哲學家托馬修斯來校授課，他是德意志第一個用德語授課的大學教授，也是第一個以德語為媒介編輯出版學術刊物的主編。
在當時的德意志，一切學術活動都是採用拉丁文，廣大民眾被排除在學術活動以外。而托馬修斯決心打破這種局面，他認為每個人的理性都應得到啟蒙，來掌握知識、認識真理。他在哈勒大學任教34年，將哈勒大學改造成「德意志蘭的精神中心」，他本人也被稱為德國的「啟蒙運動之父」，並將這些影響帶給了普魯士。
腓特烈一世在位時期與新教中的虔敬派結盟，提倡道德修養和社會責任感。他積極支持虔敬派神學家兼教育家弗蘭克，後者先後建立了窮人中學、貴族子弟學校、高級女子中學以及工商業教育機構，從而為普魯士培養了大批實用型人才。在1696年國王批准成立了國家藝術學院，後來改為柏林科學院，萊布尼茨擔任首任院長，但是柏林科學院後期發展主要靠皇后索菲亞·夏洛苔的支持。腓特烈一世作為一位務實的君主，對文化藝術的關注並沒有多大的熱情，所以在位期間在文化藝術方面也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成果。
在171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繼位，他是霍享索倫王朝中最粗魯，常遭詆毀的君主之一。他與其父親不同，是一位冷靜、節儉、務實的國王。對他來說，判斷任何一項經濟或者政治活動的標準就在於其對促進軍事國家的意義的大小。在其統治的二十七年，只知道義務、工作，特別是練兵，因此獲得「軍人國王」的稱號。
腓特烈·威廉一世統治期間，全國平均每年大約700萬塔勒的收入，其中對藝術、科學和文化的投入是微乎其微，對他來說，科學是「空泛的公式廢物」和「無謂的咬文嚼字」。當時的大哲學家和科學家萊布尼茨在他眼中竟是一個毫無用處的人，理由是他連站崗都不會。如果說腓特烈一世在位時期採取忽視文化的政策，那麼腓特烈·威廉一世則是壓制文化的政策。
在腓特烈一世時期存在的宮廷樂團在腓特烈·威廉一世上台後便被解散，歌劇演出活動也銷聲匿跡，對此柏尼曾提道：「自腓特烈一世1713年至1724年逝世間，沒有一部歌劇在首都表演過」，大部分宮廷藝術家都被解僱。他當初同意撥給柏林圖書館捐贈的置書費，在1734年僅有4個塔勒，1735年只有5個塔勒，一時傳為笑柄。1723年他在羅馬奧德斯卡奇宮獲得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貝洛里教士和基吉等人收藏的古典文物及32件著名的古代文物賣給了奧古斯都二世，只是為換來一群高個子的薩克森士兵。為了他的尊嚴，對文學人物他什麼都不在乎，還以杖刑相威脅，強迫奧得河畔法蘭克福大學的教授在他面前進行滑稽的舌戰，甚至流放了著名的哲學家克里斯提安·沃爾夫。
總結
在專制主義的普魯士，由於貴族資源的有限，文化活動大都由統治者發起，君主個人對文化的偏好嚴重影響著普魯士文化的發展。普魯士的前兩任君主對文化藝術持冷漠壓制政策，工作重心都放在了政治、軍隊上，文化的發展非常緩慢。雖然柏林科學院早在1700年就已經正式成立，當時大科學萊布尼茨擔任院長，在初期還有一定的成就，但由於缺乏皇室的支持，逐步走向衰落。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統治時期，柏林科學院幾乎處於停滯狀態，這種境況直到腓特烈大帝繼位之後才有所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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