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人類社會曾飽受瘟疫肆虐。在科學落後、醫療局限的時代，瘟疫常常無法得到有效遏制，造成十室九死，甚至亡國滅種。
19世紀，路易斯·巴斯德和羅伯特·科赫等微生物學家解開了瘟疫——這種傳染性疾病的真面目，使病毒、細菌等逐一暴露出來。醫生也在長期與瘟疫鬥爭的過程中，慢慢準確認識這些疾病，慢慢發展出戰疫法則。
西醫東漸，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北京大學醫學部前身），作為中國政府教育部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開辦的第一所專門傳授西方醫學的學校，自開辦之日起，就把「減少人民痛苦」作為辦學宗旨。代代北醫人薪火相傳，以「除人類之疾痛」為誓言，堅守、奮戰在疫情第一線。
他們是創立北京中央醫院（現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鼠疫鬥士」伍連德；是為「消滅梅毒」鞠躬盡瘁，死後捐獻遺體的北醫老校長鬍傳揆；是一生對抗脊髓灰質炎的「糖丸爺爺」、北醫1950屆畢業生顧方舟；是「發現青蒿素」，創製新型治療瘧疾藥物，拯救數百萬人生命的諾貝爾獎得主、北醫1955屆畢業生屠呦呦；是親歷各個霍亂疫情治理現場的流行病學家魏承毓；是「以身試藥」，研製中國第一支B肝疫苗的北大人民醫院醫生陶其敏；是敢講真話，敢涉險灘，敢啃硬骨的北醫1960屆畢業生鍾南山……更是每一位奮戰在非典、伊波拉病毒、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第一線的北醫人！
追尋北醫人百年戰「疫」故事，我們看到的是他們醫者仁心，挺身而出的勇氣與擔當；是他們科學求索，不畏艱難的執著與堅守；更是他們心懷家國，使命在肩的歷史自覺。
消滅梅毒
胡傳揆
胡傳揆（1901—1986）
1949年11月21日晚上8點，北京八大胡同，數十輛載著解放軍和民警的卡車疾馳而至。天亮前，全北京200餘個妓院被封閉，解放妓女1200多名。
就在3個小時前，「封閉妓院」的決議剛剛在北京市第二屆人民代表會議上被通過。當夜，北京市公安局長羅瑞卿親自指揮了這一行動。
被解放的妓女、收容的暗娼都被送到北京市婦女生產教養院，她們完全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恐慌、抗拒、痛哭成為了本能的第一反應。
後來，她們發現，在教養院工作人員待她們很好，對她們進行教育，組織學習，安排出路，甚至政府還請來醫生來給她們免費治病，這讓她們簡直不敢相信。
北京市政府組織了一支由57位醫護人員組成的醫療隊伍，領隊之一正是北大醫院院長、皮膚科專家胡傳揆。
為國人效勞
1927年第2期《協醫校刊》刊登「丁卯級：胡傳揆」的照片，並配評語，稱其：謙和寬厚，善言辭，是「演說明星」。
生於湖北江陵，胡傳揆12歲離家，前往武漢求學。1927年，從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後，胡傳揆選定了皮膚花柳科，因為他特別想攻克梅毒的問題。1932年、1939年，胡傳揆曾兩次前往美國進修，研究梅毒螺旋體和兔天花。他完成了梅毒螺旋體中國種的分離工作，並將其與外國種進行了對比研究。珍珠港事變後，協和醫院關閉，胡傳揆在北京開設了皮膚科診所。
1946年，北大在北平復校，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第六分班（現北大醫學部）連同附屬醫院一同併入北大。代校長傅斯年推薦胡傳揆為北大醫院代理院長。早前，胡傳揆婉拒了他的老師傅瑞思教授邀請他赴美工作的提議。他給老師寫信道：「我是中國人，從醫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健康。國內條件再差，我也要努力干到底，決心為國人效勞。」
胡傳揆原本只想代理院長兩周，胡適回國後，再三堅持下，胡傳揆同意正式出任北大醫院院長。1948年，他兼任北京大學醫學院院長一職。北平解放前，胡適離開北大。國民黨派人問胡傳揆是否要乘飛機去南京？胡傳揆回答：「我不逃走。」
為被解放的妓女治病
北京醫務人員給被解放的妓女們作身體檢查。
據統計，1949年前後，中國性病患者高達1000萬。梅毒是性病中的一種，也是最複雜、危害最大、影響組織器官最廣的一種。
醫史學家普遍認為梅毒（Syphilis）是由哥倫布從新大陸帶回，在法意戰爭之時傳播開來。16世紀，葡萄牙人將梅毒傳播到中國。梅毒發作的表現為皮疹、皮膚潰爛，感染神經系統後，會出現精神分裂，如不及時治療，晚期更會侵犯各個臟器，產生失明、耳聾、半身不遂、心絞痛乃至死亡。中國醫生鑒於它的皮膚疹型與楊梅相似，取名梅毒。
「妓院是傳播性病的溫床。」胡傳揆認為：「取締娼妓制度是消滅梅毒的根本措施。」
當1949年，胡傳揆受命帶領醫務人員來到韓家潭胡同，為被解放的妓女檢查治療疾病時，他們發現：接受體檢的1303人中，確診性病的患者高達96.7%，並以梅毒、淋病患者居多。
如何同時治療這一千多名性病患者？對剛剛解放的北京來說，這極具挑戰。
20世紀之前，人們使用水銀來治療梅毒，但被汞毒死的人比病死的還多。1905年，梅毒的致病菌——梅毒螺旋體（Treponema pallidum）被發現；隨後，德國化學家合成了有機砷化合物，治療梅毒副作用有所降低；1941年，青黴素（盤尼西林）問世後，成為治療梅毒的有效武器。1946年，胡傳揆在北大醫學院開始使用青黴素，並推廣應用到大面積梅毒患者中。他觀察了各個患者的情況，並認為，「這種藥有最好的療效。」
於是，胡傳揆將青黴素方案應用到了這次婦女生產教養院的性病治療之中。很快，他制定了詳盡的分類診療方案：「對患有梅毒、淋病的病人（占總病人80%），使用油劑盤尼西林（青黴素）的肌肉注射；對單純有淋病的患者使用60萬單位盤尼西林；對有淋病合併第四性病的患者使用磺胺劑內服四周；單純第四性病患者使用銻劑，再查病變分別用四周的磺胺治療及外科手術。」
「這種治法在中國恐怕還是初試，在制定之初也有爭執，但事實證明，這一方案是在當時客觀條件下，較為經濟、有效又便於集中治療的方案。」在北京市編寫的醫療紀實中，如此總結道。
在當時，青黴素是稀缺藥，價格昂貴。北京市政府花費舊幣1億元，高價從香港購進。1. 3 萬支青黴素針劑全部用於她們的治療。
經過一系列的治療和恢復，半年之後，教養院的患者中梅毒治好者達到近40%，淋病治好者達95%，其餘人則不再具有傳染性。
北京封閉妓院禁娼和消滅性病的經驗，很快推廣到全國，並普及到中小城鎮，使早期傳染性梅毒及其他性病大為減少。
北醫抗梅
1950年，衛生部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少數民族地區的性病防治。少數民族地區性病患病率在全國範圍內最高，而內蒙尤甚。當時，根據初步調查顯示，在牧區梅毒患病率竟高達48%。內蒙伊克昭盟在清乾隆年間有蒙人40萬，到解放時不足8萬。胡傳揆認為：「梅毒是導致流產及嬰兒死亡的主要因素，是使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
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性病防治工作中，衛生部採取的方案是，派遣醫療隊進行調查研究，培養當地幹部，協助地方工作。在胡傳揆的動員下，北醫派遣師生參加醫療隊，前往內蒙、青海、甘肅等地，胡傳揆前往指導。
1950年暑假，北京大學醫學院皮膚科王光超等3名教員，帶領北醫學生60餘人，組成暑期抗梅隊，深入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進行性病調查和防治工作。內蒙古地廣人稀，騎馬走一天，才見到兩三個村子，二三十人。當地百姓又聽信謠言，拒絕抽血檢測，師生們面臨重重困難。在26天的工作中，北醫師生利用聯歡會、家庭拜訪等多種形式進行宣教，為2000餘人進行了性病檢測，實施診療1萬餘次，與蒙民建立了深厚感情。不久後，北醫又向內蒙派出了第二支醫療隊。
北醫暑期抗梅隊在草原上
這年秋天，胡傳揆又推薦北醫1948屆畢業生、北大醫院皮膚科大夫葉干運，擔任中央防疫總隊第七大隊隊長，前往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開展性病調查、防治工作。葉干運回憶說：「行前，胡傳揆教授邀請在京專家討論制定了以青黴素為主的梅毒治療方案，要求大隊照此執行。以後，兩年多的巡回醫療與性病防治工作中，我們採用了這一方案，取得了良好的療效。「
1951年，全國民族衛生工作會議召開，梅毒防治的工作被列為民族衛生工作的三個重點任務之一。在這次大會上，胡傳揆制定了青黴素治療梅毒的方案。
邊調查邊治療邊研究
胡傳揆主持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開幕典禮
1954 年，衛生部仿照蘇聯模式，在北京成立了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胡傳揆兼任所長。研究所成為指導全國梅毒防治研究的中心，並派出了許多工作隊，與各地協作開展現場調查研究工作，在當地培養訓練專業人員。全國範圍內，形成了一個廣大的防治網，皮膚性病專業幹部不斷增加、成長起來。
在梅毒的防治工作，胡傳揆和同事們採取邊調查、邊治療、邊研究的方法。
梅毒被稱為「偉大的疾病模仿者」，梅毒螺旋體入侵人體後會變化多端，不同時期的症狀有巨大差別，因此常被誤診。
梅毒可以分為三期，一二期同稱為早期。一期會出現「硬下疳」的皮膚病變，二期時病原體進入血液，會引發皮疹，影響神經、眼睛等。早期梅毒即便不治療，症狀也可能會自行消退。但每次消退都是一次潛伏，不久後，病毒還會捲土重來，待到進入三期梅毒時，便是晚期，骨、心臟、神經等重要臟器會受到破壞，危及生命。
早期梅毒表現低調，常讓人不以為然，但是這一時期的梅毒傳染性最強。所以，胡傳揆認為：「對於早期傳染型梅毒患者，既要尋求其傳染源，又要給予積極、足夠的治療，以消滅傳染，防止復發。」對晚期梅毒，胡傳揆認為：「要力求減輕症狀，控制發展，部分血清轉陰性。」
在研討梅毒治療方案時，出現了「中蘇爭議」。蘇聯專家強調以砷劑、鉍劑為主的混合間歇療法的優越性。胡傳揆對此則持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間歇療法療程太長，副作用較多，不如採用青黴素療法。」胡傳揆在協和醫院時，曾使用砷劑，這需要三個療程以上，大約一年才能根治。根據他的觀察統計，能完成三個療程的病人還不到10%。
在當時全面學習蘇聯的背景下，蘇聯方案被列入推廣推薦之中，青黴素療法則被列為首選。在內蒙古，蘇聯的療法被應用，果然在實踐中，出現了因副作用大，病人難以長期堅持的情況，最後仍改回使用單純青黴素療法。
「青黴素治療性病」是胡傳揆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最優方案。「青黴素可以同時治梅毒和淋病，效果比較快和安全。治梅毒總共用3，000，000單位即可解決問題。每日注射300，000單位比隔日注射600，000單位的效果更好些。」
解放初期，北京市還要花高價從香港買青黴素；「一五」期間，國家就把發展抗生素生產列為醫藥的戰略重點，青黴素實現了量產。平價青黴素的普及，使得消滅性病成為可能。
1955年，胡傳揆（圖右）在西郊散步時偶遇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王光美是北大醫院皮膚科醫生王光超的妹妹，她將胡傳揆介紹給劉少奇。劉少奇很高興，兩人席地而坐交談起來。
宣告性病的基本消滅
1964年，北京舉辦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在這次北京科學討論會上，胡傳揆作了題為「我國對梅毒的控制與消滅」的專題報告，宣告：曾經在中國流行過四百五十多年之久的梅毒，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得到控制，許多地區已基本上消滅。
這時的胡傳揆年已花甲，他回憶起1929年，曾受北京衛生局委託，撰寫了如何防治梅毒的計劃，但卻石沉大海，毫無音訊。而今，他參與主導，並親眼見證了在中國「消滅性病」的工作，內心之高興，難以言表。
他在宣讀的論文中說：「新中國所以能夠這樣迅速地控制和基本消滅梅毒，這是由於解放後社會風氣完全改變，妓院絕跡，剷除了性病的主要傳染來源，並進行了大規模的衛生宣傳和防治工作的結果。」
15年時間，梅毒在中國大陸基本被消滅，這被認為是毛澤東時代的公共衛生奇蹟。胡傳揆曾在發表的論文《梅毒的傳播及其在中國的消滅》中寫道：「在消滅梅毒的技術方面，都是利用了前人的知識和成果，依靠黨的領導和群眾的力量取得的，我們並沒有什麼新的發明和創造。」
梅毒漸漸淡出公眾視野後，中國撤銷了大部分性病防治機構。但基本消滅不代表完全消除，上世紀80年代以來，梅毒捲土重來，甚至愈演愈烈。2018年疾控報告顯示，全年新報告梅毒感染者超過49萬人。性病防治，依然嚴峻。
1987年胡傳揆名譽校長遺骨首謁式
1986年，胡傳揆在北大醫院逝世。在他85年的人生歷程中，他在國際上最早發現了維生素A缺乏性皮膚病的表現，其論文被引用至今；他立志攻克性病，在消滅梅毒中作出不朽貢獻，為防治麻風病作了不懈努力，更在文革之後，以古稀之軀，奔赴湖北英山完成消滅頭癬的任務；他擔任北京大學醫學院（後為北京醫學院、北京醫科大學，現北大醫學部）院長、名譽校長近四十年，為學校匯聚名師，培養諸多人才。
胡傳揆曾在醫院大會上說：「為了治病救人，培養出色的醫務人員，我們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早早就留下了遺囑：「遺體不火化，不留骨灰，病理解剖後儘量利用其他組織及骨架，以利教學·凡以我個人名字的存款，一律交北醫黨委補助皮膚科的科研經費⋯⋯」
而今，胡傳揆遺體製成的骨架巍然屹立在北醫解剖樓，如同他生前站在講台上講課一樣向著學生。
太相似！110年前，他提出人傳人、建議「封城」，自製口罩……
來源：北京大學醫學部
編輯：莫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