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風云：清廷正式對十一國發布宣戰詔書的來龍去脈

6月16日，義和團在正陽門縱火，大火「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周圍幾千家商鋪和民房被毀於一旦。就在這天，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儀鑾殿東暖閣，召開了第一次御前會議。這次是擴大會議，包括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九卿，總共有一百多名在京官員參加。

會議的氣氛是緊張而壓抑的，慈禧太后看著外面瀰漫半空的黑煙，她陰沉著臉，拋出一句話：「今京城擾亂，洋人有調兵之說，你們說怎麼辦吧。」各大臣聽後面面相覷，沒人敢先發言。沉默了一陣後，曾任外交使臣的吏部侍郎許景澄說：「大清與外國結約數十年，每年都有民教相仇之事，但大都是賠錢了結。現在，如果義和團攻殺外國使臣，必然導致各國聯合進攻，到時將如何抵禦？」

這時，太常寺卿袁昶也站了出來，他痛斥拳匪不可恃，外釁必不可開，殺戮使臣，有悖國際公法，其聲音之大，聲振殿瓦。慈禧太后聽後十分不悅，她冷冷地說：「法術不足恃，難道人心也不足恃嗎？現在國內積弱已極，所仗的也就是人心還在，要是連人心都沒有了，何以立國？」

聽了慈禧這話，侍郎長萃乘機跳出來說：「義和團都是些義民啊。我剛從通州回來，通州要是沒有這些義民的話，恐怕早保不住了。」 載漪、載濂聽了大樂，趕緊連聲附和說：「長萃說得對，人心不可失！人心不可失啊！」

自戊戌政變後，一直不太吭聲的光緒皇帝這時說話了：「人心頂什麼用，不過是添亂罷了。士大夫們都喜歡談兵，朝鮮一仗，朝中大臣都爭著主戰，結果是一敗塗地。如今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若和他們全部開戰，必敗無疑。」 載漪聽後，頂嘴說，已調董福祥部來京，其善戰，剿回時立下大功，有他在就不用怕洋人。

光緒冷冷道：「董福祥驕橫跋扈，列強船堅炮利，回部之亂根本不能比。」 自變法失敗被幽閉後，光緒皇帝每次見大臣都只說個三言兩語，絕不提及政事。獨有這一天，其說話峻切，顯然知道這時的局勢已是非同小可。

這時，侍講朱祖謀也說董福祥是個無賴，萬不可用。慈禧太后聽後，厲聲說：「你說董福祥不能用，那你就推薦個有用的！」朱祖謀說，如果一定要選將，那必須要用袁世凱。這些義和團的拳匪亂民，必不可用。載漪聽後，用極為粗暴難聽的話大罵朱祖謀。各大臣見狀，都不敢吭聲了。

對此，榮祿在後來寫給其叔父四川總督奎俊的信件中，也多次提到載漪等王公貝勒在會議中，心懷鬼胎，在殿廷上大呼小叫、犯渾不懂事理，實在不成體統。在這些人的威勢下，負責總理衙門的慶親王奕劻，在會上居然連聲都不敢吭。

6月16日的會議，慈禧太后還是沒有打算和洋人決裂，只是派那桐、許景澄去楊村面見聯軍，要求其不要進入北京。但那桐、許景澄在路上就碰到拳匪搶劫，根本就沒見到聯軍。到6月19日，慈禧太后再次召開御前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卻是風雲突變。

據說，慈禧太后在會上拿出江蘇糧道羅嘉傑，輾轉送來的一份密報，這是一份洋人的照會，其中，提出四條要求：一是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是代收各省錢糧；三是代掌天下兵權；四是勒令皇太后歸政。

慈禧太后將這個消息公布後，全場驚愕，據說端王以下的親貴二十餘人，竟相擁哭成一片！激動之餘，這些人發誓要效忠皇太后，不惜一切和洋人拼了。慈禧太后也說，既然戰亦亡，不戰亦亡，那只有和洋人決一死戰了！

當然，真正讓慈禧太后下決心與洋人決裂，不是洋人的假照會，而是來自直隸總督裕祿發自天津的報告。裕祿在6月17日上午6時接到洋人一份遲到的最後通牒，要求在17日凌晨2時將大沽口炮台交出。

作為對洋人最後通牒的外交反應，慈禧太后令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索占大沽口炮台「顯系各國有意失和，首先開釁」，各國公使和使館人員應在24小時內離開北京。這個照會總共有十二份，分別由總理衙門在19日下午送交十一國公使，另一份則是單獨送給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這個照會，實際上是要將外國公使和使館人員全部驅逐出境，考慮到洋人在天津的無理要求，清廷的反應也不算過分。

6月20日，清廷發布上諭，稱朝廷已經陷入洋兵和義和團的雙重困境，要求各省督撫通盤籌劃，聯絡一氣，接濟京師，共挽危局。這道上諭，隨後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發給各省。6月21日，清廷正式發布「宣戰詔書」，稱列強「三十年來，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日甚一日，無所不至」；「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清廷決定對「彼等」「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這個詔書頗耐人尋味。首先，詔書以洋人強行索要大沽口炮台為由宣戰，殊不知大沽口炮台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過因直隸總督裕祿害怕擔責任，隱瞞未報而已。換句話說，聯軍在6月17日攻占大沽口炮台的行為，其實已經構成了事實上的宣戰，6月21日清廷的宣戰，反落在了後面。其次，詔書的宣戰並沒有具體對象，而只是使用了一個帶有藐視的代稱「彼等」。從國際公法上說，這能不能算是對外宣戰恐怕還是個問題。而以事實論，後來，也沒有任何國家宣布正式應戰（各國均認為出兵是為了解救使館人員而非其他）。最後，這個詔書向國民解釋了朝廷為何要做出如此決策，並呼籲共同禦敵，這似乎更像是一個對內的戰爭動員令，而不是什麼宣戰書。由此，目前的主流看法說慈禧太后對十一國「悍然」宣戰，顯然是重大誤解，在法理上和邏輯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6月20日上午，德國公使克林德單獨前往總理衙門時，在路上被清軍小隊長恩海所殺；而在此之前，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也於6月11日被董福祥的甘軍所殺。外交人員特別是德國公使克林德的被殺，使得外國公使們徹底失去了對清廷的信任；因此，在清廷已經失去了對局勢控制的情況下，他們當時唯一能做的，便是在使館中堅守待援。由此，清軍對使館長達一個多月的「圍攻」開始了。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