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共同富裕 教育是第一位的
經濟發展
在有著14億人口的大國推動共同富裕，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先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樣的表述在黨的全會文件中還是第一次。面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面對各地區基礎和條件的不同，該如何探索和推進共同富裕呢？帶著這一疑問，第一財經《首席評論》節目組來到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專訪了院長姚洋。
Q：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中提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已開發國家水平」，如何理解中等已開發國家水平？
姚洋：中等已開發國家實際上沒有很好的定義。什麼叫中等發達？大概就是東歐的水平。東歐現在（人均GDP）基本上是在2萬多美元。比較明確的目標是到2035年，我國的人均GDP翻一番，翻一番的意思就是以現在的物價計算，我們的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基本上就是現在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十五年後，物價水平每年還得至少漲2%到3%，這樣再加上50%，所以差不多到那個時候，大概我們是3萬美元左右。
Q：這是一個從平均的角度來說的什麼叫富裕，但是在前面加個前綴叫「共同富裕」。您怎麼理解「共同富裕」這個詞？
姚洋：說共同富裕首先得說我們的現狀。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們的基尼係數大概是0.47到0.48，這是比較高的。我們搞計劃經濟的時代，收入差距很小，那個時候基尼係數大概只有0.27，是很低的。搞市場經濟，它本身就會帶來一些收入分配的差距。市場經濟還有一個放大機制，我們知道資本的回報率是高於經濟增長率的，這在所有的國家基本都是這樣。資本的回報率高於經濟增長的速度，所以資本擁有者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就會上升，這是皮凱蒂那本《21世紀資本論》里核心的理論。
事實上也是馬克思當年所說的那樣，市場經濟本身會帶來一些收入的不平等。一方面市場能非常有效地配置資源，另一方面它的結果並不一定是符合所有人的偏好、期待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我們又是一個搞市場經濟的國家，我們通過計劃經濟30多年的實踐發現，搞計劃經濟是搞不下去的，你要調動人的積極性。我不願意用「不公」這個詞，因為「公平」是有特殊含義的。既然搞市場經濟，相信市場經濟，你就要相信市場分配是公平的，但是它的結果是不平均的。「不平等」不等於「不公」。我們現在有時候一討論這個問題，一說收入分配問題，就說收入分配不公，這個說得就過分了，應該說收入分配不平等。
「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這是鄧小平1985年會見美國企業家代表團時說的一段話。從1985年到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增長了112倍。2020年，GDP首次突破100萬億元，人均GDP也達到1萬美元。「錢袋子」更鼓，「家底」更厚，為促進共同富裕打下了更堅實的物質基礎。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Q：怎麼界定什麼叫「高收入」，什麼叫「中等收入」，什麼又叫「低收入」呢？
姚洋：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在北京什麼叫中產？我想你問北京市民，他大概會給你舉例舉出來。首先，你得有自有住房，而且這個住房不能太小。第二，你可能還有自己的小轎車。有房有車，我想這是最基本的，你的家庭年收入恐怕應該是在20萬以上。如果你到了貴陽，可能仍然是要有房有車，但是家庭年收入恐怕能達到15萬或者10萬就覺得已經是中產。我想各個城市、各個地區是不一樣的。一般人會覺得家庭年收入在北京這種地方恐怕是七八十萬以上才叫高收入階層，但是你要看全國的數據，10%的最高收入群體，是10%最低收入人群收入的83倍，事實上，全國10%最高收入群體的家庭平均收入一年也就是21萬元，整體上中國的收入還是比較低。當然，中國10%的人口是1.4億人，是很大一個數，基本上是全世界一些大國的總人數。
收入最低的10%人口同樣是1.4億人，其中近1億人經過八年的持續奮鬥終於在今年全部擺脫了貧困。如今，我國已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告別了貧困的人們如何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呢？
Q：我國已經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後續還是要持續拉起最低這部分人的收入，如何實現呢？
姚洋：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普通老百姓，特別是收入最低的那5%的老百姓的收入能力。我們中國人有句俗話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老百姓有了收入能力，他自己創造收入，這就可持續了。教育是第一位的，有一次中國經濟50人論壇開會，我就講教育問題。我給他們看了一張照片，是一位體育老師帶著我小學母校的孩子打籃球，就在江西的農村。我關鍵想告訴大家，這個體育老師也教數學。我們以前老說「你的數學是體育老師教的」，現實就是這麼回事。教育資源向大城市集中，向「超級中學」集中是不公平的。農村那些孩子難道沒有可能出現愛因斯坦嗎？我們應該相信中國人的智商是比較平均分布的。
Q：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非常重要的是加強教育，尤其是年輕一代，從起跑線上給大家創造相對公平的環境。那如何調節高收入，尤其是過高收入？
姚洋：高收入群體，我們一般會理解為就是電影演員、企業家。很多電影演員拿過高的報酬，當然很不正常，但是更多的還是要行業自律。我跟拍電影的人談過，投資者談過，他們也覺得這個不可持續。企業家是另外一回事，我們看到的都是成功企業家，我們沒有看到失敗的企業家。我見過一些失敗的企業家，真的輸得連褲衩都沒，真的成「負翁」，家破人亡。我這不是開玩笑。開辦一個企業是要擔巨大的風險。如果成功的企業家拿的回報不能打平這個風險，那就沒人投資了。回到20多年前，創業的人，數都數不清，我都差點去創業。有人拉著我，咱們也去搞個「.com」（網站）吧，如果我去了，我估計就成了失敗者之一。所以全社會來說，這個群體必須有那麼高的回報，因為其成功的機率是1/2900，大家沒有看到那2899個失敗的人，這是認知的一個陷阱：「只看到了成功，沒有看到失敗」。所謂的調節，交了25%的企業所得稅還不行，再交45%個人所得稅，這個調節已經夠了。
「收入分配」是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制度安排，而「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一表述，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 「十四五」規劃》《「十四五」就業促進規劃》等多個重要文件中反覆強調。2019年，我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為52.1%，對此的發展目標是到2025年要「穩步提高」。
Q：勞動者的收入，對勞動者來說是我們的收入，對企業來說是它的成本，這二者之間的利益關係能否很融洽協調呢？
姚洋：事實上勞動者收入占GDP的比例，是經濟學家一個專門研究的領域。
在2008年之前，中國的勞動收入占比是下降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是工業化。農業里勞動者收入占比要高一些。從事農業，土地不太值錢，機械也用得少，勞動收入占比較高。服務業勞動收入占比也較高，比如理髮基本上全是勞動者收入，還有編程都是勞動者收入。但工業不一樣，工業是一個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所以在工業化過程中，很多人都到工業去就業，勞動收入占比自然就下來了。這是勞動收入占比下降最大的原因。
2008年之後，勞動者收入占比一直在上升。所以，不要老說我們勞動者收入占比在下降，那是「老黃曆」了。我們勞動者收入占比上升已經十幾年了，是這兩年又開始稍微有點波動，我認為波動跟疫情有關係。總體而言，勞動者收入報酬占比已經開始上升。過去這幾年，外賣小哥很多，外賣是服務業，為什麼他們願意去做外賣小哥，不到流水線上去工作？流水線上賺得少，乾得好三四千塊錢，但是外賣小哥乾得好可以賺八千塊錢甚至一萬塊錢。服務業勞動力的邊際貢獻高，試想外賣沒有快遞小哥辦不成，所以他的要價就提高了，這是市場行為。
我們國家勞動收入占比變化，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整個發展階段的影響。下一步還要提高勞動收入占比，怎麼提高呢？很簡單，就是鼓勵發展勞動占比較高的行業，比如高附加值的服務業，這是最重要的。現在，寫程序的「碼農」屬於高級勞動密集型產業，相應企業的主要支出是編程員的工資，一年幾百萬的租金相比好幾千萬的工資支出，算是小頭。總之，要提高普通人的收入能力，收入能力上去了，他的勞動收入占比也就上去了。
Q：相對來說落後一些的地區，增收潛力在哪裡？
姚洋：地區差距沒那麼重要，老百姓最後會選擇。把選擇權交給普通老百姓，就可能有一些人到鶴崗去買房，拿到鶴崗戶口，覺得在鶴崗生活很好，有一個家，自己在網上做點生意，現在很多工作網上就能完成，一個月收入3000塊錢，「我安逸」，也挺好。所以，這種地區差距不要把它作為一個很大的問題去考慮，要考慮的是城鄉差距，它跟中國人根深蒂固的精英主義分不開。
我有一次辦講座說我們應該開放城市，讓每個人做選擇，一位女生馬上站起來舉手說，「姚教授，你這樣說不對，這城市很擁擠了，那麼多人來怎麼辦？」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難道人分三六九等嗎？這種根深蒂固的「我已經來了就要站住了，你們都別來」，我非常失望。好多人都說農民都到城裡來，誰種地？憑什麼生在農村就該種地？我說到這兒就激動，我就想像村裡那些親戚，他們都想進城。包括我剛才說的「精英的思想」、成功者的傲慢，他們覺得會很應該，「超級中學」不是很應該嗎？有些人冠冕堂皇地說，學生也要有選擇，人家願意上哪個學校，應該有不同的學校。我認為，在中學階段、大學以前不應該有選拔，應該所有孩子接受同樣的、平均的教育，他學不學是一回事，給人家一個機會是另外一回事。
Q：提出共同富裕，是否就是在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
姚洋：我願意用平等和效率，這兩者實際上是不衝突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做的那些改革，其實也在增加平等。我們搞市場經濟，就是把機會給社會，給所有的老百姓，這難道不是促進了平等嗎？當然是促進了平等。所以，我們不能說過去這些年就是光顧效率了，其實平等是起點，沒有這個起點的平等，我們哪有效率？到了今天，我們說要增強老百姓的收入能力，更是平等和效率一點不衝突。農村的孩子沒有獲得良好的教育，就不會成為諾貝爾獎獲得者，如果他們一開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可能就成為偉大的數學家，效率也上去了。充分發揮你個人能力的機會，這樣平等也實現了，效率也更高。
【姚洋：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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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馬嘉均；初審：程子茜、陳佳妮；複審：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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