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胡適「新紅學」一代宗師的地位很不匹配，胡先生本人對於《紅樓夢》的評價很一般，甚至可以稱作「酷評」。其中尤以其在1960年11月20日給蘇雪林的書信中的說法為典型：
《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
我寫了幾萬字考證《紅樓夢》，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讚頌《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的話。……也曾指出我只說了一句「《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
其實這一句已是過分讚美《紅樓夢》了。
……
我向來感覺，《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列傳》，也比不上《老殘遊記》。[1]
僅僅幾天後的11月24日，胡適在給高陽的書信中再次重申了這一觀點：
我常說，《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韓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說，還比不上《老殘遊記》。[2]
不得不說，胡適對《紅樓夢》的感情太複雜。
作為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領域的開山祖師，從1921年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到1961年的《題劉銓福家的〈竹樓藏書圖〉》，四十年間胡適為《紅樓夢》耗費了太多精力。
1948年12月5日，胡適匆匆離京，扔下一百餘箱的藏書，卻挑選了珍藏多年的甲戌本《紅樓夢》「作為對一、二萬冊藏書的紀念」[3]，可見胡適對《紅樓夢》的重視。
因此，在蘇雪林與高陽未經允許把胡適批評《紅樓夢》的信件公開之後，胡適先生馬上開始感到「不安」，甚至認為自己「對不起」曹雪芹。並且在1961年1月17日給蘇雪林和高陽的信中對自己之前的說法進行了解釋和補充：
《胡適全集》
曹雪芹有種種大不幸，他有天才而沒有受到相當好的文學訓練，是一個大不幸。他的文學朋友都不大高明，是二大不幸。他的貧與病使他不能從容寫作，使他不能細細改削他的稿本，使他不得不把未完成的稿本鈔去換銀錢來買面買藥，是三大不幸。他的小說的結構太大了，他病中的精力已不夠寫完成了，是四大不幸。這些都值得我們無限悲哀的同情。[4]
這封信里，「一大不幸」是說《紅樓夢》的「文學技巧」；「二大不幸」是說《紅樓夢》的「思想見地」，亦前信所提及。
這「兩大不幸」時賢多有論及：宋廣波先生認為胡適之所以認為《紅樓夢》的文學造詣不高，在於「西方的文學理論尚未傳入我國」，而胡適「最拿手的還是考證法」；[5]陳文新先生以「新文化」為切入點，對胡適「《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的論斷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胡適「對逃避責任的行徑極度厭惡」，並且有著「以判斷代替了解」的誤區[6]；都議論深微，堪稱卓識。
筆者所提供的只是另一種觀察視角，亦諸位先生所啟發：眾所周知，胡適研紅與其鼓吹「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密不可分[7]。
《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
1935年，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把新文學運動（即「白話文運動」）的中心理論總結為「活的文學」與「人的文學」[8]。
胡適先生在1961年對於《紅樓夢》的「酷評」中的前兩大「不幸」正可以在這裡找出緣由：「一大不幸」是說《紅樓夢》的文學技巧與「活的文學」之間的齟齬；「二大不幸」是說《紅樓夢》的思想見地與「人的文學」之間的枘鑿。而「三大不幸」即「紅樓未定」，「四大不幸」即「紅樓未完」，這兩大「不幸」實際上相互聯繫，不可分割，也與胡先生此前的一貫主張頗有差異。
筆者亦擬將這兩大「不幸」合而論之。試析如下，以求引玉。
一
所謂「活的文學」，是與「死」的文言相對應，指的是白話文學，為了減少一般人對於「俗語」、「俚語」的厭惡輕視，也被胡適稱作「國語文學」[9]，並且把以明清小說為代表的白話文學稱為「文學之正宗」。
事實上，胡適最初對中國古代小說評價並不高，原因之一就在於「看淺易文言，久成習慣，今日看高等之艱深國文，輒不能卒讀」[10]，這幾乎與他後來鼓吹的「活的文學」觀念背道而馳。1908年，胡適在《白話（一）愛國》中這樣說：
又如我們中國最擅長的是文學，文哪！詩哪！詞哪！歌曲哪！沒有一國比得上的……[11]
《新青年》
這一類觀點實在與當時一般的知識青年沒有什麼不同。
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成為白話文學最忠誠的鼓吹者，「五四」時期最引人矚目的弄潮兒。不知道讓1917年的胡適之來評價1908年的胡嗣穈，會是怎樣一番場景。
可以說，留美七年正是胡嗣穈化蛹成蝶、璞玉成璧，最終成為胡適之的關鍵時期[12]。「活的文學「觀念也早在胡適回國之前就已經形成：
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其時，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諸文人復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必已為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致之語言，可無疑也。但丁（Dante）之創義大利文，卻叟（Chaucer）諸人之創英吉利文，馬丁路得（Martin Luther）之創德意志文，未足獨有千古矣。[13]
年輕時的胡適
需要注意的是，胡適一直把五四前後對白話文的提倡比擬為「文藝復興」[14]。在文藝復興時期諸位大家中，又以莎士比亞最得胡適的青睞。
考《留學日記》，可知單是1911年，胡適就閱讀了《亨利四世》（Henry IV）、《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無事生非》（Much Ado）、《哈姆萊特》（Hamlet）、《李爾王》（King Lear）、《暴風雨》（The Tempest）、《麥克白》（Macbeth）等主要戲劇，撰寫了《Shakespeare’s Wife》、《Romeo and Juliet一劇之時間的分析》、《Ophelia論》等多篇札記論文，甚至還背誦了《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精彩篇章[15]。
考慮到那是胡適留美初期，受到英文水平等原因的限制，胡先生閱讀莎劇書花費的時間往往比較長，相比於後來的閱讀來說自然也更為刻苦認真。
莎士比亞無疑也就成了胡適留美期間用力最深、也最熟悉的作家之一。而莎翁戲劇由無人問津慢慢發展成為煌煌正典，也說明英語這樣的地方語言也能夠取代古典的拉丁語來書寫文學。
這無疑啟發了當時的胡適，讓他看到了《水滸》、《三國》、《西遊》也可以和莎士比亞的戲劇一樣，取得「第一流文學」的合法性：
莎氏之諸劇，在當日並不為文人所貴重，但如吾國之《水滸》《三國》《西遊》，僅受婦孺之歡迎，受「家喻戶曉」之福，而不能列為第一流文學。至後世英文成為「文學的語言」之時，人始知尊莎氏，而莎氏之骨朽久矣。[16]
《胡適未刊日記輯注》
而在此後胡適對於古代文學的研究過程中，「活的文學」觀念一直貫穿其中，甚至成了一種審美法則：
要讀書不須口譯，演說不須筆譯；要施諸講壇舞台而皆可，誦之村嫗婦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語也，絕不能成為吾國之國語也，絕不能產生第一流的文學也。[17]
這在胡適先生《國語文學史》和《白話文學史》中有集中體現。如果把這兩本書中胡適有過負面評價的作品整理出來，就會看得尤其明顯：
《國語文學史》
表1 《國語文學史》、《白話文學史》二書中負面評價的文學作品一覽表
評價對象
出處
評語
辭賦
《白話文學史》第一編《唐以前》第四章《漢朝的散文》
「文學成了少數清客階級的專門玩意兒，目的只圖被皇帝『第其高下，以差賜帛』，所以離開平民生活越遠，所以漸漸僵化了，變死了。」
司馬相如
《白話文學史》第一編《唐以前》第四章《漢朝的散文》
「這種狗監的文人做了皇帝的清客，又做了大官，總得要打起官腔，做起人家不懂的古文，才算是架子十足。」
王莽詔書
《白話文學史》第一編《唐以前》第四章《漢朝的散文》
「應用的散文從漢初的樸素說話變到這種惡劣的假古董，可謂遭一大劫。」
陸機《文賦》
《白話文學史》第一編《唐以前》第八章《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學趨勢（300—600）》
「這種文章，讀起來很順口，也很順耳，只是讀者不能確定作者說的是什麼東西。」
六朝的記事文
《白話文學史》第一編《唐以前》第八章《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學趨勢（300—600）》
「但史料的來源多靠傳記碑誌，而這個時期的碑傳文字多充分地駢偶化了，事跡被詞藻所隱蔽，讀者至多只能猜想其大概，既不能正確，又不能詳細，文體之壞，莫過於此了。」
六朝的玄理詩
《白話文學史》第一編《唐以前》第八章《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學趨勢（300—600）》
「大概這個時代的玄理詩不免都走上了抽象的玄談的一路，並且還要勉力學古簡，故結果竟不成詩，只成了一些玄談的歌訣。」
顏延之
《白話文學史》第一編《唐以前》第八章《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學趨勢（300—600）》
「顏延之是一個庸才，他的詩毫無詩意；鮑照說他的詩像『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鍾嶸說他『喜用古事，彌見約束』，都是很不錯的批評。」
謝靈運
《白話文學史》第一編《唐以前》第八章《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學趨勢（300—600）》
「但他受辭賦的影響太深了，用駢偶的句子來描寫山水，故他的成績並不算好。」
杜甫的某些律詩
《白話文學史》第二編《唐朝》第十四章《杜甫》
「如《諸將》等篇用律詩來發議論，其結果只成一些有韻的歌括，既不明白，又無詩意。《秋興》八首傳頌後世，其實也都是一些難懂的詩迷。」
「三十六體」的駢文運動
《國語文學史》第二編《唐代文學的白話化》第四章《晚唐的白話文學》
「這種駢偶文體有一種大用處，他能於沒有話說時做出文章來，故最適宜於廟堂文字之用。」
溫庭筠、李商隱的詩
《國語文學史》第二編《唐代文學的白話化》第四章《晚唐的白話文學》
「這種詩有兩種大用處：一是人讀了不懂；二是因為人讀了不懂，故人不知道你究竟說了沒有。」
蘇、黃的一部分詩
《國語文學史》第三編《兩宋的白話文學》第二章《北宋詩》
「這種詩除了極少部分之外，並沒有文學價值，並不配叫做詩，只可叫做『詩玩意兒』，與詩謎詩鐘是同樣的東西。」
劉克莊《讀崇寧後長編》
《國語文學史》第三編《兩宋的白話文學》第三章《南宋的白話詩》
「這種詩只是議論，很少好詩。」
一部分宋詩
《國語文學史》第三編《兩宋的白話文學》第三章《南宋的白話詩》
「宋詩不幸走錯了路道，故走入用典和韻種種『詩玩意兒』的魔道上去。」
北宋「因襲的文人小詞」
《國語文學史》第三編《兩宋的白話文學》第四章《北宋的詞》
「他們都是因襲的，模仿的，想做『肖子』的。這一類因襲的不是真宋詞。」
姜夔《暗香》、《疏影》
《國語文學史》第三編《兩宋的白話文學》第五章《南宋的白話詞》
「我們讀了，和不曾讀一樣，竟不知道他說了些什麼。」
「這種毫無意義的詞，偏有人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為絕唱！』我真不懂了。」
吳文英的詞
《國語文學史》第三編《兩宋的白話文學》第五章《南宋的白話詞》
「這派的詞只會『堆砌』，堆砌成七寶樓台，並非十分難事；但這種堆砌成的東西，禁不起分析；一分析，便成了磚頭灰屑了。」
「吳文英那班『低能』的文人，氣力只有那麼大，掮不起書袋，偏要掉書袋，所以壓死在書袋底下，萬劫不得翻身了！」
張炎的詞
《國語文學史》第三編《兩宋的白話文學》第五章《南宋的白話詞》
「可惜他們自己只缺少這一點豪氣，故走向書袋裡去，爬不出來了。」
禪宗和儒家的語錄
《國語文學史》第三編《兩宋的白話文學》第六章《兩宋白話語錄》
「普通的平民全不懂得他們說的『公案』、『話頭』、『尊德性』、『道問學』是些什麼鬼話。」
而《紅樓夢》文本的複雜性，也讓胡適對它的評價產生出分化的現象：
《白話文學史》
一方面，胡先生認為其打破了「團圓的迷信」，把《紅樓夢》與《儒林外史》《水滸傳》並列，並稱之為「活文學」；但是《紅樓夢》的文學技巧終於遭到胡適先生的「酷評」，實在於《紅樓夢》與《儒林外史》、《水滸傳》等小說大有不同，表現出對於「活的文學」法則的某種背離。筆者以為這種背離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在於《紅樓夢》對於虛實的處理，使得小說文本存在著大量的隱語。
《紅樓夢》明目張胆地聲明「真事隱去」，與真實決裂，但是又聲稱「其間悲歡離合，興衰際遇，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這種真實，是虛幻的真實，是作者的主觀精神與客觀實在的渾融一體。一方面真實可感，另一方面又空靈朦朧。己卯本第十九回脂批云：
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18]
事實上，豈獨賈寶玉是「未目曾親睹者」，這書中的林黛玉、薛寶釵，大大小小几百個人物都是「未目曾親睹者」；甚至於書中的一花一葉、一草一木，大觀園、榮國府，也都是「未目曾親睹者」：地點場景時南時北，人物年齡忽大忽小，雖描寫如畫，但是《紅樓夢》又時時告訴讀者這一切都是空中樓閣。
而在這虛與實之間，又通過多層次的譬喻與象徵連接起來。在細節處理上，《紅樓夢》充滿了廣泛的譬喻，所謂「無稽崖」、「青埂峰」；在宏觀結構上，《紅樓夢》又採用多重象徵手法，所謂「此書表里皆有喻也」（戚序本第十二回脂批）。
戚序本《石頭記》
在構建出空靈朦朧的寫意世界的同時，也形成了《紅樓夢》中紛繁複雜的隱語體系。這些隱語，絕非「要讀書不須口譯」，亦非「誦之村嫗婦孺皆可懂」，甚至與胡適所一直標榜的「活的文學」背道而馳：
文學的基本作用（職務）還是「達意表情」，故第一個條件是把情或意，明白清楚的表出達出，使人懂得，使人容易懂得，使人絕不會誤解。[19]
對於《紅樓夢》本身而言，通過隱語表現出的複雜的隱喻、象徵體系無疑為「索隱派」紅學家提供了土壤。
「索隱派」自然有著穿鑿附會的缺點，但是胡適對於「猜笨謎」式的舊紅學的反對，何嘗沒有隱含著其在「活的文學」審美準則下對於《紅樓夢》這部包含著頗多隱語的小說本身的批判呢？
事實上，胡適對於單純的白描手法有一種近乎執念的堅持。即使對於自己一直頗為讚許的《老殘遊記》中相當經典的白妞說大鼓書一段，胡先生也不無微詞：
這一段雖是很好，但用了許多譬喻，算不得最高的描寫工夫。[20]
就連平常的譬喻尚且不被讚賞，何況更加深微模糊的隱語？如此來看，大量運用隱喻和象徵手法的《紅樓夢》遭受胡適先生的「酷評」，也就再正常不過了。
其二，在於《紅樓夢》對於雅俗的處理，又使得小說在語言上存在著為數不少的套語。
《胡適論紅樓夢》，宋廣波編校，商務印書館2021年1月版。
中國古典小說大部分屬於俗文學，但是《紅樓夢》卻是一個例外。[21]《紅樓夢》對於詩境的追求，一方面讓自己與《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小說拉開了距離，另一方面也促使套語被大量應用，這又與胡適「活的文學」的主張大有矛盾。
早在1916年，胡適在給陳獨秀的書信中就說：
適嘗謂凡人用典或用陳套語者，大抵皆因自己無才力，不能自鑄新辭，故用古典套語，轉一灣子，含糊過去，其避難趨易，最可鄙薄！[22]
於是，《紅樓夢》的文學技巧，不僅比不上被胡適視為「在中國所有小說中排名第一」[23]的《儒林外史》，甚至在《海上花列傳》與《老殘遊記》之下。那麼《海上花列傳》與《老殘遊記》的文學技巧究竟為什麼能夠獲得胡適先生的青睞呢？茲看胡適先生自己的解釋：
《海上花》的特別長處不在他的「穿插，閃藏」的筆法，而在於他的「無雷同，無矛盾」的描寫個性。[24]
《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
那麼什麼才是「『無雷同，無矛盾』的描寫個性」呢？胡適先生在《〈老殘遊記〉序》一文中給出了答案：
《老殘遊記》最擅長的是描寫的技術；無論寫人寫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語爛調，總想鎔鑄新詞，作實地的描畫。在這一點上，這部書可算是前無古人了。[25]
可見胡適先生所認同的描寫個性實在於「不肯用套語爛調，總想鎔鑄新詞」。然而由於《紅樓夢》本身所追求的雅化的藝術風貌，少不得一些必要的用典和套語。
尤其是寫景文字中，表現得頗為明顯。比如《紅樓夢》第十七回賈政父子遊覽大觀園，就有很多套語爛調，這自然遭了胡先生的忌諱，引起胡適先生的鄙薄了：
《西遊記》與《紅樓夢》描寫風景也都只是用幾句爛調的四字句，全無深刻的描寫。[26]
其實，《紅樓夢》中的寫景文字並非全是套語。李小龍師曾指出第五十回寶玉求梅一段文字：「原來這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旁有一橫枝縱橫而出，約有五六尺長，其間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
這段文字固然描寫如畫、細緻入微，[27]但是未必真入胡適法眼。因為「或如蟠螭，或如僵蚓」云云，已經用了很多譬喻！
更何況《紅樓夢》中那些為數不少的詩、詞、曲、賦、誄、偈等文體更是套語的集中地。站在「活的文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套語都是陳獨秀所謂「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的典型特徵，與平易、樸實的「活的文學」背道而馳。
俞平伯題贈敏澤《紅樓夢辨》
胡先生的這種觀點甚至影響到了其弟子俞平伯先生：
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地位是不很高的。這一類小說，和一切中國底文學——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28]
《紅樓夢》之所以「在世界文學中底地位是不很高的」，就在於其與中國傳統的「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俞氏的看法可以作為胡適先生「酷評」《紅樓夢》文學技巧的一個好註腳。
二
相比較而言，胡適使用「人的文學」口號遠較「活的文學」為遲，「人的文學」原出自周作人的文章，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借用了這個提法。
《周作人作品集》
與周作人強調的「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稍有不同，胡適先生更加強調「健全的個人主義」。這也與胡適一直推崇「易卜生主義」密不可分[29]，與胡適關注莎士比亞類似，胡先生對易卜生的推崇同樣在於他留美期間就已然見出端倪。
筆者根據《留學日記》對胡適閱讀的文學作品進行統計，可以得到胡先生留美期間閱讀的主要外國文學作品如下表所示：
表2 胡適留美期間閱讀的外國文學作品一覽表
年份
作者
作品
Dickens（狄更斯，胡譯：狄更氏，1812—1870）
小說：《雙城記》
Shakespeare（莎士比亞，胡譯：蕭思璧，1564—1616）
戲劇：《亨利四世》（Henry IV）、《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無事生非》（Much Ado）、《哈姆萊特》（Hamlet）、《李爾王》（King Lear）、《暴風雨》（The Tempest）、《麥克白》（Macbeth）
Keats（濟慈，1795—1821）
詩歌：The Eve of St. Agnes
Lessing（萊辛，1729—1781）
劇本：Minna von Barnhelm
Browning（白朗寧，胡譯：卜朗吟，1812—1889）
詩歌
D. H. Howell（豪威爾斯，1837—1920）
小說：《賴芬傳》（The Rise of Silas Lapham）
Gogol（果戈里，1809—1852）
戲劇：《警察總監》（Inspector-General）
Bacon（培根，胡譯：倍根，1561—1626）
散文：《談讀書》（Studies）、《論作偽與掩飾》（Dissimulation and Simulation）、《論友誼》（Friendship）
Emerson（愛默生，胡譯：愛麥生，1803—1882）
散文：《論友誼》（Friendship）
Goethe（歌德，1749—1832）
詩歌：《赫爾曼和多羅泰》（Hermann and Dorothea）
Macaulay（麥考萊，胡譯：馬可梨，1800—1859）
史傳：《Addison傳》、Leigh Hunt、Byron、History、Johnson
Thackeray（薩克雷，1811—1863）
散文：《Swift論》、Roundabout Papers
班揚（Bunyan，1628—1688）
小說：《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
Fosdick
The Second Mile
H. Begbie
Twice-born Men
Samuel Daniel（塞繆爾·丹尼爾，1562—1619）
情詩
George Eliot（喬治·艾略特，1819—1880）
小說：《織工馬南》（Silas Marner）、《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
Milton（彌爾頓，胡譯：密爾頓，1608—1678）
詩歌：L』 Allegro、Il Penseroso
德文詩歌Lyrics and Ballads
Dryden（德萊頓，1631—1700）
詩歌：All for Love
Dumas（大仲馬，1802—1870）
小說：《俠隱記》
Heine（海涅，1797—1856）
詩歌
Scott（司各特，胡譯：司各得，1771—1832）
小說：Fortunes of Nigel
Sophocles（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
戲劇：《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
Wordsworth（華茲華斯，1770—1850）
詩歌：《丁登寺》（Tintern Abbey）
De Quincy（德·昆西，1785—1859）
The Knocking
Burke
The Age of Chivary is Gone
1913年
Tennyson（丁尼生，胡譯：鄧耐生）
詩歌
Winston Churchill（邱吉爾，1809—1892）
小說：The Inside of the Cup
Browning（白朗寧，胡譯：卜朗吟）
詩歌
1914年
Byron（拜倫，胡譯：斐倫，1788—1824）
詩歌：《哀希臘歌》
Brieux（白里歐，胡譯：白里而，1858—1932）
戲劇：《梅毒》（Damaged Goods）
Hawthorne（霍桑，1804—1864）
小說：《七瓴之屋》（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
Hauptmann（霍普特曼，胡譯：赫仆特滿，1862—1946）
戲劇：《東方未明》（Before Dawn，）、《織工》（The Weavers）、《獺裘》、《韓謝兒》（Fuhrmann Henschel）、《彭玫瑰》（Rose Bernd）
Strindberg堡（斯特林，胡譯：施吞堡，1849—1912）
戲劇：《線索》（The Link）、《夢劇》（The Dream Play）
Ibsen（易卜生，1828—1906）
戲劇：《海妲傳》（Hedda Gabler）
Daudet（都德，1840—1897）
小說：《柏林之圍》（Le Siège de Berlin）
Edward Noyes Westcott
小說：David Harum
Asher Ginzberg
散文
Maurice Maeterlinck（梅特林克，胡譯：梅脫林克，1862—1949）
戲劇：Alladine and Palomides、The Intruder、Interior、Death of Tintagiles
Tagore（泰戈爾，1861—1941）
戲劇：《郵局》（The Post Office）
1915年
詩歌：Aucassin and Nicolete
J. M. Synge（辛格，胡譯：信箕，1871—1909）
戲劇： In the Shadow of Glen
Tolstoy（托爾斯泰，1828—1910）
小說：《安娜·卡列尼娜》（胡譯：《安娜傳》）
John Galsworthy（高爾斯華綏，胡譯：高爾華綏）：
小說：《小人》（The Little Man）、《辟邪符》（Abracadabra）
Turgeniev（屠格涅夫，1818—1883）
小說：《麗沙傳》（Lisa）
Herbert George Wells（威爾斯，胡譯：韋兒斯，1866—1946）
小說：The New Machiavelli
1917年
Oscar Wilde（王爾德，1854—1900）
戲劇：Lady Windermere’s Fan
W. B. Yeats（葉芝，1865—1939）
戲劇：The Hour-Glass
Lady Gregory(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
戲劇：The Rising of the Moon
Hermann Sudermann（蘇德爾曼，1857—1928）
戲劇：The Vale of Cotent
Eugène Brieux（白里歐，胡譯：白里而，1858—1932）
戲劇：The Red Robe
Björnstjerne Björnson（比昂松，1832—1910）
戲劇：Beyond Human Power
可以看出，胡適先生對西方文學的閱讀範圍頗為廣泛，又尤其集中在文藝復興時期（以莎士比亞為中心）和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兩個階段，1910年，胡適離開故國，懷揣著救國的夢想去往大洋彼岸。
《胡適英文文存》
所謂「采三山之神藥，乞醫國之神丹」[30]，懷揣著救飢拯溺，開啟民智的理想，胡適的審美也就自然地與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產生親近：
吾又以為文學不當與人事全無關係。凡世界有永久價值之文學，皆嘗有大影響於世道人心者也。[31]
如果說胡適關注文藝復興時期的莎士比亞戲劇帶有一定的偶然性，那麼對於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尤其是易卜生的青睞就是胡適那一代知識分子「乞醫國之神丹」的必然選擇。
原因就在於問題劇「意在討論今日社會重要之問題」[32]，與啟蒙救世有著最為直接的聯繫。雖然在《留學日記》中並沒有太多關於易卜生的閱讀記錄，但是易卜生卻是胡適揆度文學優劣的標尺[33]；而胡適經常閱讀的霍普特曼（Hauptmann，胡譯：赫仆特滿)、白里歐（Brieux，胡譯：白里而）等人也全都是「問題劇」的好手[34]。
「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正是胡適開始對中國傳統的制度與思想的「重新估價」、開始自己的古代小說研究的重要契機。
毫無疑問，生活在清代乾隆年間的曹雪芹不可能有「健全的個人主義」之類的思想。這也是胡適所深知的：
《胡適紅學年譜》
在那些滿洲新舊王孫與漢軍紈袴子弟的文人之中，曹雪芹要算是天才最高的了，可惜他雖有天才，而他的家庭環境及社會環境，以及當時整個的中國文學背景，都沒有可以讓他發展思想與修養文學的機會。[35]
這裡面還有一層更加微妙的邏輯：正是由於斷定《紅樓夢》是「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的自敘」[36]，而曹雪芹本人雖然「天才最高」，可是依舊屬於「那些滿洲新舊王孫與漢軍紈袴子弟的文人」，絕不會有什麼高明的思想見地，因此《紅樓夢》也就不會有其他深意了：
《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那班猜謎的紅學大家不曉得《紅樓夢》的真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上面，所以他們偏要絞盡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謎，所以他們偏要用盡心思去替《紅樓夢》加上一層極不自然的解釋。[37]
這裡說《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周策縱先生認為是「極高的稱讚」，其實不然，「自然主義的傑作」云云，只是說明《紅樓夢》「自敘傳」式的史料價值。[38]
事實上，類似的思路不僅僅見於胡適先生對於「索隱派」紅學的批評：比如胡適先生在《〈西遊記〉考證》中有對於悟一子、悟元子的貶斥，認為「《西遊記》至多不過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說」；[39]在《〈兒女英雄傳〉序》中有對於「福善淫禍」一類流俗信仰的鄙薄，認為《兒女英雄傳》「只是一種消閒的文學」；[40]這樣的評語與其論《紅樓夢》「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頗有幾分類似。
《中國章回小說考證》
而站在「人的文學」的角度，勢必有更多的古典小說遭受「惡諡」：
我們一面誇讚這些舊小說的文學工具（白話），一面也不能不承認他們的思想內容實在不高明，夠不上「人的文學」。[41]
相反，當時對《紅樓夢》的思想見地有著極高評價的恰恰是「索隱派」：蔡元培先生認為「深人無淺語，幽矯刻摯，中國小說者，唯《紅樓夢》有此境耳。」[42]王夢阮認為「虛虛實實，離離合合，乃演出一部神奇不可測之《紅樓夢》。」[43]
對《紅樓夢》思想見地的鄙薄未必就是胡適反對「索隱派」舊紅學的直接原因，不過我們說這樣的思路本身也在胡適駁斥「索隱派」的邏輯之內，大致是沒有疑議的。
不過，在眾多的古代小說中，《儒林外史》似乎是一個例外：
胡適《重印文木山房集序》
在《吳敬梓傳》中，胡適特別提到《儒林外史》以一個「做裁縫的荊元做結束」，在小說中，這個裁縫彈琴寫字又喜歡作詩，就有人疑惑既然荊元想要做「雅人」，為什麼卻要做這「貴行」（筆者按，「貴行」者，不過是客套語，其實是「賤行」的意思）。荊元回答：「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胡適先生評價說：
這是真自由，真平等，——這是我們安徽的一個大文豪吳敬梓想要造成的社會心理。[44]
可見胡適之所以認為《儒林外史》見解高明，就在於吳敬梓想要造成「真自由，真平等」的社會心理，與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甚至是易卜生「問題劇」有某種相同的啟蒙作用。當然，站在這種角度，胡適對於《紅樓夢》也有部分的肯定：
「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凈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尊貴呢。」《紅樓夢》作者的最高明見解也不過如此。[45]
這一類思想當然不同於易卜生《娜拉》中對於獨立女性的宣揚；也不同於現代意義上的「男女平等」；甚至與胡適所稱讚的《鏡花緣》式的「女學與女權」也有距離。但是，相比較而言，這畢竟算是《紅樓夢》中最接近「人的文學」的思想了，也就贏得了胡適的青睞。
三
雖然胡適先生在晚年對《紅樓夢》的文學技巧和思想見地依舊持負面的評價，但是又強調「他有天才而沒有受到相當好的文學訓練」、「他的文學朋友都不大高明」，似乎有給曹雪芹開脫責任的意思在。
胡適《紅樓夢考證》
這種心態在胡先生評《紅樓夢》的「三大不幸」和「四大不幸」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相對於前兩大不幸，後兩大不幸其實很難說是對《紅樓夢》的批評——而更像是惋惜與諒解了。
質言之，如果曹雪芹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紅樓夢》的寫作與修改，那麼前兩大「不幸」可以大大緩解，甚至可以避免。這也是胡適給高陽與蘇雪林的書信中特彆強調的：
我今天要補充一個意思，就是：《紅樓夢》的最大不幸是這部殘稿既沒有經過作者自己的最後修改，又沒有經過長時間的流傳，就被高鶚、程偉元續補成百二十回，就被他們趕忙用活字排印流傳出來了。[46]
這種溫情與理解，固然來自於胡適溫柔敦厚的君子之風，也滲透著胡適晚年對於自己個人境遇的無限感慨。在這個意義上，胡適所以「酷評」《紅樓夢》的微妙心態也就變得尤其耐人尋味了。
《中國哲學史大綱》
胡適先生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有著極其顯赫的地位，在哲學、文學、禪宗史、小說考證等諸多領域都有著傲人的學術成果，沾溉學林，影響極大。在這其中，胡適最重要的著作無疑是《中國哲學史大綱》[47]與《白話文學史》二書。胡適實對此二書頗懷自負。
所謂「譽滿天下，謗亦隨之」。如同胡適本人一樣，此二書本身也不斷面臨著批評。這其中自然有許多詆毀謾罵的聲音，然亦並非全是無的放矢。
比如章太炎先生致書提出《中國哲學史大綱》有「斷章取義」的問題，並以胡適對《莊子》「萬物皆種也」的理解為例加以說明；[48]朱光潛先生髮文認為《白話文學史》取裁過於狹窄，而忽略了很多非常優秀的文學作品，「沒有一句話提及中國詩歌之源是《詩經》」；[49]都堪稱切中肯綮。
胡適先生曾在1948年與夏鼐先生的談話中提到要在《白話文學史》中「收入《書》、《詩》二經」；[50]在1958年《〈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版自記》表示此書「《莊子》書中的生物進化論」等觀點「都大有問題」，[51]足見胡適先生對於章太炎、朱光潛等人的批評也是虛心接受[52]，很有修訂的想法。
相比於具體的些許瑕纇，這兩本書全部殘本的事實，則更加讓胡適耿耿於懷。只要讀過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與《白話文學史·自序》，就知道胡適先生的計劃實是要寫一部貫穿古代、中世、近世的哲學史和一部從先秦《國風》到民國國語文學運動的文學史。
《胡適中文書信集》
但是，胡先生的寫作計劃卻由於世事纏身與自己研究趣味的轉向而一拖再拖。1933年4月8日，胡適在致汪精衛的書信中說：
我個人在學術上負的舊債太多，哲學史與文學史皆有頭無尾，而兩鬢已斑白了。[53]
此後，胡適一再表示對此「舊債」的重視。但是事與願違，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胡適不得不「做了過河卒子」，臨危受命擔任重慶國民政府駐美大使；後來執掌北大，大部分精力便忙於校務與處理學潮。
擔任大使、處理學潮，這些都與胡適的書生本色並不完全契合。但是畢竟豐衣足食、風光無限。雖然這時候的胡適兩書皆殘，但是絕對不會把自己與曹雪芹聯繫起來。
1946年10月23日，胡適甫任北大校長，對《申報》記者談及今後的著述計劃，即表示《中國哲學史》和《白話文學史》皆擬重新寫過，並且把《中國哲學史》改名《中國思想史》，「一俟開學，一切上軌道後，可少攬些行政事務，從事著述」。[54]
《胡適口述自傳》
那時候胡適先生自信天生我材，來日方長。這本不奇怪，少年成名的胡博士，怎麼可能真正理解「舉家食粥酒常賒」的曹雪芹呢？1921年，《〈紅樓夢〉考證（改定稿）》這樣評價曹雪芹：
他的生活非常貧苦，他因為不得志，故流為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55]
「流為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之語，這種苛責未免有些不近情理。信奉「健全的個人主義」的胡適太相信個人的努力，「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56]。但是，人世間有太多事是「那個最孤立的人」無法左右的。比如，曹雪芹沒能完成偉大的《紅樓夢》；又比如，胡適也最終沒有完成《中國思想史》和《白話文學史》。
然而，晚年在美國之後的境遇，卻讓胡適對《紅樓夢》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那個時候，胡適的心臟病已然頗為嚴重。兩年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職任，對於米珠薪桂的紐約，實在是杯水車薪！而在「money speaks」的資本主義社會，一身書生氣的胡適更是謀生乏術。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中不無動情地說：
適之先生夫婦，年高多病，縛雞無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經濟情況和他的健康情況一樣，顯然已經漸入絕境。人怕老來窮，他的有限的儲蓄和少許的養老金，斷難填補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無底深淵。早晚一場大病的支出，他轉眼就可以變成赤貧！[57]
《胡適雜憶》
而背負著蔣介石「爭取美援」任務在身的胡適，更是處處碰壁！這種境遇，想要償還「舊債」自然愈加遙遙無期。
《中國哲學史大綱》與《白話文學史》，何嘗不是現代學術史上的《紅樓夢》？胡適先生早年「暴得大名」，但是一直不改學者本色。胡適先生對自己的學術看得太重了：但是，自己最重要的兩部著作竟然全部都是殘本。這又與曹雪芹何其相似！
不得不說，胡適其實從未真正忘卻自己的「舊債」。可是，盛名之下，胡適再也不敢苟且下筆。已經習慣了「繡花針」，如何舉得起「大刀闊斧」？
《說儒》、《讀〈楚辭〉》，何嘗不是對《中國思想史》和《白話文學史》上半部的修訂？《菏澤大師神會傳》、《〈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何嘗不是對《中國思想史》和《白話文學史》下半部的續補？
胡適一生的大部分學問都圍繞這兩部書展開。就連胡先生晚年重回台灣，也與這「舊債」頗有關聯：
胡適自題小像
我的打算回去，是因為我今年六十六歲了，應該安定下來，利用南港史語所的藏書，把幾部未完的書寫出來。[58]
這時候的胡適已經沒有此前那般「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了。即便如此，胃潰瘍和心臟病的困擾、《自由中國》與雷震案的牽連，終於讓胡適的計劃再一次落空。
胡先生最終沒有完成對於這兩部書的修訂，也沒有完成對於這兩部書的續補。這何嘗不是胡適先生的「大不幸」呢？1961年，清貧孤寂、老病纏身的胡先生在給蘇雪林和高陽的信件中這樣說：
讀者可能只看見我說《紅樓夢》的見解比不及《儒林外史》，文學技術比不上《海上花列傳》，他們可能不容易看出我指出他的貧與病，他的環境，他的背景，全部是要說明曹雪芹是一位最不幸的作家，很應該得到我們在三百年後的同情的惋惜與諒解。
……他的貧與病使他不能從容寫作，使他不能細細改削他的稿本，使他不得不把未完成的稿本鈔去換銀錢來買面買藥，是三大不幸。他的小說的結構太大了，他病中的精力已不夠寫完成了，是四大不幸。這些都值得我們無限悲哀的同情。[59]
這與四十年前胡適對於曹雪芹「縱酒放浪」的鄙薄很不一樣了。胡適在信中感嘆曹雪芹的貧與病、環境和背景，何嘗不是胡先生的夫子自道？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
一年之後，胡適先生帶著他對於《中國思想史》和《白話文學史》永遠的遺憾離開了人世。明乎此，我們才能意識到，胡適在晚年對《紅樓夢》的「酷評」實在飽含著「恨鐵不成鋼」式的不甘和「我亦是行人」式的沉痛了。
結 論
通過對胡適學術認知過程、學養、主張的綜合研究，可以看到胡適對《紅樓夢》的評價始終受先入標準（西方白話主義的、積極的人生態度的、西方文學構架的等）的影響，從而充滿了矛盾的說辭。
晚年的胡適先生「酷評」《紅樓夢》，提出曹雪芹的「四大不幸」。其中「一大不幸」和「二大不幸」延續了胡適先生長期以來對「白話文學」的推崇；「三大不幸」和「四大不幸」與胡適自身境遇的改變緊密關聯：
胡適書紅樓夢詩
「一大不幸」是對《紅樓夢》文學技巧的批評。「活的文學」源自於胡適先生對於文藝復興文學尤其是莎士比亞的青睞，《紅樓夢》中存在著大量的隱語和套語，與「新文學運動」的「活的文學」理論原則相衝突。
「二大不幸」是對《紅樓夢》思想見地的批評。「人的文學」源自於胡適先生對於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尤其是易卜生的推崇，《紅樓夢》中很少救世啟蒙的思想，與「新文學運動」的「人的文學」理論原則相矛盾。
「三大不幸」和「四大不幸」是指《紅樓夢》沒有定稿、沒有完成的狀態，胡適先生一生耿耿於《中國哲學史大綱》與《白話文學史》兩部殘稿，晚年既貧且病，從而對曹雪芹表現出極大的同情。
注釋：
[1] 胡適：《答蘇雪林書》，見《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頁。
[2] 胡適：《與高陽書》，見《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254頁。
[3] 胡適：《找書的快樂》，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頁。
[4] 胡適：《與蘇雪林、高陽書》，見《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255頁。
[5] 宋廣波：《胡適對〈紅樓夢〉的文學批評》，《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
[6] 陳文新：《紅樓夢的現代誤讀》，齊魯書社2008年版，第22、72頁。
[7] 1921年，胡適先生在教育部第三屆國語講習所講演國語文學史。後來，胡適先生在依據相關講義編著而成的《國語文學史》一書中指出：「小說的發達史便是國語的成立史；小說的傳播史便是國語的傳播史。這六百年的白話小說便是國語文學的大本營，便是無數的『無師自通』的國語實習所。見胡適《國語文學史》，《胡適文集》第8冊，第126頁。
[8]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頁。
[9]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第230頁。
[10] 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頁。
[11] 《胡適全集》第21卷，第106頁。
[12] 余英時先生曾指出，留美七年是胡適的「精神準備」時期。見余英時《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13] 《胡適全集》第28卷，第337頁
[14]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見《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第244頁。
[15] 《胡適全集》第27卷，第121頁。
[16] 《胡適全集》第28卷，第430頁。
[17] 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第184頁。
[18] [清]曹雪芹著，[清]脂硯齋評：《脂硯齋評石頭記》（上），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95頁。
[19] 胡適：《什麼是文學（答錢玄同）》，見《胡適文集》第2冊，第149頁。
[20]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第131頁。
[21] 「《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可以稱為俗文學，《紅樓夢》卻不可以這樣簡單稱之。」見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修訂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403頁。
[22] 胡適：《寄陳獨秀》，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第15頁。
[23] 胡適演講，張揚翻譯：《中國的小說（1941年）》，見李小龍編《中國舊小說考證》，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611頁。
[24] 胡適：《〈海上花列傳〉序》，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下），第1006頁。
[25] 胡適：《〈老殘遊記〉序》，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下），第1046頁。
[26] 胡適：《〈老殘遊記〉序》，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下），第1045頁。
[27] 李小龍：《醉與醒——〈紅樓夢〉與〈儒林外史〉之異及其意旨探析》，《紅樓夢學刊》2018年第6輯。
[28] 俞平伯：《紅樓夢辨》，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13頁。
[29]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第234頁。
[30] 胡適：《非留學篇》，見耿雲志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胡適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00頁。
[31] 《胡適全集》第28卷，第403頁。
[32] 《胡適全集》第27卷，第411頁。
[33] 胡適評價白里而《梅毒》雲「伊卜生（Ibsen）之《鬼》劇（Ghosts）亦論此事，惟不如此劇之明白」；見《胡適全集》第27卷，第279頁。評價赫仆特滿《東方未明》雲「此書可與伊卜生社會劇相伯仲，較白里而（Brieux）所作殆勝之」；見《胡適全集》第27卷，第411頁。評價施吞堡《線索》雲「易卜生亦切齒法律之弊，以為不近人情」；見《胡適全集》第27卷，第431頁。
[34] 《胡適全集》第27卷，第411頁。
[35] 胡適：《答蘇雪林書》，見《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244頁。
[36] 《紅樓夢》的「自敘」說本身也有著很大的局限性。「自傳派的紅學考證從來就不是純粹客觀的東西，它是在『自傳說』的大前提的指導之下搜羅所謂『證據』。」見余英時《自序》，《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
[37] 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見《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98頁。
[38] 「這裡的『自然主義』等於寫實、實錄，所謂『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大概類似於流水帳式的記錄；而比較起來，索隱派種種因為違背了『寫的是曹家歷史』這一基本事實，所以都是『極不自然的解釋』，即不符合事實的解釋。」見段江麗《胡適〈紅樓夢〉研究旨趣的轉變與得失》，《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
[39] 胡適：《〈西遊記〉考證》，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下），第758頁。
[40] 胡適：《〈兒女英雄傳〉序》，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下），第964頁。
[41]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第237頁。
[42] 蔡元培著，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頁。
[43] 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見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96頁。
[44] 胡適：《吳敬梓傳》，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下），第870頁。
[45] 胡適：《與高陽書》，見《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254頁。
[46] 胡適：《與蘇雪林、高陽書》，見《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255頁。
[47] 《中國哲學史大綱》在民國十八年（1929）由「萬有書庫」重印時改名為《中國古代哲學史》，當時胡適的想法已經變為拋開《哲學史》而寫作《思想史》。見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版自記》，《胡適文集》第6冊， 第158頁。本著「名從主人」的原則，下文中把胡適對於整個中國哲學（思想）史的學術構想亦稱之為《中國思想史》，對於已經完成的部分，則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原名。
[48] 章太炎：《與胡適》，見章太炎著，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 書信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59頁。
[49] 朱光潛：《替詩的音律辯護——讀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後的意見》，見《詩論》，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頁。
[50] 夏鼐：《夏鼐日記》第4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年版，第180頁。
[51]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版自記》，見《胡適文集》第6冊， 第159頁。
[52] 余英時先生認為胡適在《〈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版自記》中的轉變是羅素的批評影響的結果，亦可備一說。見余英時《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第14頁。
[53] 胡適：《致汪精衛》，見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89頁。
[54] 曹伯言、季維龍編著：《胡適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40頁。
[55] 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見《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98頁。
[56] 胡適引斯鐸曼語，見胡適《易卜生主義》，《胡適文集》第2冊，第488頁。
[57] 唐德剛：《胡適雜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頁。
[58] 胡適：《復陳之藩》，見《胡適書信集》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6頁。
[59] 胡適：《與蘇雪林、高陽書》，見《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2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