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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
——《明仁宗實錄》
明朝初年，在工作狂明太祖朱元璋的設計下，明初早朝制度除了開朝時間頻繁、開朝時間早之外，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即開會時間長。如《明仁宗實錄》所載，明初早朝所理之事異常繁碎，大到軍事行動，小到民間訴訟，往往參與早朝的有司所管之事，都需要一一進奏、討論。
那麼，在這麼長的早朝時間裡，如果官員感覺內急，應當怎麼處理？
明代朝會那些事兒
朝會制度淵源已久，先秦時《周禮》便有記載。到了兩漢時期，朝會在劉邦的授意下，魯地儒生叔孫通將其制度化，其後歷代因之。不同於許多人印象中的朝會議政，明代以前的歷代朝會，雖然也有議政功能，但並不作為主要處理政務的場所，更多是作為一種禮儀存在，正所謂「禮莫重於視朝」。
這種情況隨著明朝的建立而發生改變。朱元璋認為，元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自元文宗以後，皇帝失去威權，燕帖木兒、伯顏到脫脫等相臣先後把持權柄，君主居於上被蒙蔽，基層行政混亂。至於君主被蒙蔽的根源，則是元代御前會議制度之弊。
在元代，受蒙古政治文化的影響，臣子權力如何往往視其與元室關係而定，政治參與極為閉鎖，如歷史學者蕭啟慶所形容的是「梯己奴婢」（主人家庭中地位最低的成員），這也決定了元代朝會的參與人數十分稀少。有資格參與御前會議的，大抵只有中書省、宣政院、樞密院、御史台官與怯薛親隨。同時，歷史學界所謂「元代無常朝」的看法，也是因元代朝會時間、地點皆不固定，無法形成制度性的奏事制度所致。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元代佚名作緙絲《大威德金剛曼陀羅》中，根據題記可得出左右下角有四位帝後的供養像。圖中兩名男子分別為「圖帖睦爾皇帝」和「和世王束皇子」，即元文宗和元明宗
這樣的御前會議制度自然阻礙了皇帝獲取信息的渠道，朱元璋也引以為戒，擴充了朝會時政治事務的處理範圍與參與朝政的有司範圍，並將朝會制度化，規定了朝會的具體時間（以早朝為主）、參會流程及有關注意事項。
明初朝會，是當時官員辦公的主要場所。明代朝會制度主要參酌唐宋的「日參」「九參」「六參」（每月參與朝會的次數）等，不同的是，明初因襲了元代政治系統的一些特質，技術人員也有著較高地位，如翻譯機關「會同館」「四夷館」在明初也頗為重要，因此，明初「日參」官員的數量比之唐宋有著明顯增加。
除了官員外，明初「隨朝觀政」的人數也不在少數，學官、儒者、耆老等有時會奉詔前來，此外，勛貴將官子弟到一定年齡後也可以「隨班朝參」，場面宏大，蔚為壯觀。
同時，與前代常有因事罷朝不同，明初要求官員事必請旨，請旨後方可行政，因此，皇帝不得廢朝墮政。為了不荒廢政務，朱元璋一直秉持著能堅持就堅持的原則。在洪武一朝的記載中，《明史》《明實錄》都鮮少見到明太祖罷朝的情況。在這套制度下，不說明初朝會之「繁」「密」讓官員疲累，每場朝會復有「論政」「決議」「討論」的流程，偶爾還要接受明太祖的「宣化」與「教諭」，下朝的時間也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拖長，再趕上個身體不適、五穀輪迴可怎麼辦呢？
明太祖朱元璋晚年半身像
官員內急了該怎麼辦？
明太祖朱元璋也非不通情理之人，有明一代的朝會制度，並沒有我們想像得那樣過分莊嚴肅穆。
按照明代朝會制度，如是上朝議事時遇到緊急情況或身體不適，通報之後經允許時可以離去的。《明太祖實錄》中記載：「凡近侍御前，毋咳嗽吐唾，如有舊患齁喘一時病發者，許即退班。或一時眩暈及感疾不能侍立者，許同列官掖出。」
若是咳嗽吐痰，或眩暈生病的，都可以告明原委後離去，要是站都站不穩，也可以由周圍官員攙扶著離開。反而官員如若不及時離開而出現咳嗽、吐痰或步履飄浮的情況，倒會被負責糾察的御史、錦衣衛、鴻臚寺、禮科官員記錄下來，稱之為「糾儀」。
雖然上述規定中沒有提到內急，但事實上給了突然內急的官員以離開的藉口。畢竟在朝會上，很難有官員會好意思直言內急之事。
明代官員尹直所著的《謇齋瑣綴錄》，也記載了藉故離去並不屬於失儀的相關事例：
「今制，早朝班定，鴻臚宣贊謝恩、見辭，行禮畢，各官奏事，皆預咳一聲，文武班中不約而同，聲震如雷，俗私謂之打掃。其有痰嗽不可忍者，許引退自便……成化中，文華殿經筵，戶部尚書馬昂以咳退出殿門外，俟講畢仍同行禮，此予所親見。」
講的是，明憲宗時的一次經筵中，戶部尚書馬昂感覺不適，便稱自己想要「咳嗽」，為避免失禮，請求退到殿外。明宮內有諸多宮廁、茅房（據晚明宦官劉若愚所著《酌中志》與《明宮史》與其他相關資料指出，明宮中宮廁數量並不少且多數辦公機構中也有廁所，因而對於上朝或者宮內辦公的官員而言，如廁並沒有太多困難），實際上參與經筵的官員也不知道馬昂到底去乾了什麼，只知道他咳嗽完了回來，沒被皇帝責備。而其他人則不敢先退，且多以為馬昂此舉屬於失儀。（「余未見有敢先退者，蓋昂嘗為（鴻臚寺）序班，故在他見此不以為異，則以為失儀矣。」）
馬昂之所以知道此事不算失儀，則與他的職業經歷有關。馬昂早年任職鴻臚寺，主掌外賓、朝會儀節之事，與禮部多有聯繫，知曉此事通報無礙，也不會遭到皇帝責怪。大多數明代皇帝，即便在朝會時，也算不上太過嚴肅，如隆慶閣臣高拱《病榻遺言》載：有次朝會剛一結束，隆慶皇帝便對高拱說出了一句不似人君的話：「有人欺負我。」明代君主或是由於明初洪武、永樂皇帝為草莽、行伍出身，不拘小節，其後多數皇帝在言語交流方面並無過大顧忌，若是真遇到內急，以咳嗽或身體不適為由陳情離去也不會有事發生。
徐顯卿宦跡圖之皇極侍班。作者/（明）余士、吳鉞，現藏故宮博物院
但如果不知道此禮節，想要忍住待到儀式結束，則更有可能失儀，甚至可能遭到處罰。
明英宗時，刑科給事中曾瑄因為早朝時內急，不知是怕稟報失禮還是真的太著急，竟然直接在殿前丹墀（即宮殿前的台階）失禁，在諸多同僚面前丟臉不說，還引得明英宗大怒，將其一降到底，貶為福建連江縣主簿，從此仕途黯淡。
曾瑄之後，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太常寺卿陳道瀛奏祭祀，咳嗽失儀，遭到御史陸琳彈劾。明神宗萬曆元年（1573），譚綸因咳嗽被奪俸一月。可見，若明朝官員身體不適或內急選擇忍耐，承擔的風險實際上比告退離去要高得多。明朝早期，對於失儀的處罰多有杖責，隆萬年間之後，罰俸、降調、去職則是主要手段。
這類失儀尚且不會導致什麼嚴重後果，但在排班問題上的失儀，除了引起禮儀原則的討論外，嚴重的甚至會造成朝臣之間的對立。所謂排班，即朝會時的排序。洪武初年規定，以品次排立。朱元璋下令製作百官班序牌，列宮殿前階梯左右的木柵，規定文武百官上朝時需按排序排立，違反者要受到懲罰。
後來的明代皇帝雖多次強調，但實際上沒能起到約束作用，關於官員上朝時品級混亂等問題屢被提及。明武宗時期，文武百官例赴靈濟宮學儀，成國公朱輔與定國公徐光祚爭為班首，原本是成國公朱輔列於班首，而徐光祚則失儀欲與朱輔爭奪，官司打到明武宗朱厚照那兒。明武宗各打五十大板，二人同時處罰，實質上則表明對徐光祚的支持，繼而引發了勛貴之間的矛盾。
隨著洪武、永樂這類強勢君主的逝去，官員們逐漸也不再那麼在意失儀的事情。據歷史學者邱仲麟研究，明中葉以後，明代朝儀逐漸無序，朝臣在朝堂上愈發肆意。對於各種亂象，明朝皇帝也有整頓的想法，《明世宗實錄》載，嘉靖年間，皇帝見到朝堂上毫無秩序大為光火，上諭發鴻臚寺，要求鴻臚寺整治朝堂上隨意咳嗽、吐痰、竊竊私語的官員。
但顯然，嘉靖皇帝的整治效果並不明顯。萬曆初，甚至出現了百官服色、束帶都未遵從規定；行禮時也出現了咳嗽、吐痰的現象。這一點也體現在同時期的禮科都給事中林景暘的疏陳中：
「近日以來，朝儀不肅，人心滋玩。入掖則互敘寒暄，聲聞上徹。及至丹墀，則轉相回顧，嘻笑自如。侍班而唾涕不已，序立而傾跌失容，甚至稱疾偷安，任情高臥。」
到了這時候，官員若在朝堂上告退前去解決內急，也不必如明初一般如臨深淵，至於是否失儀，在意的人也越來越少。明代中後期的官員「失儀」行為逐漸增多的同時，早朝也越來越少，官員上班時內急的情況也就很難出現了。
荒廢的朝會與摸魚的君臣
明初的高壓模式對皇帝與朝臣的治政態度有相當高的要求，也就註定了無法長久維持。即便在明太祖生前，許多奏事規則也發生了改變，禮儀變得輕鬆隨意。不過，其作為主要政務處理的功能仍被保持下來，早朝處理不完就開午朝，午朝處理不完再開晚朝，明朝君臣仍然需要高壓工作，內急的事應該也不少見，這種情況一直到宣德十年（1435）時發生了變化。
宣宗英年早逝，英宗沖年即位，登基時仍為一孩童，無法承擔朝會處理事務之責，更無法像父祖一般親自裁定事務。一番爭論下，諸勛貴與大臣達成共識，選擇削弱早朝的理政功能，規定早朝奏事類目與數量（《春明夢余錄》）。
此外，輔政大臣令通政司先一日將即將處理的事務交由內閣預先處理，皇帝只需照著回答即可。早朝奏事減少這一傳統在英宗成年後並未取締，而是因襲了下來，明朝君臣在朝會上開始了「摸魚」階段。其後的成化年間，又刪減早朝特定日期的奏事數量，加之內閣票擬、司禮監批紅、廷議等制度的逐步成型，早朝已經遭到沉重打擊，逐漸成為一種政治禮儀，除重大事件外，很少處理實際政務。明代具體的政務處理中心便由早朝移於內閣與六部。
文淵閣，明代國家藏書之所和內閣學士議政的政本之地。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截圖
到隆慶皇帝駕崩，神宗萬曆皇帝繼位以後，張居正攝政，為顧及年少的萬曆皇帝，又將朝會改成逢每月三、六、九日和朔望（初一和十五）不到三天一朝，「日朝」從此不復存在。
除了規定的早朝日期減少外，明代中後期還出現了由皇帝主導的各種長期停朝的情況。如于慎行所說：「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後，凡三十餘年不視常朝，即歲時肄禮，惟講會同之儀。」到了萬曆十七年（1589）後，皇帝上朝的次數更是屈指可數，這也導致了「上久不視朝，是日遣內使言奏對數多，不耐勞劇」。
曾經風行於各類文學作品中「萬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早朝」這一說法，某種意義上，確實指出了萬曆皇帝的摸魚和懶政，但其上朝次數雖少，也還沒到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的誇張程度。萬曆皇帝的荒政在於其積壓奏疏不發、官員任用遲鈍與久不決策，就像是拖延症一般，而不是不上早朝。畢竟，彼時的早朝上只徒有其表，國事的討論退居其次，引奏、謝恩等例行公事成為早朝的主要任務。這時，上不上早朝，也就沒有那麼重要了。
明神宗坐像軸，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自明初開始，明太祖朱元璋事無巨細一管到底，造就了明初繁瑣複雜而又時間冗長的早朝，也讓洪武、永樂時期的諸多官員不免遇到早朝時內急的困擾。朱元璋可以如此，卻很難要求自己的子孫和他一樣成為工作狂，早朝制度不免走向有名無實的尷尬境況。
隨著正統以後早朝政治功能的逐步削弱，早朝開會時間越來越短，朝會次數越來越少，一直到萬曆以後幾乎不朝，困擾官員的內急之憂，也銷聲匿跡於明代的政局變動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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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元代「常朝」與御前奏聞考辨. 李治安.歷史研究，2002
作者 | 湘橋蓬蒿人
編輯 | 詹茜卉
校對 | 張斌 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