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中，當母女關係錯位，「厭母」和「厭女」會產生什麼後果？

一方面母親把同一性別的女兒視為「另一個自己」寄希望於女兒能夠比自己更為「自由」，去完成自己未競的願望；另一方面，當女兒真正獲得成功時，母親的心情卻要複雜的多。

不同於「成功的兒子」，母親無需和他競爭，但女兒的成就在帶給母親欣喜之餘，還能夠引發母親的嫉妒與競爭之心，儘管這種嫉妒不會從母親口中明確的方式表達出來，但對於一些由於自身過往記憶以及性格強勢的母親而言。

一方面想要女兒自由，另一方面自己卻成為女兒在獲取自由道路上的最大阻礙。波伏娃認為：「女性希望彌補自己的劣等性，用一個被她視為替身的人，她還很想讓她也遭受一下自己所遭受到的損失。於是，她把屬於自己的命運，完全強加在孩子的頭上。」

如《春潮》中性格強硬、專制暴躁的紀明嵐，早年未婚先孕、丈夫出軌、「高調」離婚的傷痛體驗使其對家庭以及情感生活充滿絕望，並長久沉溺於前夫所帶來的傷痛中不能自拔，並把這股對前夫的怨恨「轉移」到女兒郭建波身上。

而面對未能組建家庭、情感同樣坎坷的女兒，紀明嵐雖然表面上咒罵女兒，但還是無條件的接納了她和她不知父親是誰的「外孫女」。

一種是自己獲得的價值、另一種則為男人給予的價值。

而長久以來，在女人的世界裡後者的價值似乎遠高於前者。這對於母親而言，如果女兒沒有獲得男人給與的價值——結婚生子，即使她個人通過努力獲得的自我價值再大，母親都不會對其滿意。

「不把女兒當成成人，同樣也是確認女兒還停留在自己的領地里。」

而為了將女兒「圈在」自己的領地里，母親不斷給女兒立下一個個嚴格規矩。在這其中，「性」成為最大的禁忌。

在《春潮》中，紀明嵐對郭建波反覆咒罵的點還在於對其放縱流連於不同的男人身邊，而「性」的散漫與自由也成為郭建波對抗母親的重要方式。

這在電影《相愛相親》岳惠英和薇薇這對母女關係中得到展現。作為父權秩序的遵從者、父系權力的執行者，岳惠英強勢的維持著家庭的秩序與家長的權力。

在這個家庭中，岳惠英實際成為家庭的統治者，其與女兒薇薇的關係已經不自覺演化成統治者與附庸者、教化者與反叛者、主動者與被動者乃至「男性意識」與女性意識之間的關係。

工作後依舊「寄居」在家中的女兒薇薇，不得不忍受母親不定時對其生活的「闖入」行為：岳惠英不僅不顧薇薇感受，大半夜在廚房炒辣椒，還為找父母的舊結婚證而不經薇薇同意，而亂翻她的房間。

女兒的厭母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作為「父親的女兒」與作為「母親的女兒」之間的衝突；二是對「成為母親」的恐懼。

《春潮》中以沉默以及情慾放縱的方式來對抗強勢母親的郭建波。而女兒對母親「依戀又厭惡」的矛盾心理既是她作為「父親的女兒」與作為「母親的女兒」之間角色衝突的結果，也是潛意識裡拒絕「成為母親」的體現。

女兒如果想要得到父權制社會的接納，就必須承認父親的優越與有利性，並忽視、默認一切女性歧視。

如電影《黑處有什麼》中少女曲靖在黑暗的成長環境中最終遵從父親對其有關女性性別身份以及女性氣質的種種規定而成長為一個「父親的女兒」；

而電影《狗十三》中最終與父親和解、融入到父親新家庭中的李玩也在失敗的青春叛逆之路上長成一個父親的女兒。對於女兒而言，選擇母親的語言意味著做一個「愛欲自由」的母親，但實際上在男權社會，「愛欲」和「母親」這兩個詞很難共存。

於是，成為「母親的女兒」便意味著由一個愛欲自由的女性主體變為一個深受多重道德倫理束縛的母親。

在自小目睹母親的「命運」以後，女兒開始對「母親身份」感到恐懼，而這也成為女兒「厭母症」道德主要表現——「厭母症」指的並不是對自己的母親的厭惡，而是對「母親」身份的厭惡。

在女兒心中母親是受害者、不自由的人的象徵，成為母親，意味著重走母親的悲痛前路。於是拒絕「成為母親＼成為母親那樣的人」，成為女兒們對抗「厭母症」的策略，這在電影《相愛相親》中體現為薇薇經由「遷墳」事件，感悟到岳惠英以及外婆、阿祖、外公的愛情觀念以後毅然做出「放男友離開」的決定；

電影《春潮》中郭建波拒絕與母親暴力溝通，給自己的女兒郭婉婷更多的自由；電影《送我上青雲》中戰勝「性以及性別焦慮」與自己達成和解的盛男。對於女兒而言，「選擇母親的語言意味著死亡，選擇父親的語言，等在前方的是被閹割。」

於是，女兒要想獲得真正自由，就不能在「父親的女兒」與成為「母親的女兒」兩者之中擇一，而是拒絕成為兩者之一。

於是出走家庭、脫離父親與母親的權力控制範圍，成為女兒們拒絕在這雙重身份中進行選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