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 勿食我黍
費孝通先生
初識費老
1956年8月我考入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這裡彙集了一大批著名的民族史、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專家學者。像擔任系主任的蒙古史專家翁獨健，系副主任，社會學、民族學教授林耀華和清史專家傅樂煥。還有早就蜚聲海內外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教育學家潘光旦、吳文藻、費孝通以及王鍾翰、張錫彤等老一輩學者。
費孝通是當時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副主任，兼國務院中國專家局副局長，又是中央民族學院的副院長。他曾給我們系的師生作學術講演，講在雲南彝族、傣族、景頗族地區的調查實踐，一講就是四五個小時，滔滔不絕，不知疲倦，大家聽得饒有興味。記得有一次在全校大會上，他面對全校師生說：我馬上又要下去調查了，作為當老師的不能不下去作社會調查。因為你們就好比像待哺的羔羊，我們好比母親，下去調查就是將捕捉到的青草，變成鮮美的奶汁，再補充到你們身上。否則我們拿什麼營養和有價值的東西給予你們呀！
費先生當時的講話內容還有許多，就是這幾句簡短的比喻，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成了「罪狀」之一，遭到了嚴厲的批判，說他的講話是向各族師生「放毒」、「什麼調查是獲取奶汁，是蓄意向D進攻、毒害青年的毒汁毒箭」。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明明知道這種批判是歪曲原意，無中生有，可是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中，費孝通是欽定的右派，誰能扭轉這種局勢，誰能為他說一句公道話？
暴風驟雨般的批判，在學校範圍進行了一個月，1957年的暑假前，方告一段落。暑假後，學校的政治空氣依然肅穆緊張，而學習空氣卻一天天淡薄。被戴上右派帽子的老師，像系裡的吳文藻、費孝通、王鍾翰等人，從講台上消失，學生們都不敢去接近他們。此後的幾年裡，他們和學校研究所的一些人被編在一起成立小組，默默無聞地去整理史料，翻譯邊界問題的資料。儘管後來得到了所謂「摘帽」改正，但在政治上學術上依然得不到信任和重用，也仍然無法像正常老師那樣有更多的條件和機會去接觸學生，發揮他們的學術專長。
發往幹校
1966年5-6月間，文化D革命席捲全國，作為培養教育人才的高等院校全部停課鬧革命。中央民族學院也不例外，在揪斗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的混亂中，潘光旦先生和傅樂煥先生遭到肉體和精神的折磨，先後離世。此後全校師生分成兩派，打起內戰來。一些關在「牛棚」的「地富反壞右」、「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因為兩派內戰不休，無暇顧及對他們的管束，稍稍鬆了一口氣。但是很快軍工宣隊開進學校，實現兩派大聯合，開始清理階級隊伍。像費孝通先生這樣的「反動學術權威」又成了審察的對象，政治空氣突然又緊張起來。1969年10月18日，林彪發出了戰備疏散第一號命令，北京的機關、學校大部分人員要疏散到外地，開往五七幹校去接受鍛鍊和勞動改造。中央民族學院的五七幹校設在湖北省潛江縣的廣華寺，簡稱沙洋幹校。動員令下達後，學校第一批發往幹校的人，首先考慮的就是打入另冊的五類人（地富反壞右、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現行反革命、政治上有問題的人等等）。費先生當然名列其中，那年，他已是快滿60歲的人了，同樣要和學校的廣大教職員工一起，收拾行囊，告別妻小，登上去往湖北沙洋幹校的火車。
設在潛江沙洋的所謂「五七」幹校，其實是湖北潛江縣的一個勞改農場，在我們全校教職員工到達時，留場就業的勞改犯人還沒有全搬走。這裡既無像樣的房舍，也不見其它設施，只有幾排原勞改犯住的簡陋房舍和管理勞改犯的辦公用房，外加羊倌房和幾間烤煙房，還有稍遠的農具和拖拉機倉庫，總共不足百間房子，能住人的充其量才有六七十間，當時我們開往幹校的有700多人，其中不少是攜家帶口全家搬走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如何安置？大家守著像山一樣大的行李堆，靜靜等著軍宣隊的安排發落。成年人和老年人還可以忍飢耐渴，小孩子們等不及，一個個哭鬧起來，喊著要東西吃，要水喝。費先生當時也和大家一起坐在一旁，看著教職工們焦急和無奈的表情，心裡也急，他默默地找到自己的行李包，從裡邊掏出從武漢帶來的吃食，分給周圍饑渴的孩子們。
接近傍晚的時候，大隊人馬才算分批有了安置。可是由於房子少，男女必須分開，每間房子內都用剛剛砍下來的樹幹搭起的雙人鋪，上下各住8人，睡下去只能側身，翻身都很費勁，全家搬下去的職工，也只有老年夫婦才能得到一點照顧，可以住在一起。
除了住房的擁擠，喝水也成了問題。所以當務之急就是打井，搭建食堂。我們歷史系的職工，也和其他系職工同樣按軍隊的編制組成，我們歷史系是一個排，排下邊是班，我和費先生同分在一個班裡。由於班裡老年人居多，被分配參加打井的輔助性勞動。打井這種活，誰也沒有干過，氣力不夠，又不會巧幹，挖不到兩米深，出了水，個個臉上身上濺滿了泥漿，活乾的很辛苦，但是彼此看看滿身的泥漿、花臉，都互相開著玩笑，用這種方式排解內心的不悅。不久，挖井工程完成，開始供水，解決了幾百人的喝水問題。沙洋的水質不太好，但是水是用自己的勞動和汗水換來的，所以喝起來還覺得甜滋滋，另有一番滋味。
挖井工程過後，我們班又轉去搞基建蓋房子。壯實年輕一點的教師調去拉沙子和泥，年老的、女同志當小工，將拉到工地附近的磚，一塊一塊的傳到砌牆師傅的手中。一天干下來，對費孝通、林耀華這樣的老先生們來說絕不輕鬆，即使年輕一點的教師，也累得腰痛手疼，不願動彈。這種繁重的勞動持續了一段時間。我們這個班，除了費孝通、林耀華這樣的老人外，後來又從北京和湖北咸寧兩地將吳文藻、謝冰心夫婦也調來編在我們班裡，參加蓋房子的勞動。大家在學校沒有很多機會能「四世同堂」（指從吳文藻先生傳承到費孝通、林耀華先生再傳到我們，共四代師生關係），可是沙洋幹校的特殊環境，卻把幾代師生聚攏到一起，朝夕相處，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大家互相照顧、互相鼓勵體貼，成了一個大家庭。患難出真情。勞動中，班裡的老弱婦孺組織起來，年輕的幫助年老的，大家協手照顧說笑不斷，感情更加融洽，勞動效率也漸漸高起來。
費孝通、林耀華雖已年近花甲，可是在老師吳文藻、師母謝冰心面前，仍是小學生。傳磚時，費先生不忘關心照顧他的老師，主動站在吳先生的前邊，每遞一塊磚，就多走兩步，湊到老師身邊，將磚送到吳先生手裡，用此辦法減少老師的勞累。他還時常到謝老太（在幹校時大家都這樣稱呼謝冰心先生）那裡問寒詢暖，送去吃的，生怕師母有個閃失。這種無言的尊師風範，讓我看在眼裡，記在心上。在別人看來他們這些「反動學術權威」或許缺少人之常情，但是幹校的相處，讓我看到了他們身處逆境，彼此間的師生情誼非比尋常，即使在一些細微的事情上，都自然地顯露出那種待人誠懇大度和為別人著想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德。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沙洋幹校的勞動生活剛剛穩定下來，幹校領導就通知我們四連和二連共出8個人，一起到幹校附近的紅橋大隊紅橋生產隊插隊鍛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次鍛鍊，軍宣隊指定我們班出3個人，兩女一男，我和費先生榜上有名，同分在一個生產小組。在農村的40天，和費先生朝夕相處，共同勞動，彼此照顧，對他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和認識。我們之間的師生情誼也更進了一步。
紅橋生產隊是江漢平原上的一個貧瘠的農村，下屬的第三生產小組，總共不到10戶人家。這裡是血吸蟲病的高發區，農民生活很苦。住房是籬笆牆搭成的草房，四圍見天，村子裡沒有井，到處有水塘，吃水吃村邊池塘的水，人畜共飲，水的混濁情況，可想而知。下雨天被子衣服全是潮濕的。我和隊長商量，把費先生安置在貧農張萬洲家，我住在林業隊長家，中間相隔兩戶，其他6人安置在離我們較遠的生產隊隊部周圍。張萬洲家共四口人，都有勞動能力，家境稍稍優越些，比我的住戶（勞力少、孩子多）強很多。我們每天都要和生產隊的老鄉一起拿上農具下田勞動。費先生起的早，每天上工前都是到我的住戶門前叫上我，然後一起出工。插隊期間，正逢江漢平原上摘棉花的季節。一望無際的棉花地，白花花的棉桃掛滿枝頭，讓人看了感到心曠神怡，十分振奮。我和費先生都出生在江蘇，從未見過這麼大片大片盛開的棉花，驚異之後，見到大朵的棉花便手忙腳亂地抓摘起來，一天下來，看看簍里的棉花並沒有摘多少，而我們兩個的手指都被棉殼、枝杈扎出血來。老鄉們知道後，都圍過來看望我們，告訴我們不要急，教我們如何摘的方法。費先生對我說：「摘棉花看似簡單，其實也是有學問的，不學習的話，我們是要吃苦頭的呀！」收工時，老鄉們個個背簍里滿滿的棉花，可我們僅摘了一二十斤。經過幾天的磨鍊，我們的兩手變得靈巧了，精神也放鬆了許多，摘的速度加快了。有一天費先生竟摘了40斤棉花。40斤重的棉花背簍，對長年勞動者背起來不算什麼。然而對費先生來說，卻是不輕的負擔，社員們看到他很費勁，搶著幫他，他不幹。我想他是怕在老鄉面前丟面子，不肯接受幫助，當離開人群過溝坎時，我想去接過他的棉花簍，他也不肯，偷偷地說：「非要自力更生闖過這一關。」說話間，他背著棉簍下田溝，陷到泥漿中，我焦急地放下自己肩上的幾十斤棉簍去拉他，他卻笑嘻嘻指著兩隻不停頓掙扎的泥腳說：「劉曉你看，真箇越陷越深，拔不出來了，但我一定要拔出來！」看到他的樣子，聽到他所說，我先是心中一酸，很快轉念接過他背上的背簍，使勁地拉他。當他走出泥溝，又笑著打趣地說：「有驚無險！有驚無險！又過了一關！」
農村的生活，老鄉們樸素熱情對我們的照顧，很快使我和費先生由拘束變得活動自如了，慢慢地我們主動走進老鄉當中，和他們談家常，談生產，說國家大事。彼此感情親近起來，有的老鄉告訴我們說：你們剛來時，大家都傳著說這一批新來的勞改犯比過去的有錢，你看他們「穿的破，吃的好，光著膀子戴手錶」。可生產隊給我們介紹說：「你們不是勞改犯，是北京下放來的。」有的乾脆就直問：「你們都是幹部，在北京當大官的吧？為什麼跑這麼遠來幫助我們幹活？」有的婦女還湊到我的耳邊問我：「這老人（指費）是你的長輩吧！是不是親戚？」我和費先生解釋說：我們都是學校教書的，不是當官的，毛主席說知識分子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所以下來要向你們學習。說的他們都搖頭不認可。說我們沒講實話，但都認為我們都是好人，老實人，將來會官復原職回到北京。
大家感情上的貼近，很快成了朋友。儘管生活很苦，但老鄉們想方設法為我們改善伙食。張萬洲老人看到費先生年歲大，找我商量說：「老費年歲大了，不能委屈他。再說你們來這裡住也是短期的。他住的房子陰暗潮濕，還是換間向陽的房間吧！就搬到我兒子的新房住吧！」費先生知道後，執意不肯用主人家的新房，說：「不能給老鄉添麻煩。」再三勸說，也無濟於事，可是沒有幾天，天氣驟變，費先生沒有注意添加衣服，受了風寒，發起高燒來了。晚上夢語不停，我得知後，十分擔心，怕他轉成肺炎，守護他一夜沒敢離開他的床邊，按時為他灌湯吃藥，不斷地換涼毛巾退燒。張萬洲一家也忙個不停，早晨蒙蒙亮就送來開水和稀飯，還派他的兒子到供銷社買了個新暖壺供費先生使用，並全家一齊動手，把床鋪和費先生一起不容分說地搬到了向陽的新房間。待他燒退了，清醒以後，看到我守在他的床邊，便抓住我的手，和張萬洲玩笑地說：「你不是說她像我的女兒嗎？看來這次是真的做了我一夜的女兒，守護了我一夜，我都不知道。」
費先生這次發高燒病癒後，身體有些虛弱，他仍堅持每天和大家一起參加勞動，休息不夠，不久他的哮喘病犯了，一天無論向嘴裡噴多少次藥也不管用，憋的他喘不過氣來。有一天在大田勞動時終於倒在了田裡。我遇到這種情況萬分著急，找來了同來的醫生小羅商量，馬上決定送他回幹校，費先生堅持不肯回去，好歹勸說著送走了，可是在幹校沒有休息幾天，他又回生產隊來了。張萬洲覺得老人願意回農村裡和大家在一起，便和隊長商量，不派他到田裡勞動，叫他白天和生產隊飼養員一起放水牛，晚上給張萬洲上高中的兒子輔導功課，這兩件差事，費先生都乾的很得心應手，與張萬洲全家和左鄰右舍的農戶接觸更多了，他無顧慮地和他們談古論今，細心觀察村裡農民的生產生活狀況，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利用他在西方學到的調查研究方法，開始了他的老本行——社會調查。我看到他幾乎每天都和張萬洲坐在村外寬闊的草地上，兩人一邊抽著煙、一邊談生產隊生產和農戶的收入情況，他還向生產隊獻策，問張萬洲一個人能不能多放幾頭牛，牛多了肥就多，肥多了又可以增產豐收，既可增加社員收入，又能為國家作貢獻。他建議生產隊多養母牛，這樣可以本錢少，增產多，1+1=2、2+2=4（當然母牛若能一年產兩仔更好），牛生牛、牛產肥、肥增糧，糧多了牲口的飼料解決了，再生產，再增產，人民生活也就漸漸提高了，孩子也有錢上學了。知識變產品，周而復始，良性循環，人們的日子不是越來越好，生產隊也越來越富裕，再辦各種事業，不是更好了麼？一席話說的很多聽者入了神，樂滋滋的，張萬洲見人就說「老費有學問，他什麼都能扯到我們莊稼增產上來」，「他說的都是我們希望的事。」從此，他和社員建立起友誼，後來我們離開生產隊回到幹校仍不斷來往，不時騎車去紅橋生產隊探訪，有時還給住戶送些當時市面上不好買到的東西，像煤油、火柴、煙、糖果、肥皂等等。老鄉們也不時拿著土特產或自製食品（如凍米糕、大饅頭）到幹校來看望他。直到他從幹校回到北京，仍然和他書信往來不絕。誰能想到這樣一個馳名中外的學者，竟然一點架子沒有，如此的平易近人。不管自己處境如何，心中總是裝著老百姓，急人民之所想，國家之所需。後來他一再跟我說：「農民是識貨的，他們雖然質樸無華，其實他們最懂得分量」。還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我喜歡水、喜歡住在水邊，因為住在水邊的農民，人際關係與人為善，所以我願意和他們交往。」
1993年5月費孝通先生在大隊人馬的簇擁下，回到了闊別20多年的紅橋生產隊，去看望他多年不見的農民朋友，遺憾的是他的住戶張萬洲和他的老伴、兒子這時已先後離世，再也無法敘舊。
學種棉花
插隊回來的第二年，1970年4月，我們班的勞動由專建房子，轉變去兼種棉花。軍宣隊領導給我們連下達的指標是種100畝棉花。可實際上任務都落在我們班10多個常務勞動力身上，其中包括吳文藻、謝冰心、費孝通、林耀華和夫人饒毓蘇、翁獨健夫人鄺平章，還有幾個近60歲的老教師，這個隊伍真是老弱殘兵，不成樣子。雖說擔子重、勞動量大，可大家都想盡其所能完成定量。勞動一天下來，人人精疲力盡，連走路都抬不起腿來，但看到用汗水澆灌出來的棉苗，一天天茁壯長大時，內心都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快活。可是天氣變暖，棉田有了地蟲，同時間苗、定苗、除草、鬆土，道道工序也一起提到日程上來，大強度的勞動讓「老兵們」再也無法應付了。因為這些活計都需要腰上的功夫，而大家都是常年握筆桿、坐辦公室的，哪裡練過這般功夫，開始還可以勉強支撐，後來年紀大的乾脆坐在地上往前推著進。費先生當然也不例外，所以他取笑說：我們在這，不只學會了捉地蟲，間棉花苗，還學會了「推拉機」（指坐在地上往前推著走，時間長了站不起來，還要靠別人幫助拉起來）。這時，抬頭四望，你會發現大田裡整齊的勞動「大軍」，大多改成坐著推進，直立彎腰操作的人已經寥寥無幾。
為了消滅害蟲，我們不管老弱都要背著凈重四十斤的藥桶齊上陣，每天來往穿梭在棉田裡，給棉棵打藥。費先生這樣的老人，比年輕人付出更多的辛苦。其情景正像他在幹校家書中描述的那樣：我們天天泡在（棉）田裡面，還抓不開，因為草多、杈多、蟲子多，在溫度40度的酷暑烈日下，周身汗洗，想來是健身良方。「短衫汗透迎漿水」更覺切情了。露在衣衫外的皮膚已黑黝黝的如非洲人士，很多人光了上身勞動，我還穿了件汗衫，因為紫外光太強，皮膚下層有反應，出一粒粒小泡，很癢。（見《費孝通文集》第七卷，群言出版社，第141頁）
到收棉花的季節，棉棵長的都齊人高，這時雖早已過立秋，但驕陽仍然似火，大家鑽在密密不透風的棉稈中間摘棉花，「渾身上下都被熱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幹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陽曬乾了。」謝冰心老人走在回來的路上，邊走邊詠那句大家耳熟能詳的古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費先生接著謝老太的話也附和著說：「收糧食辛苦，收棉花也真不易呀。」老人們的話喚起大家的共鳴，這是大家在「五七」幹校，通過親身參加勞動刻骨銘心的體驗！
坦誠的師生關係
從1969年底到1973年初，三年多的幹校生活，廣大教職工不僅負擔著繁重的體力勞動，精神上還要承受巨大的壓力。當時軍宣隊執行極「左」路線，大抓階級鬥爭，在幹校不僅繼續進行「清理階級隊伍」，還要對現行的所謂「516」反革命分子進行隔離審查，大搞逼供信。
我從紅橋生產隊插隊鍛鍊回到幹校不久，即被列為審查對象。因為我在學校時，同大家一樣也參加過一派群眾組織。這一派群眾組織是軍宣隊抓「516分子」的重點。幹校成立了若干個審查小組，不少「516」審查對象，受到隔離監禁，失去人身自由，運動還處在深挖階段。我被牽連進去，說和「516」有關係。「罪狀」是「整中央領導的黑材料」，要我老實交待這方面的問題。軍宣隊想從我身上搞到材料，順藤摸瓜，挖出背後更陰險的敵人。今天對年輕人講這些，或許認為荒誕可笑，可在那時，卻有多少人相信這種「鬼話」。軍宣隊隊員和搞專案的「左」派們，輪番找我談話，施加壓力，如果我說沒有問題，便打態度，說對組織不老實、抗拒運動，快滑到敵人的邊緣了，還不回頭！威逼恐嚇接踵而來。既被審查，自然要遭受孤立，組織上視你為異端，不再信任，熟悉你的同志再也不敢接近，專案組的人板著面孔追逼，責令我交待問題。這突如其來的審查，使我承受了巨大精神壓力，自己既驚慌失措，又苦悶委屈，無處訴說，無人信賴，感到前途渺茫，看不到希望，再加上由於不交待問題，說我態度不好，剝奪了我和親人的通信自由，使我再也得不到家人及孩子們的消息。我著急絕望了，想在絕望中以死來抗爭，用結束生命以求解脫痛苦。不想我的行為招來了更嚴厲的批判。誰也不敢再理我，很長時間我是在孤獨和不服的煎熬中過日子。這時只有費先生和幾個所謂有問題的人敢來接近我。費先生在對我的批判會上，沒有發言。看我整日悶悶不樂，給我送來一碗熱湯，四下無人時就開導我說：「要往遠處想，眼前的處境是暫時的，你是世家子弟出身，一帆風順，沒有經受過這些，可以理解，不能總這樣，要從困境中走出去。」又說「是會碰破點皮的，皮破了再長好，就不在乎了，要振作起來。」老師的話，雖說的很樸實，但對孤立無助的我卻給了莫大的鼓勵和安慰。隨後，費先生還經常有意地叫著我一塊去挖薺菜做湯，一齊打飯吃飯，使我打消了消極的念頭，慢慢變得冷靜下來。有時我跑到謝冰心老人那裡，聽她講詼諧有趣的文學故事，看吳文藻老師如何每天堅持看報、剪報、作卡片、編號；有時和更多的人一起聽費先生講讀報心得，分析國際形勢和國內大事。記得有一次在河岸的樹蔭下，特別聽了他講到剛剛開始的桌球外交，中美政府巧妙的接觸。他敏銳地感到了國際形勢即將發生大的變化。他預見說：小小桌球將推動大的地球更快轉動，從而牽動世界局勢的變化，引發東西方力量對比的消長。世界形勢的變化，必然會對國內產生影響，知識分子的命運和使用問題快有變化和盼頭了。他的講話里，充滿樂觀、信心和希望。在場的聽眾都聽得十分專心，折服他的精確分析和推斷。在封閉的幹校田野里，當時有這樣一股春風掠過，讓大家視野頓開、一掃心中的鬱悶，心情真是舒暢多了。
1971年9月林彪事件發生，幹校的政治氣氛有了很大的轉機。生活居住條件也早有了改善，我的住房經過調整和費先生的住處僅隔一個房間，大家見面的機會更多了。費先生為了幫我排解精神上的苦悶，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早晨不到5點就約我一起沿著幹校後的河岸散步，或者去江漢「五七油田」發信、買東西。遇上大休息天，我們洗完衣服就一起騎自行車去離幹校8里外的一新街吃「龍抄手」（餛飩）和肉絲麵，打打牙祭。開始時僅我們倆人不聲不響地去回，後來有人知道了，硬要跟著我們去，揩費老師的油，叫他請客，他也總是樂呵呵地不加拒絕，自願出錢和大家一起解饞。這樣和費先生談話聊天的機會多了，不免常常在他面前發發牢騷，傾吐內心的苦水，認為自己在這裡橫遭審查，感到無辜和委屈，前途未卜。費先生總是耐心地寬慰我說：「你只要想一想，你現在身後沒有保鏢（指受審查的人後邊總有人跟著監視其行動），不是比別人自由多了嗎？不要總想著委屈，煩惱，不愉快，要胸襟寬一些，眼光放遠一點嘛！」還有一次他語重心長地鼓勵我說：不要再想輕生的事，你想想共產黨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國發生了根本變化，沒有帝國主義欺負了，這是誰人，哪個政黨都沒有做到的。我這個臭名遠揚的人還要活著呢，你那麼年輕，要珍惜呀！不搞清問題，糊裡糊塗地離開人世，不是自己吃虧嗎？
費先生是一個具有遠大抱負、樂觀豁達的戰士，是一個心胸寬廣推己助人的長者。他是我的好老師。和他在一起，就感到親切溫暖，渾身有勁。他叫你心情放鬆，什麼話都可以傾吐。我知道，由於當時我們各自的身份不同，有些話是不能說透的，但是老師的真誠期許，無以言透的隱語，我是心知肚明，獲益良多。
漫長的幹校生活，終於等來了令人興奮的一刻。1972年春天，國內外形勢有了鬆動轉變，一批接著一批的幹校戰友開始打道回府回北京去上課了。費先生在他的老師吳文藻、謝冰心夫婦離開沙洋後不久，也應召打點行裝準備返程。他在給親人的家書中寫過這麼一段話：「就要離開這裡了，這兩年來對這裡生活確有點留戀。說要走，留戀之情也就成了形。在曠野里勞動時，呼吸萬里，感到人生很真實。密集的團體生活對人的表現也容易體悉，深刻得多，較之舊生活似乎更有意義。……這個機會是難得的，說要走，不免有些悵然若失。」臨別的那天，他把用了兩年多的小飯盆遞給我，「這飯盆留給你（這飯盆至今我還保存著），以後吃飯，可以用你的飯盆盛飯菜，這個盛湯，一菜一飯一湯，好好吃飯，養好身體。等著吧，我們北京見！」
1973年沙洋幹校宣布解散，我回到了北京，又恢復了往日大院裡的生活。清晨，費先生仍然起得很早，圍著家屬院的馬路跑步，鍛鍊身體，有時站在我住的樓房窗前喊我，讓我下來和他一起跑步——實際他是端著兩隻胳膊漫步行走。一路說著話，仍然是笑吟吟的，和在沙洋幹校沒什麼兩樣。有的同事看到了，不解地問：「費老先生怎麼對你那麼熟識親切？」我說：「因為他是我患難時的好老師，幹校時期『一個戰壕里的』親密戰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