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原概念理論標誌簡論
中國史學界和考古學界慣常使用「中原」一詞，學術界基本認為黃河中游地區包括今豫東、豫北冀南、豫西晉南、關中地區。中原地區在中國文明起源多元一體化過程中，占據了一體化的核心地位。這個中原在史前文化的格局中，處於嚴文明先生所說的「重瓣花朵」中的花心[1]。趙輝先生進一步分析這樣的「重瓣花朵」格局何時形成，提出中原文化區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之間形成，中國史前文化呈現出以中原為中心的的三重結構[2]，而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在公元前2500年之後的龍山時代才真正形成[3]。
段宏振先生對「中原」概念作了比較系統的釐清。他認為，中國即指中原，自然地理意義上指黃河中下游地區，人文地理意義上包含相對於周邊蠻夷戎狄而言的中央地區，綜合起來而言，系指華夏族群集中居住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狹義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帶的黃河兩岸地區，廣義的中原指以河南為中心的周臨地區。從考古學角度說，中原即指中原考古學文化區[4]458～459。段先生提出，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2000年，中原都處在孕育期，自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的夏代，中原才初步形成[4]463～472。
筆者基本認同段宏振先生關於「中原」概念的判定，應當是黃河中游地區包括今豫東、豫北冀南、豫西晉南、關中地區的人們逐步形成了統一的文化區及其相對統一的大族群「華夏」，並形成了早期的「中國」之後，「中國人」對於自己居住地域從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兩方面提出的自我認同的概念。
從考古學角度判斷的中原，是從考古學文化格局黃河中游地區與周邊地區文化對比的突出中心只反差，來判斷的。中國史前考古學文化格局中原中心態勢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其實在何時形成中原概念上，難以給出非常明確的界標，以致趙輝先生認為中原形成於公元前2500年之後的龍山時代，而段宏振先生則認為是在公元前2000年之後的夏代。
從理論上說，中原是一個概念，中原概念形成的明確的界標不能依賴考古學文化來建立，而應當由觀念文化來建立。
所謂觀念文化就是精神文化，是指個體、群體和社會所有精神活動及其成果的總稱[5]234，是人類在實踐中創造的各種思想觀念和精神產品的總和[5]240。「中原」概念的形成當然可以用精神文化考古的方法[6]18～34。通過對「中原」觀念物化表現的探索，來建立其概念形成的明確標誌。
從概念上說，中原以「中」位置定性，以「原」界定地域範圍，所以中原觀念的確定，從根本上取決於「中」這一概念。但是，從單純的黃河中游地區的自然地理位置，是無法建立中原概念的，否則地處長江中游地區的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也可以被認為「中原」。足見，「中原」概念主要基於人文地理概念，具體說是占政治話語霸權地位的宇宙觀中政治地理五方概念，成為「中原」觀念形成的思想理論基礎。所謂政治地理五方，就是分別由東、西、南、北四個方塊拱衛保衛的中央方塊。政治地理五方也可稱之為「五土」：東、西、南、北、中土。分析到這個觀念層面上，考古學文化面貌就很難用於界定政治地理五方或五土，必須有其他的標準來判斷。
從原理上說，中土取決於「地中」觀念的出現[7]251～263，地中的確定決定了中土的確立。地中的概念完全不是考古學文化意義上和自然地理意義上的「中心」概念，而是一個偏重於為政治社會思想觀念具體說是「中正」正統思想服務的唯心的宇宙觀。
然而，僅有地中的觀念，是無法建立中原概念的。因為地中的本質是與天極相通的、與居於天極的上帝溝通的唯一通道 ，屬於偏重於宗教思想的宇宙觀範疇。只有在社會發展進入到國家階段，統治者出於國家政治統治的需要，產生出「天下觀」時，才會立足於「地中」，提出對於天下的認識，通俗說就是對本國所在的地理大陸，從自然、人文、政治、疆域角度的務實認識。天下觀的認識，必須通過以地中都城為中心基點的大地測量，才能夠實際得到，最終建立政治地理五方的觀念，由此中土或中原觀念才真正誕生。
以上是中原概念誕生的理論邏輯軌跡。而從精神文化考古的維度進行中原概念產生標誌的追溯，從根上說，應當是用考古物證來證明「地中」的概念在何時何地出現。中國古代「地中」一直有物化的標準，那就是以圭表測夏至和冬至的影長。《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那麼，考古發現的實用測量儀器圭表，就成為判定地中觀念出現的首要證據。
實用圭表判定之後，下一步就是探索天下觀的實施大地測量行為。《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四表」，孔安國《注》理解為「四外」，孔穎達《疏》解釋為：「表里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為外向，不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筆者以為，「四表」當是東、西、南、北四方邊界「畔」上的四個標誌點，也就是大陸四至上的標誌點，此所謂「至有所限」。標誌點以內是大陸，標誌點以外為「四外」海洋，繼而向東西南北四個方向「旁行」，則「無復限極」。這些標誌點用圭表測影的方式確定，同樣用該點的夏至影長標定，以立表的方式表現，因此有「表里」之說，立表以里，標誌著大陸，表外標誌著海洋。
而四表的測量，是以地中都城中表為測量中心基點的。《周禮·地官司徒》說：「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賈公彥疏云：「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於潁川陽城置一表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潁川陽城就是今河南登封告成，王城崗遺址以東戰國陽城遺址內的觀星台[8]，建有周公測影台，實際是一座石質的兼立表測影和象徵意義的紀念碑，是唐朝儀鳳年間姚玄至陽城實測得到夏至影長1.5尺，開元十一年南宮說所立。唐代僧一行組織實施的天文大地測量工作，13個測點均以陽城為中心[9]367～368。足見漢唐以來，人們一直認為陽城是地中，是天下之中，是大地測量理所當然的中心基點。
在完成了為確立天下觀的大地測量之後，才能在統治者的頭腦中建立起政治地理五方的概念，中土居中，中原的概念才能得以成立。
根據這樣一條邏輯證據技術路線，筆者將中原概念確定的考古物證突破口放在圭表實證的確定上。迄今考古發現最早的圭表實物是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
圖一 陶寺文化五表大地測量線性方格網模式示意圖
正是由於陶寺文化五表大地測量採取的技術路線是以陶寺城址為測量中央基點的線性方格網式放射測量模式（圖一），在此基礎上得到的四海之內地廣數據與地理信息一定是相同的模式，也就是亞字形，與艾蘭提出的商代亞形宇宙觀相同[17]96～129。而在此測量與考察得到的認識基礎上，抽象出來對於陶寺文化邦國所處歐亞大陸的政治地理空間認識模式也必然是亞字形的（圖二）。
圖二 陶寺文化政治地理五方亞形模式
《堯典》中說羲仲宅嵎夷曰陽穀，羲叔宅南交，和仲宅西曰昧谷，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孔安國注曰：「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又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據此我的理解，陶寺文化的亞字形政治地理空間模式是南北東西四方圍繞著陶寺地中所確定的中方，而四方的邊界分別由四表所標定。
陶寺文化的圭表、1.6尺圭尺地中標準刻度、天下觀和政治地理五方的概念確立，完整地表達了「中原」觀念在龍山晚期至末期在黃河中游地區最終形成。
五、地中觀念在豫西的傳播
龍山時代晚期，黃河中游地區不僅在晉南的陶寺文化擁有地中觀念，而且地處豫西伊洛地區的王灣三期文化同樣也有地中觀念。在河南王灣三期文化中，我們雖然尚未發現圭表實物，但是趙永恆先生認為《周禮·地官司徒》所記1.5尺夏至晷影數據是禹都陽城的實測結果[18]，計算的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900年之間，河南登封王城崗夏至日下沿晷影長度為1.516尺～1.59尺，比《周禮·地官司徒》所記地中夏至晷影標準長了2分，在允許的誤差範圍內[14]114～115。可以肯定，《周禮》所記1.5尺夏至晷影地中標準，不是西周初年由周公原創的，而是龍山時代末期王城崗城址實測的結果。
更有趣的是，趙永恆先生認為《易緯·通卦驗》記載的「夏至晷長一尺四寸八分」的數據是在河南禹州陽翟實測的的[18]。其後他計算禹州瓦店遺址公元前2100年、前2050年、前2000、前1950年和前1900年夏至日下沿晷影長度在1.485尺～1.487尺。而瓦店遺址是王灣三期文化除王城崗之外另一座重要的中心性環壕大聚落[19]。
文獻傳說中認為禹都陽城，啟都陽翟。目前考古發現告成王城崗城址和禹州瓦店環壕遺址，有著較大的聚落規模和較高的等級，似乎在印證傳說很可能是歷史的記憶。周公卜洛所用1.5尺夏至晷影地中標準，無非是要附會他所知道的1.5尺標準數據。或許周公更青睞地勢更為開闊的伊洛平原，而有意迴避相對狹蹙的臨汾盆地或垣曲盆地，有選擇地忘卻晉南的1.6尺夏至晷影地中標準。《周髀算經》所記1.6尺地中標準表明，在當時晉南的地中標準數據並未亡佚。
晉南陶寺文化1.6尺夏至晷影地中標準，應當與豫西王灣三期文化1.5尺夏至晷影地中標準同時並存。《尚書·大禹謨》舜囑咐禹說：「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允執厥中」之「中」就是圭尺，代指圭表，象徵王權權柄[14]。但筆者懷疑大禹從舜的手中繼承了圭尺及其地中1.6尺標準。實際史實很可能是以王灣三期為代表的早期夏文化一直認同自己本地的夏至晷影地中標準。甚至像王城崗和瓦店這樣不同的都邑聚落還有這各自的夏至晷影地中標準，或許與其內部權位或王統的正統地位之爭有關。可見在龍山時代末期，地中觀念在黃河中游地區即中原核心區普遍流行，卻尚未形成統一的或唯一的地中標準。就其根本原因在於，當時中原地區尚未形成像後來二里頭文化這樣的王朝國家，尚處於邦國林立時代[20]。
六、王灣三期文化的天下觀
王灣三期文化的天下觀與陶寺文化有很大差別。王灣三期文化並非像陶寺文化那樣，放眼整個歐亞大陸的四海之內表里山河，而是從政治和經濟實用性的角度，重新看待天下。《尚書·禹貢》記述了夏禹對於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地理區位、物資、交通孔道等重要信息重新勘察與認識，將天下劃分為冀、豫、兗、青、徐、荊、揚、梁、雍九州島，其視角以黃河中游的豫州為中心。雖也號稱「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但實際上目光緊盯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邵望平先生在《〈禹貢〉「九州島」的考古學研究》中，基本肯定了《禹貢》九州島部分至少有夏商周三代史實為依據，單純的「九州島篇」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的作品[21]11～30。《淮南子·墬形訓》：「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高誘註：「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山海經·海外東經》：「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暗示夏禹對於天下九州島的勘察主要採取步測的方法，對自己關注的黃河和長江流域「天下」進行了大地勘察與測量。
事實上，王灣三期文化更加注重對長江中游地區（包括江淮地區）的文化與政治進行經營。筆者曾經在《試論肖家屋脊文化》中認為：「石家河文化在距今4200年崩潰後，殘留下來的文化由於受到來自中原的王灣三期文化的干擾而發生了質變，成為肖家屋脊文化，龜縮在原石家河文化核心區殘喘了近300餘年，終於在距今3900年前後，長江中游本土史前文化的主幹最終被斬斷。在此期間，中原王灣三期文化趁虛而入，該文化的地方類型也隨著中原政治勢力為保障荊州貢道而介入，占盡鄂北、鄂西南地區交通孔道的樞紐地帶甚或澧陽平原，對石家河酋邦的後續肖家屋脊文化形成鉗形之勢。肖家屋脊文化區的主要占據江漢平原腹地，其北為王灣三期文化楊莊二期類型，西部為王灣三期文化石板巷子類型，峽區內有王灣三期文化白廟類型，……使人們深切感到王灣三期文化對江漢地區的滲透似乎有別於新石器時代常見的文化擴張與滲透，在明顯彈壓肖家屋脊文化的同時，有明顯的維護資源輸送渠道的行政目的。」[22]141～142
王灣三期文化對江漢平原主要採取文化鉗制謀略，對江淮地區則採取帶領當地政權開展治水，以獲取更多的政治資本，整合長江中游和江淮地區的政治勢力為己所用，以達到同陶寺文化邦國在中原政治舞台上的至高地位分庭抗禮或取而代之的目的。安徽蚌埠禹會村遺址大型祭祀禮儀建築遺存以及祭祀遺存的考古發掘[23]，將《史記·夏本紀》「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尚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後」，《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等諸多文獻記載甚至傳說，逐漸用考古物證的形勢展現在世人面前。筆者分析禹會村大型甲字形祭祀場，為大禹帶領江淮地方勢力隨山浚川具體說是劈荊山與塗山導淮河治水工程的動員、慶功告成、封賞祭祀場所，同時也是大禹帶領江淮地方勢力發動征伐不聽號令的三苗——石家河文化戰爭期間的誓師、班師振旅、記功封賞的場所[24]。在禹會村遺址匯聚的來自東、西、北方向以及本地的文化因素中，王灣三期文化王油坊類型的文化因素格外引人注意[23]195～196。
正是由於大禹在懷遠（今蚌埠）塗山成就了治淮和征三苗兩大歷史功績之後，才奠定了他在中國早期國家歷史舞台上的領袖地位，實際上真正擺脫了帝舜的政治控制與影響，謀求獨立發展，才有了後續的新砦文化和輝煌的二里頭王朝文化，因而《史記·外戚世家》稱「夏之興也以塗山」，恰謂此也！
七、王灣三期文化的政治地理五方
《尚書·禹貢》九州島的劃分模式，同地理區位相套合，顯然構成一個以豫州為中心的放射模式，反映出所謂禹命豎亥步測大地的實際操作模式是放射狀模式，而不陶寺文化採用的是十字方格網模式（圖二）。於是，《禹貢》最後附上了「五服」「回字形」政治地理五方模式（圖三）。《尚書·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國語·周語》則稱甸服為邦內，侯服為邦外，綏服又稱賓服則系侯衛，要服為夷蠻，荒服為戎狄。
圖三 王灣三期文化政治地理五方回字形模式
筆者曾指出：「夏王朝是通過五服制度中的甸服、侯服、綏服由內逐外地逐級控制政治疆域，甸、侯是以二里頭各文化類型從面上控制，綏服是以驛路、驛站、據點實行點線控制。要服和荒服實際是夏王朝政治版圖之外的外交政治手段，沒有實際的政治疆域統治意義。夏王朝對要服里的族群實行文化與意識形態雙重滲透，增強這些異族群文化全體人們對夏王朝的向心力。而對荒服里的異族群文化偏重意識形態的滲透，試圖影響社會上層的思想維護夏王朝與這些遙遠異族群文化的正常關係。」[25]496當時認為五服制度是夏王朝內政外交運作的制度模式，現在看來就是夏文化的放射型政治地理五方模式（圖三）。
在這個回字形五方模式中，京畿地中、邦內甸服、邦外侯服，占據這中原區位，是二里頭文化核心分布區，即伊洛地區的二里頭類型、晉南的東下馮類型、豫東魯西的牛角崗類型、豫東南楊莊類型和豫西南的下王崗類型。
趙春青先生將《禹貢》的五服模式推向更早的龍山時代。他認為內圈的王灣三期文化大致相當於王畿即甸服，環繞王灣三期文化的中圈王灣三期文化諸中原類型相當於侯服和綏服，分布在外圈的、中原龍山文化以外的周邊龍山時代各文化則為要服和荒服[26]58～84。
相比之下，王灣三期文化政治地理五方模式中的中原概念，比陶寺文化亞形政治地理五方中的中土即中原概念更加明確落實在具體的地域上，不追求空泛的歐亞大陸四至的認知與標識，而更加注重自己實際控制和政治、思想、文化影響的有效範圍，這表明王灣三期文化和二里頭文化在統治理念上更加具體、務實和進步。
結論
通過對現有考古資料的分析，我們認為地中和天下觀同時出現於陶寺文化，確立於王灣三期文化，普及於二裡頭文化。那麼中原概念在陶寺文化開始出現，只是在邦國林立的當時，不一定能得到周邊文化和族群的承認。中原概念被王灣三期文化通過文化擴張和政治作為所推出，至少被江淮地區或海岱地區的文化和族群所接受，既可自稱，也可他稱。作為王灣三期文化直接後裔的二里頭文化，則通過王朝的各種手段，普及了中原概念。再返回頭來看趙輝先生認為中原形成於公元前2500年之後的龍山時代，段宏振先生則認為是在公元前2000年之後的夏代，都沒有大的錯誤，只是沒有區分中原概念的形成階段性而已。
中原概念與「中國」概念存在著必然聯繫。陶寺文化已經進入到國家社會，陶寺文化的地中觀念和天下觀已經形成，由於當時的中原概念只是自稱，並未推出，所以「中國」最初的概念基於地中之都、中土之國的概念。王灣三期文化也進入到早期國家社會，隨著中原概念的推出，「中國」的概念很可能轉變為「中原之國」的概念。
隨著二里頭文化王朝國家的強盛，中原概念的普及，地中被政治話語霸權標定在伊洛一帶（含登封告成），自此之後，中國歷史上將這一地區視為地中或天下之中，中原的概念從此固定，中國的概念則以中原概念為核心，像滾元宵一樣越滾越大，至少到秦漢帝國時期，中國的概念不再局限於「中原之國」了。
而所有上述關鍵觀點出現的物化標誌是圭表實物及其地中標準刻度的辨認。有了陶寺文化圭表及其地中標準刻度NO.11一尺六寸40厘米夏至影長的辨認，進一步涉及「中原」觀念的考古申論便有了基礎。
(原文刊於《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5期)
(基金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及其相關文物保護技術研究（2013-2015）》之《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三大都邑性聚落綜合研究》（2013BAK08B04）「陶寺專項」階段性成果。)
注釋
艾蘭受到郭沫若和胡厚宣先生觀點的啟發認為，中國商代的宇宙觀是中央與四方模式，她具體表述為亜形，像一個中央小方塊四面粘合四個小方塊。參見英國學者艾蘭：《談殷墟宇宙觀和占卜》，刊於《殷墟博物院苑刊》（1989年創刊號），第189～198頁。Sarah Allan 1991（薩拉·艾蘭）,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中譯本汪濤譯，艾蘭著：《龜之謎——商代神話、祭祀、藝術和宇宙觀研究》（增訂版），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96～129頁。筆者受艾蘭的啟發，認為政治地理五方觀念形成於龍山晚期的中原地區。
參看唐代杜佑：《通典·卷第二十六·職官》八。參看宋代歐陽修《新唐書·地理二》有關開元十一年太史監南宮說刻陽城測影台石表的說法。參看何駑：《陶寺文化南表、東表推測點考察分析》，載中國考古網·研究專題，201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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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mo/3Xv4yngB9EJ7ZLmJE5J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