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武次位面》作者：大伊萬
這幾天，圍繞著某部正在熱映的電影、以及該電影的主創團隊的爭議，正在網上持續發酵中。比如有人就在網上PO圖，說該電影導演曾經組織了一個「遊牧計劃」，對外宣稱是文化交流活動，可一看這「遊牧計劃」曾經邀請的演講人，不出意外，又出現了日本人的身影，曾經邀請了一個什麼日本滋賀縣縣立大學的學者、還是日本蒙古協會的評議人員過來講學（據說還是個加入日本國籍的中國蒙古族）。這一細節，在網絡上毫不意外地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
畢竟，咱們都知道，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滿蒙一體論」在日本就是顯學，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作為日本侵華基本戰略方針的「大陸政策」。而在日本侵華後，除了在東北地區扶持清末帝溥儀搞了個偽「滿洲國」，還在內蒙古地區扶持徳穆楚克棟魯普親王也就是德王搞了一個偽蒙自治政府，這倆貨和南京的汪記國民黨偽政權，堪稱抗日戰爭時期日寇在我國土上扶持的三大偽政權。過了這麼多年，鬼子都戰敗了，為何日本方面對蒙古和東北（滿洲）的研究依舊念念不忘，還有「日本蒙古協會」這種單位，堪稱字面意義上的「每次掃黃都有你」呢？
「滿蒙非中國論」是什麼？
其實從歷史沿襲和地緣戰略的角度來講，日本的蒙古（包括東北）研究，是從明治維新時期，伴隨著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腳步，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時刻準備爭奪東亞大陸
早在德川幕府統治末期，日本國內的經世學派已經注意到了蒙古和東北（滿洲）對於日本的重要性：如經世學派代表人物佐藤信淵就提出，日本要做到「海外雄飛」，就必須首先吞併朝鮮，滿洲，爾後中國「次第可平」，在這一論述中，佐藤信淵已經將中國東北地區從中國領土範圍中「摘」了出去，而是將滿洲和蒙古並列為「滿蒙」，和所謂的漢地十八省「中國本部」並列提出，其中暗含了「滿蒙非中國論」；隨後幕末「志士」吉田松陰所撰寫的《幽囚錄》完全繼承了佐藤信淵的「海外雄飛論」，並進一步完善了前者的「滿蒙非中國論」，既然「滿蒙非中國」，那麼日本自然應該「割易取之朝鮮、滿洲」，然後再漸次占領蒙古和中國。在這裡，吉田松陰和佐藤信淵一樣，已經將東北（滿洲）、蒙古和「中國」並列，暗含了前二者非屬「中國本部」的意味。
基於中國官方地圖標註（圖片來自網際網路）
伴隨著明治維新時期逐漸形成的「滿蒙非中國」論，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還在中國史研究和論述上逐漸形成了「中國社會停滯論」，乃至內藤湖南的「東洋文化中心轉移論」。這一論述的主要內涵是認為中國在「明清交替」之際已然喪失了中華文明的法統，滿蒙作為一個「外來政權」，令中國本部「腥膻不堪」，而日本隨著明治維新，已然在東亞地區取得了絕對的主導地位，實現了「中華文明中心的轉移」，因此日本自然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歷史責任來領導傳統的古代中國朝貢體系。
位於今黑龍江省依蘭縣的猛哥帖木兒塑像
這二者間互相配合，共同建構了近代日本對於近代中國歷史研究的認知和理論體系，正因為清帝國是一個「外來政權」，且因為「滿蒙一體」。因此，蒙古、東北（滿洲）和作為中國本部的「漢地十八省」並非一國，又因為清帝國的外族性質，使得「神州陸沉」，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則如坂上之雲，屹立東方。因此，日本才是古代中華文明的真正繼承者，又因此，自然可以在這一基礎上對於蒙古和東北（滿洲）提出領土要求，就這樣，形成了日本未來對東亞大陸侵略政策的、「自洽」的理論體系。
革命黨與「滿蒙非中國論」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出現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滿蒙非中國論」，「清帝國乃外來政權」論，由於暗合了當時革命黨人反清革命的客觀需要，因此一度吸引了不少革命黨人的關注和興趣。有不少革命黨人則分別從民族血緣和文化集叢上，著力論證生活在中國本部的漢人和滿、蒙並非一國族，如鄒容在《革命軍》中就寫道，滿族「與我黃帝神明子孫不同種焉」，又比如章太炎也在《中華民國解》中指出，滿洲並沒有被漢族文化同化，當屬「夷狄」。
早期革命黨人
也正因如此，革命黨人在初期的革命建國理論上，竟也不自覺地滑向了「滿蒙非中國」論。如1905年汪精衛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就提出，中國的出路，「必先實施民族主義」，實際上就是漢民族主義，「驅逐（以滿、蒙為代表的）異族」，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解》中也提出，「西藏、回部（新疆）、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甚至連孫中山在1906年同盟會《民報》創刊一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都提到了明確的「滿蒙非中國論」。
孫中山
而日本方面顯然對革命黨人的這種認知欣喜若狂，在辛亥革命期間，日本更是頻頻活動，意圖讓革命黨人放棄蒙古、滿洲的土地。如日本「黑龍會」核心成員內田良剛就特別撰文指出，「吾人不惜性命援助孫革命，在於其與日本利益一致」、「（辛亥革命）目的在於驅逐滿人，建設漢人之中國，而後日中提攜……收滿洲、西伯利亞為我所有，奠定大陸經營之基礎」。革命黨人在辛亥革命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內，未能在民族革命的問題上，識破日本人的詭計，反而將推翻清政府的國民革命狹隘化為「反滿革命」，形成了狹隘的漢民族主義觀念並貽害至今，不得不說，這是辛亥革命黨人極大的歷史失誤和巨大的遺憾。
康有為
所幸的是，以梁啟超先生為代表的國族主義派別，和革命黨人在民族建構問題上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針對於革命黨人認為滿蒙屬「異族」，康有為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中，明確提出，滿清與漢人早已「合為一國，團為一體，所謂滿漢者，不過如土客籍貫之異爾」；
針對革命黨人「驅逐韃虜」的主張，梁啟超先生提出了「合群救國」和「大民族主義」論，要求「合漢、滿、蒙、回、苗、藏，為一大民族」，並在1902年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這一概念；
針對革命黨人的狹隘民族主義、要求建立漢人國家並「三荒服任其去來」的錯誤觀點，梁啟超先生等人力主「先國後族」，首先維持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再在統一版圖的基礎上構築國族主義。
梁啟超
二者之間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在鬥爭中，孫中山先生出於政治務實主義的考慮，在辛亥革命中接受了梁啟超先生「五族共和」的觀點。同時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的《臨時大總統宣言》中寫道：「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滿、漢、藏、蒙、回為一國，如合滿、漢、藏、蒙、回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而溥儀在《清帝退位詔書》上，也寫道，「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中華民國」。而後孫中山先生更進一步，在1919年左右正式接受了梁啟超先生的「中華民族」概念，徹底摒棄了同盟會時期的「滿蒙非中國」論和中華民國建立之初的「五族共和」論，革命黨人在民族問題上的意識形態轉變，讓日本的「滿蒙非中國」詭計暫告失敗。
日本利用「滿蒙非中國論」
當然，隨後日本並未放棄自己的「滿蒙非中國」論，相反，還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基於地緣政治視角的持續完善。
矢野仁一
如1921年京都大學教授矢野仁一發表的《中國無國境論》中，矢野明確指出，「中國沒有國境」、「西藏、蒙古、滿洲是假國境，不成為中國的領土」。1933年在偽「滿洲國」建立一周年之際，矢野仁一出版《「滿洲國」歷史》，明確指出，「滿洲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領土」，「清朝不是中國的王朝帝國，而是以滿洲為核心的、滿洲人的帝國」。日本著名歷史學家白鳥庫吉也出版《從歷史上看滿洲國》，指出「中國人對於滿洲，就如西域、蒙古一樣，將其視為塞外或者關外，漠然將其視為中華世界以外的土地」，松岡洋右也提出，中國涉及到滿蒙地區的主權「完全不被認可」，因此滿蒙歷史上本來就不是中國領土。
田中義一
進入1920年代後，日本對於蒙古、東北（滿洲）的領土圖謀，除了在理論準備上日趨完善，在地緣政治上對於蒙古、東北的認識也日趨深刻。最典型的如1927年田中義一出任日本首相時，任命狂熱的滿蒙愛好者森恪擔任外務省政務次官，1927年6月，日本政府召開著名的「東方會議」，為在東亞地區的侵略擴張制定戰略，會後田中內閣發布了綱領性的《對華政策綱領》，其中明確指出，滿蒙地區對日本「在國防和國民生存上存有重大利害關係，日本要予以特殊考慮，並負有特殊責任」。此後田中又向昭和天皇上了一個《對滿蒙積極政策奏章》，在其中提到了著名的「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此乃明治大帝遺策」，「如欲建立昭和新政，必須採取積極奪取滿蒙權益之方法」。
石原莞爾
此後，松岡洋右、德富蘇峰、石原莞爾等人，又分別就滿蒙對於日本的重要性進行了論述。觀察這些人的論述可以發現，日本對於蒙古和東北（滿洲）的觀察，是基於地緣政治視角上的、建立亞洲大陸陸權的考量，如典型的石原莞爾在《世界最終戰爭論》指出，日本和西方世界的大戰已經無可避免，在這場「最終戰爭」中，日本面臨的問題是國土面積狹小，資源匱乏，缺乏戰略縱深，必須向亞洲大陸求資源，求人口，求縱深，滿蒙地區是日本的戰略縱深和資源寶庫，也是背靠亞洲大陸最堅不可摧的陣地。
1938年的中國勢力圖（圖片來自網際網路）
也正是出於日本政府的這一戰略設計，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政府先後策動成立了偽「滿洲國」，偽「蒙疆自治政府」，而後又策動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更是成立了南京汪記國民黨偽政權。這些歸根結底，都是日本從明治維新之後、一路沿襲下來的「滿蒙政策」、「滿蒙非中國」的外在表現：在關外，分別以蒙古和東北作為基本盤建立偽政權，而在關內則以「漢地十八省」為基本盤，建立偽政權，各偽政權既可以同樣為日本所用，更可以互相牽制，避免東亞大陸上出現一個統一的國家，以對孤懸海外的日本本土造成嚴重的威脅。
東京審判「偽滿洲國」皇帝
所幸，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讓日本試圖把蒙古和東北從中國領土上拆卸下來，順帶將中國領土的其餘部分也大卸八塊的企圖，再次以失敗告終，這也是日本的「滿蒙政策」在實踐中的第二次失敗，隨後的新中國建立，則更是讓中國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
中國要警惕日本陰謀
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整體被美國進行了「無害化改造」，但這種改造很顯然並不徹底，而日本對於蒙古，滿洲的「特殊興趣」，也被這樣一以貫之地傳承了下來。
畢竟，地緣政治戰略是可以跨越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的，從明治維新到現在也只不過過去了150多年時間，只要日本的地理環境沒有變化，日本面臨的國際局勢沒有變化，只要亞洲大陸依然維持著統一和完整的地緣格局，那麼日本對「滿蒙問題」的特殊興趣，就有存在的價值。這些在日本國內以「閒棋冷子」的形式存在的「滿蒙研究組織」，不知道哪一天會因為某種因素而再度甦醒。
而對於我們來說，在明確了日本的「滿蒙問題」的由來、主要的理論體系和發展歷史，也明確了中國近代史上，和日本的「滿蒙問題」、「滿蒙興趣」發生過的糾葛之後，我們在當下的民族問題上，應當採取怎樣的立場？應當怎樣進一步加強中華民族建構？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而不是強調任何一個單一民族共同體意識，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反對一切分裂活動，而不是用一個民族/族群的民族主義去反對另一個民族的民族主義，這些基本的原則和立場，自然也就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