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鳴 未曾讀
鄧艾與鍾會兩人在伐蜀勝利後自相殘殺、雙雙身死的悲劇，大約是小說《三國演義》中最後一個高潮，在中國可謂是婦孺皆知的故事。或許正因為這個故事太過熟悉，很少有學者將其作為一個嚴肅的論題，探究其背後的原因，同樣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不久之後的伐吳之役中，再次上演了王渾與王濬兩人爭功不和的戲碼，只是未釀成大禍。如果說，第一次發生是偶然，那麼在短期內發生的第二次則可被目為一種結構，至少是一種結構化的偶然。同樣的事件，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時是悲劇，第二次出現時便淪為笑劇，預示著西晉王朝難以擺脫的宿命。
景元四年（263）的伐蜀之役，功成之後卻因鄧艾、鍾會兩人的自相殘殺，演變成一出「二士爭功」的悲劇。這段為人熟知的史事，後經《三國演義》的妙筆演繹，更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故事。但或許正是由於這一故事太過膾炙人口的緣故，後世史家很少對於伐蜀之役的進程以及「二士爭功」的前後因果有專門的考論。其實只要我們對於這段歷史做一番「去熟悉化」的工作，就不難發現這場戰役本身可謂疑點重重，頗有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處。
《繡像金批第一才子書》插圖「鄧艾鍾會大爭功」
作為三國後期最重要的軍事行動之一，伐蜀之役的勝敗不但對魏、蜀兩國的國運興衰關係甚巨，更牽連到司馬氏在曹魏政權中權力的鞏固與魏晉嬗代進程的展開，對於當時三國互相制衡的政治形勢而言，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且兵者，國之大事，司馬昭命將擇人，本當務求謹慎，期於必勝，卻為何最終卻演變成了主將內訌、自相傾覆的這樣歷史上罕見的事件？更可注意的是十餘年後西晉伐吳之役，同樣出現了王渾、王濬兩人爭功之事，幾致重蹈覆轍。筆者以為此類「二士爭功」局面的出現並非用偶然二字所能涵括，乃與當時的政治形勢與司馬氏集團內部的結構性矛盾有著密切的關聯。
從伐蜀之役展開的背景來看，甘露三年（258）二月平定諸葛誕後，已使司馬昭掃除了內部的最後一個對手，僅僅三個月之後，就有了「封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的動議，司馬昭代魏自立之心，可謂路人皆知了，魏晉革命已是箭在弦上。但是，性格剛烈的高貴鄉公曹髦並不甘心做一個束手待斃的傀儡皇帝，竟親率左右攻打司馬昭，雖兵敗被殺，卻對司馬昭構成了強大的道德輿論壓力。公然的弒君行為觸及了士人的倫理底線，這一事件甚至在司馬氏集團內部都激起了強烈的非議。司馬昭本人也明白，頂著一個弒君的罪名，難孚天下之望，魏晉嬗代的進程也不得不有所延緩。在其後的幾年中，雖然屢有九錫之議，但司馬昭一直未敢接受，王朝革命的進程一時之間陷入了僵局。
在此情形下，司馬昭只有建立不世之功，才能稍稍擺脫弒君所帶來的政治危機，使魏晉嬗代重新具有道義上的合法性，景元四年的伐蜀之役便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展開的。因而在滅蜀之役取得節節勝利之際，司馬昭停頓數年的代魏的步伐也驟然加快，其年十月，在伐蜀之役初戰告捷之時，司馬昭就立刻接受了先前屢次辭讓的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在平定蜀國之後，即刻於咸熙元年（264）三月受晉王的封號，五月追封司馬懿為晉宣王、司馬師為晉景王，七月又命「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焉」，並建五等爵制，各種嬗代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依次展開。由此可見，伐蜀之役實際上是一場服務國內政治目標的對外戰爭，司馬昭之所以力主伐蜀，並非是有澄清天下、混一宇內之志，實際上只是想借伐蜀之功，為其嬗代鋪平道路而已，這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解釋為何在魏晉鼎革完成之後，西晉君臣對於伐吳完成統一大業始終興趣不大。雖然司馬昭還沒來得及完成嬗代，即於其年八月死去，但魏晉鼎革之勢已不可動搖，其子司馬炎於咸熙二年（265）十二月，受魏禪稱帝，最終建立西晉。
正因如此，伐蜀之役在最初策劃的過程中，政治上的考慮壓倒了軍事上的需要。魏、蜀兩國之間，就國力而論，自然是魏強而蜀弱，但蜀漢自承漢室正統，自諸葛亮主政以來，一直高舉北伐旗幟，在軍事上反倒形成了蜀攻魏守的局面。曹魏在曹真、曹爽的主持下，雖曾有兩次主動採取攻勢，但皆遭受挫敗。在司馬懿坐鎮關中期間，亦採取穩固防守，謹慎用兵，待到蜀軍糧儘自然退兵的消極策略，甚至不乏「死諸葛走生仲達」這樣畏敵如虎的笑柄。因此，曹魏上下對於蜀漢頗懷畏懼之心，並不願意主動進攻。而司馬昭伐蜀的決策乃是出於擺脫國內政治危機的需要，並非魏、蜀兩國的軍事形勢有了明顯的變化——實際上直至司馬昭決心伐蜀的前一年，姜維依然在不斷地騷擾曹魏邊境。因此曹魏輿論對於這場戰爭的前景，特別是鍾會、鄧艾之間的合作頗多爭議，朝野上下充斥著質疑之聲，在史書上留下頗多帶有預言性質的記載，由於其所論與本文關係頗密，故不避煩瑣，條列如下，以便進一步展開討論。
（一）初，（鄧）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二）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眾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強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辦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只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
（三）或曰，（鍾）毓曾密啟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雲。《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
（四）逮鍾會為鎮西將軍，（辛）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特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
（五）時鐘會以才能見任，（王皇）後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
（六）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劉）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
（七）鍾會伐蜀，過與（王）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
以上所引的七條記載似乎都在指證這樣一個事實，在伐蜀之役前，許多人已經預見到了鍾會的野心，因而對司馬昭的人事安排提出質疑，甚至如劉寔之輩已經做出了「破蜀必矣，而皆不還」的預言。不但如此，如果略加分析的話，不難發現對於司馬昭重用鍾會表示懷疑的人，大都與兩人關係密切，是當時能夠參與機密的人物，這似乎又增加了這些言論的可信性。其中王皇后是司馬昭之妻，辛憲英之子羊琇是司馬師之妻從弟，這兩人皆是司馬昭的戚屬，邵悌、劉寔當時皆任司馬昭丞相掾屬，有參與政治機密的機會。鍾毓是鍾會之兄，王戎與鍾會交往密切，鍾會曾推薦王戎、裴楷於司馬昭，稱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兩人之間是很親密的朋友。而從司馬昭與邵悌的對話中，不難注意到司馬昭本人對鍾會亦不信任，只是緣於朝臣之中只有鍾會堅決支持伐蜀，不得已才委以重任。
若以上諸條所言不虛，那麼司馬昭不顧眾人反對，重用鍾會伐蜀，授以重兵，豈非玩火自焚之舉？這恐怕也並非是一個具有理性的政治人物所應做出的選擇。那麼事實究竟如何，以上諸條的記載是否可信，尚需進一步加以討論。我們必須要注意到目前所見的這些議論都是在鍾會謀反後才被記錄下來的，史家利用其後見之明的地位，在抉擇材料時，不免會有所傾向，對這些預言的傳奇色彩有所渲染。其中《晉書·荀勖傳》首先提供了一條反證：「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可知司馬昭本人並沒有預見到鍾會的叛亂，由於其對鍾會的信任，在一開始甚至無法相信鍾會叛亂的傳言。
接下來，我們逐條審視上引的七條史料的可靠性，邵悌勸司馬昭不要派遣鍾會出征是基於一個細節的考量，即鍾會「單身無重任」。胡三省注曰：魏制，凡遣將帥，皆留其家以為質任，會單身無子弟，故曰單身無任。據鍾會本傳可知，鍾會乃是養兄子鍾毅為後，確無子弟，胡注當得其實。由於鍾會無家室之累，一旦統重兵於外，朝廷缺少制約他的方式，邵悌的反對乃基於此，而非能逆料鍾會之反。鍾毓密啟司馬昭之事，陳壽以「或曰」標之，可見本自於傳言，陳壽的時代距伐蜀事不遠，當時已無確切憑據，恐不足憑信。辛憲英一條出自《世語》，《世語》多記當時傳言，有時確實能夠提供很有價值的信息，但這種兩人之間的私密談話，恐本自於傳言。辛憲英因鍾會行事驕橫，疑其不終，故憂心於其子羊琇的命運，特命謹慎從事，其事或有之，但若因此以為其已預見到鍾會有他志，恐是出自後人附會。王皇后與司馬昭的對話本自王隱《晉書》，其事無特定的時空背景，更多的是表達出王皇后對於鍾會驕橫跋扈的不滿，並非專指伐蜀之事。而爰邵、劉寔所言暗示了鍾會、鄧艾兩人的矛盾，認為兩人不可能通力合作、相安無事，這一問題將在下文中詳細討論。王戎與鍾會本是好友，故鍾會出征之前，特地前往拜訪老友，因此王戎之言的目的在於勸誡鍾會謙光自抑，保全功名，而非其他。綜合上述分析，可知在伐蜀之役前，鍾會確實已有居功自傲、驕橫跋扈的跡象，但若言當時已有人預見鍾會的野心，恐非事實。
同時，從上述的史料中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伐蜀之役作為曹魏立國以來規模最大的軍事行動，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大多數人對於伐蜀之役的前景與司馬昭的人事安排皆抱有疑問，但在司馬昭決心已定的情況下，朝中輿論自然不便直接對於伐蜀之役的前景表示悲觀，而更多地將質疑集中於堅定支持司馬昭伐蜀、受命為主帥的鐘會身上。
而欲討論司馬昭伐蜀之役人事布局的由來以及解釋為何要選擇鍾會為主帥，首先需對鍾會、鄧艾兩人與司馬氏之間的關係作一論述。鍾會出自潁川鍾氏，其高祖鍾皓是漢末名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穉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鍾皓為當時的士人領袖李膺所推重，與陳寔、荀淑齊名，是當時的海內名士，為人所傾仰。而潁川鍾氏與潁川陳氏、潁川荀氏一樣，也是漢魏之際影響極大的家族，鍾會之父鍾繇是曹魏的開國功臣，位至太尉。司馬懿仕魏之後，通過交往與通婚的關係，與潁川陳氏、潁川荀氏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儘管史書中並未明確記載司馬懿與潁川鍾氏家族之間的交往，但是鍾氏與潁川陳氏、荀氏之間，同樣有密切的通婚、交往的聯繫，鍾會是荀勖之舅，兩族之間有通婚關係，鍾皓與陳寔之間的互相敬慕，亦是漢末士人之間交誼的佳話。而鍾會本人敏惠夙成，少年時就受到司馬懿好友蔣濟的讚賞，可知鍾氏與司馬氏在曹魏政權中同處於一個聯繫密切的社會網絡中。因此到了鍾毓兄弟、司馬師兄弟時，兩族之間已是通家之好，互相之間情誼甚篤，《世說新語·排調篇》中保留了兩則他們之間互相戲笑的故事：
鍾毓為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黨。」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群？」帝復問會：「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這兩則故事表現了司馬師兄弟、鍾毓兄弟、陳泰、武周等人之間的交遊、宴飲。這兩個故事的內容頗有重複之處，余嘉錫先生考證兩者當為同一事，而傳聞有異，可從。但是從這些故事流傳之廣，以至於引出了不同版本的傳聞來看，他們之間這樣互相戲笑、交遊宴飲的事情一定是經常發生的。其實，當時把持朝政的司馬昭已是「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對於旁人而言，已有君臣之隔，但這些從小一起長大的貴公子之間依然可以毫無顧忌地拿對方父祖的名諱開玩笑，以為戲樂，其間並無尊卑等級之別，可以想見他們之間的私人關係是非常親近的，而司馬昭對於鍾會的信任與重用乃是建立在這種深厚友情的基礎之上。
從政治立場來說，鍾會之兄鍾毓可以算作是高平陵之變的同情者，他與曹爽不合，反對駱谷之役，因而被外放為魏郡太守，高平陵之變後調回中央，任御史中丞、廷尉，曾負責治夏侯玄之獄。而鍾會的政治立場更為明確，與司馬氏的關係更為親密。鍾會為鍾繇少子，黃初六年生，與許多曹魏的貴公子一樣，他弱冠便已出仕，正始中為秘書郎。而其真正在政治舞台上發揮影響，則要到司馬師執政時期。《晉書·景帝紀》載嘉平四年司馬師執政後，「鍾會、夏侯玄、王肅、陳本、孟康、趙酆、張緝預朝議」，此時鐘會已經開始在朝廷中嶄露頭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名單的排列順序頗為奇怪，在這七人中，當時鐘會是年紀最小、出仕最晚、官職最低的，將其列在首位恐怕更多地緣於其與司馬氏家族的特殊關係以及日後在魏晉之際的重要作用。鍾會是司馬氏安插在高貴鄉公曹髦身邊重要的監視者，曹髦繼位之初，司馬師便向鍾會了解其才度，以便加以防備。而高貴鄉公喜好與司馬望、王沈、裴秀、鍾會等人講宴於東堂，並屬文論，也為鍾會了解高貴鄉公的動向提供了便利。鍾會的才華進一步引起的司馬師的注意，當得益於虞松的推薦：
《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苦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啟之，會公見問，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嘆息曰：「此真王佐材也！」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王為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而況景王哉？
《世語》的記載頗具傳奇色彩，誠如裴松之所論，鍾會與司馬師本是通家之好，早已熟識，根本無須虞松的引見，此事或虛，但虞松向司馬師推薦鍾會一事有可能存在的。虞松時任中書令，而任中書侍郎的鐘會恰是其下屬，而傅嘏、虞松是當時司馬師在政治、軍事上最重要的謀士，東關、新城等戰役之前，司馬師皆向他們徵求意見，而日後逐漸取代他們成為司馬氏智囊的便是鍾會，或許正是虞松的推薦使鍾會進入了司馬氏集團的決策核心。待到正元二年（255），毌丘儉起兵時，鍾會已是隨同司馬師出征、典機密事的重要謀士。同年，隨著另一位重要謀臣傅嘏的早逝，鍾會成為了司馬昭最為得力的心腹謀臣。其後，在司馬昭平定諸葛誕一役中，多由鍾會居間謀劃，時人謂之子房，以從事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此時，憑藉著司馬昭的信任與重用，鍾會的權勢達到了頂峰，「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出自鍾會之意」。
因此，當司馬昭希望借伐蜀之功來擺脫弒君所帶來的道德危機時，鍾會是參與謀劃其事的核心人物，「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但司馬昭伐蜀的決定並沒有得到朝野上下的廣泛支持，尤其身處蜀魏前線、戰功卓著的名將鄧艾堅決地反對伐蜀的軍事冒險，為此，司馬昭不得不派遣主簿師纂出任鄧艾的司馬，來說服鄧艾並加強其對鄧艾軍隊的控制。事實上，直至誓師出征的當天，軍中依然存在著反對伐蜀的聲音，將軍鄧敦公開表示蜀未可伐，司馬昭不得不採取強硬措施，將其誅殺，才保證了伐蜀之役的順利展開。
在此情形下，為了確保伐蜀之役按計劃進行，司馬昭對於其間的人事安排可謂煞費苦心。鄧艾作為當時曹魏最為傑出的軍事將領，又久在關隴前線，熟悉蜀漢形勢，本是伐蜀主帥的最佳人選，但鄧艾本人最初卻堅決反對伐蜀之役。而在另一方面，司馬昭本人與鄧艾之間的關係也存在著一些微妙之處。與大多數曹魏大臣不同，鄧艾的出身非常低微，本是襄城典農屬下的部民，是司馬懿發現了他的才能，辟其為掾，鄧艾才得以步入仕途，其後無論是開闢淮南的屯田，還是在關隴抗衡姜維，鄧艾都表現出了卓越的政治軍事才幹。儘管如此，鄧艾卻從來不是參與司馬氏集團決策的核心人物，這主要是緣於構成司馬氏集團決策核心的人物，大都皆是曹魏功臣的後裔，司馬氏兄弟與他們有著相似的家世、文化背景與深厚的個人情誼，鄧艾儘管功勳卓著，但在文化上卻與這一群體格格不入：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 晉文王戲之曰：「卿雲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在這玄風興起、士人以清談為尚的時代，鄧艾的口吃無疑與當時崇尚談辯的文化主流格格不入，也成為了司馬昭取笑他的理由。這種善意的玩笑一方面固然體現了君臣之間的親密關係，但同時也暗示了鄧艾與司馬氏集團中的大多數人在文化上的差異。另一方面，鄧艾是司馬懿所提拔的人物，他在年輩上要長於司馬氏兄弟，他與司馬氏兄弟的關係自然無法像與之年齡相仿的鐘會、賈充那樣親近。而在鄧艾功業已著的情況下，如何來駕馭這些司馬懿時代的老臣，也是司馬氏兄弟所要考慮的問題。
為了防止出現諸侯坐大的局面，司馬氏兄弟在執政時期採取了削弱地方實力的強幹弱枝的舉措，將一些原來控制地域較大的都督區分割為幾個較小的都督區，原來的雍涼都督，即被分割為關中都督與隴右都督。甘露元年（256），鄧艾以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而戰略地位更為重要的關中都督，則授予司馬昭的從兄司馬望。所以鄧艾與司馬氏兄弟的關係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司馬氏兄弟倚賴鄧艾為軍事上的柱石，而在另一方面，鄧艾卻不是他們能夠與之商議機密之事的親信，甚至由於他的威望與功勳，尚是司馬氏兄弟需要防備的對象。而鄧艾最初反對伐蜀的舉動，也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他與司馬昭之間的關係，司馬昭派遣師纂為其參軍，留在鄧艾軍中任職，除了說服鄧艾之外，恐怕也負有監視其動向的使命。
因此，司馬昭在景元三年冬任命堅決支持伐蜀的鐘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準備伐蜀之役，而久經沙場的鄧艾所統帥的只是一支擔負牽制任務的偏師。作為司馬昭的心腹，只有鍾會才能夠真正理解伐蜀對於司馬昭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義，因此鍾會得以越過地位、年資皆在其之上的鄧艾，主導整個伐蜀之役的謀劃與進行。但是，為了制衡日漸驕橫的鐘會，司馬昭在人事安排上也有所預留，任命廷尉衛瓘以本官持節監鄧艾、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並給兵千人。當時鐘會是鎮西將軍，衛瓘行鎮西軍司，其職本隸於鍾會之下，但衛瓘又負有持節監鄧艾、鍾會軍事的使命，而且司馬昭單獨給兵千人，使得衛瓘又能獨立於鍾會、鄧艾之外，成為監視他們的第三股力量，三人之間形成了一個複雜的互相掣制的關係。而司馬昭在派遣師纂為鄧艾參軍之後，又將衛瓘安置在鍾會的身邊，其用意不言而喻。
根據鍾會的謀劃，魏軍最初的戰略意圖是發動一個鉗形攻勢：鍾會統帥伐蜀部隊的主力十餘萬，從駱谷、斜谷的大路進取漢中；鄧艾與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從隴西進攻，進行戰略牽制，鄧艾進取甘松、沓中阻撓姜維的行動，諸葛緒進占武街、橋頭切斷姜維的歸路，希望通過鄧艾、諸葛緒的前後夾擊，阻止姜維退往漢中，使得鍾會率領魏軍主力能夠迅速占領漢中，打開進攻成都的通道，但是由於諸葛緒在行動上的猶豫，差了一日的行程而未能阻截到姜維，姜維得以成功地從橋頭突破，引軍退往劍閣，依仗天險，與鍾會率領的魏軍主力相持，按照原計劃的安排，鄧艾本來應該與諸葛緒一樣，引軍東向，與鍾會率領的主力會師。因此在伐蜀戰役中，雖然名義上「詔諸軍伐蜀，皆指授節度」，但實際上鍾會是這場戰役的真正領導者。但是由於姜維已搶先一步退往劍閣，據險防守，魏軍原來的戰略意圖其實已無實現的可能，向東與鍾會會師，已無實際意義。因此，鄧艾決定改走陰平小徑，穿越七百里的無人山地，從而繞開劍閣天險，直取成都。鄧艾這次軍事冒險取得極大的成功，進而一舉滅亡蜀漢，立下了不世之功。但鄧艾此舉的確違背了事先的計劃，儘管他在行動之前曾上言司馬昭，但卻沒有知會鍾會而單獨行動，鍾會、衛瓘後來奏言鄧艾專擅即源於此。鄧艾果敢的軍事行動使他統帥的這支偏師最終立下了滅蜀的首功，但同時也種下了其與鍾會失和的種子。鍾會作為這次伐蜀之役的策劃者與領導者，最終卻無功而返，這對於一向驕橫自滿的鐘會而言無疑是個不小的挫折。鍾會是一個權力欲和報復心極強的人，而鄧艾在滅蜀之後，又獨斷專行，「輒依鄧禹故事，承製拜劉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在處置善後事宜時，絲毫沒有徵詢鍾會等人的意見，使得鄧艾、鍾會兩人的關係在滅蜀之後急劇惡化。
如上文所述，司馬昭與鄧艾之間的關係本身就相當微妙，所以鄧艾專擅的舉動很快牽動了司馬昭敏感的神經，他通過衛瓘勸誡鄧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但鄧艾似乎並沒有覺察到司馬昭對他的不信任，表現得頗不以為然，以為：「承製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使得司馬昭對於其猜忌進一步加深。而鍾會利用了這一機會，與衛瓘、胡烈、師纂一起上奏言鄧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於是司馬昭下令將其檻車征還。在上奏的數人，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師纂也參與其中，在伐蜀之役中，胡烈、衛瓘隨鍾會所部行動，實際上他們對於鄧艾的「專擅」並沒有親身的觀察，唯有師纂受司馬昭之命，為鄧艾司馬，負有監視的使命，可以認為師纂的證言對於司馬昭檻車征還鄧艾的決定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其實，依據現有的史料，鄧艾滅蜀之後的所作所為，除了略有居功自傲的跡象外，並不能發現任何「悖逆」之處，而這一軍事上的巨大勝利，為何會最終演變為二士爭功的悲劇，恐怕還需要從司馬氏集團內部的矛盾中加以探詢。
上文已經指出，構成司馬氏集團的核心，大都是與司馬氏兄弟有通家之好的曹魏功臣後裔，他們在社會階層、文化取向等面向上與出生低微的鄧艾有著明顯的區隔，因此，鍾會厚遇同一氣類的姜維，認為「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此處將姜維比作夏侯玄、諸葛誕頗有意味，夏侯玄、諸葛誕都是被司馬氏誅殺的政治對手，當時尚擔有叛臣的名義，鍾會本人更是平定諸葛誕的首要功臣，鍾會卻毫不避忌地對他們大加讚賞，可見此時其所認同的是一種共同的文化屬性，而非政治立場。夏侯玄儘管是司馬氏的政治對手，但「朗朗如日月之入懷」的夏侯玄在魏晉士人的心中完全是正面的形象出現的，其風度形象是當時士人效法的榜樣，裴楷目夏侯玄：「肅肅如入廟廊中，不修敬而人自敬」，晉初名臣和嶠一直仰慕其舅夏侯玄的為人，王戎聞樂廣少年時為夏侯玄所賞，便舉其為秀才，東晉時更以庾亮比擬於夏侯玄。鍾會本人就是這一名士群體中的活躍一員，沾染玄風，弱冠與王弼齊名，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在這一文化標準下，木訥口吃的鄧艾是不會被鍾會以及司馬氏集團中的大多數人引為同類的。所以鄧艾儘管功勳卓著，卻在司馬氏集團中處於邊緣地位。事實上鍾會亂起時，鄧艾本有機會生還，衛瓘卻因為曾與鍾會共同誣陷鄧艾，不願其生還，下令殺之。而衛瓘恰恰又是一個大名士，可見鄧艾這樣功勳卓著的名將，在這些名士心中處於何等的地位。杜預曾公開指責衛瓘殺鄧艾之事有悖於名士風度：
杜預聞（衛）瓘殺鄧艾，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
可知鄧艾的冤死是朝中公開的秘密，司馬昭本人恐怕對此早有聽聞。儘管衛瓘對於鄧艾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朝野上下皆無意追究此事，反欲重賞衛瓘的平蜀之功。而在另一方面，司馬昭在處置鄧艾家屬時，卻要比對鍾會的家屬更加嚴酷，鄧艾子鄧忠與妻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對於鍾會則只處死了其養子鍾毅以及參與謀叛的鐘邕子息，而因鍾繇、鍾毓之功，司馬昭赦免了鍾氏其他子孫，官爵如故。其實，司馬昭很清楚鄧艾乃是冤死，否則，他也不會鄧艾死後，立刻派遣唐彬督察隴右形勢：
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唐）彬密察之。
如果鄧艾果真反逆而死，司馬昭又何必擔心邊情騷動呢，鄧艾久在關隴，所積累的人望正是司馬昭一直對其有所猜忌的原因所在。不但如此，司馬昭還有意壓制鄧艾所部應得的封賞，
鄧艾所部將士無疑是伐蜀之役的首功，卻被司馬昭以「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為藉口強加剝奪。從以上兩件事中可以明顯地注意到司馬昭對鄧艾及其部屬的抑制與戒備。鍾會與鄧艾衝突的實質是司馬氏集團內部功臣子弟與出身低微的事功型的官員之間的矛盾。因為這些功臣子弟與司馬氏家族長期以來有著密切的通婚、交往關係，相近的文化取向與利益結合，使他們凝聚在一起，構成了司馬氏集團的主幹，是支持司馬氏完成魏晉嬗代的核心力量，所以在這場衝突中，司馬昭只能選擇袒護地位更為重要的功臣子弟。
與鄧艾、鍾會之間衝突相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伐吳之役中。從益州順流而下的王濬沒有按照原來的計劃，在秣陵停軍不進，接受王渾的節度，而是直取建業，逼迫孫皓投降，奪取了伐吳之役的首功。同樣，這件事情引發了王渾與王濬之間的激烈衝突，險些重演了鄧艾、鍾會的悲劇。王濬儘管家世二千石，但家族在曹魏時代並無仕宦記錄，因此與司馬氏家族缺少淵源，在司馬氏集團中處於邊緣地位。而王渾出自太原王氏，其父王昶為魏司空，其家族與司馬氏關係密切。王渾、王濬衝突的過程幾乎是鄧艾、鍾會故事的翻版：王渾同樣上表奏王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依舊建議檻車征還王濬，幸好這次司馬炎的處置較為穩妥，否決了這一提議，沒有激起更大的禍端，只是下詔切責。王濬不服，上書為自己辯護，王渾又聯合周浚上表指責王濬私占吳國寶物，王濬再次上表為自己辯護。雙方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了王濬凱旋迴師之後，有司兩次上奏，欲陷王濬於罪：「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後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從中我們可以注意到在鄧艾、王濬兩件事中，代表西晉官僚機構的「有司」完全站在偏袒鍾會、王渾的立場上，成為激化矛盾的重要因素。這恐怕正是因為構成西晉官僚集團的主體是曹魏功臣的後裔，他們之間存在著共同的權勢網絡與利益訴求，而作為異質力量的鄧艾、王濬與鍾會、王渾的爭功，則觸忤了這一群體的利益，因此他們千方百計地要將其陷之於罪，防止其藉助軍功上升至權力核心。
《繡像金批第一才子書》中插圖「王濬計破石頭城」
儘管司馬炎在這場衝突中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明智態度，沒有使其演化成第二次「二士爭功」的悲劇，但依然無法抵抗支持王渾的官僚集團的政治壓力，在封賞伐吳之功時，明顯偏袒王渾，時人咸以王濬功重而報輕。王濬本人則為王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為有司所奏，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危險處境，常以鄧艾第二自況，「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因此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處處小心，甚至在與王渾會面時，「嚴設備衛，然後見之」，雙方關係之緊張可見一斑。更可注意的是，王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東晉立國之後，曾廣泛尋找西晉開國後胤加以封賞，這一舉動當然是為了確立東晉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但王濬子孫是其中少見的例外，雖有桓溫這樣的權臣為其上言，卻終不見省，其中的蹊蹺之處值得玩味。
不但如此，西晉立國之後，鄧艾平反的過程也是困難重重，一波三折：
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眾，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
赦免在魏末反對司馬氏諸人的後裔，是西晉立國之後爭取人心的一項舉措。准許給鄧艾立後，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詔書中依然強調「矜功失節，實應大辟」。在鄧艾「悖逆」的罪名根本無法成立的情況下，依然認為鄧艾之死是罪有應得，更為奇怪的是詔書將鄧艾與王凌歸為一類加以處置。王凌是試圖推翻司馬懿執政地位的人物，對於司馬氏政權來說，其罪孽無疑要比鄧艾深得多，但根據詔書中的解釋，王凌當年謀廢齊王芳之舉，後來因為齊王芳本人被司馬師所廢，竟然變成了一次政治正確的舉動，顯然這是司馬氏為了減輕王凌的罪責而特意發明的藉口。司馬氏為什麼急於給反對過自己的王凌平反，而對為司馬氏立下大功的鄧艾卻如此吝嗇？其真正的原因恐怕在於，王凌本人與司馬氏家族及西晉官僚集團有著很深的淵源，其子王廣亦是名士，王凌、王廣雖被誅殺，但是他們的故舊姻親依然是司馬氏需要倚重的力量。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晉武帝不惜屈尊降節，親自前往琅邪王妃處見諸葛誕之子諸葛靚，與之修好。嫁給琅邪王司馬伷的諸葛靚之姐，為其子司馬覲取字為思祖，而根據余嘉錫先生的考證，其所思者正是起兵反抗司馬氏的外祖諸葛誕，這幾乎是在公開地在向司馬氏叫板，然武帝依然不以為忤。因為諸葛誕同樣也是魏末士人的領袖，琅邪諸葛氏更是一個在漢晉之際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名門望族。同樣是涉及淮南叛亂，司馬氏卻從來沒有想過要為毌丘儉平反，在這厚此薄彼的背後有著非常微妙的政治考量。
泰始三年（267年），曾任鄧艾鎮西司馬的議郎段灼上書要求為其平反，文中詳細羅列了鄧艾所建立的種種功勳，明確指出沒有人提出為鄧艾平反正是因為鄧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其為人行事與朝中的「雅俗」不合，因此朝中大臣皆對他抱有敵意，沒有人願意為他秉公直言。奏文中「七十老公，反欲何求」一語，點出了鄧艾根本就沒有反叛的動機，在司馬炎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敘用的情況下，連那些反對過司馬氏的人的子孫都開始得到進用，時人甚至有「魏晉所殺，子皆仕宦」的評論，但依然對鄧艾的冤獄置之不理，無疑是頗為荒誕的，因而「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但是司馬炎並沒有接受段灼的意見，可以推想當時朝中依然存有反對為鄧艾平反的強大阻力。
直至泰始九年，前蜀漢的尚書令樊建再次藉機向晉武帝提出為鄧艾平反的問題，他說鄧艾的冤獄乃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如果不為鄧艾平反，司馬炎所標榜的「聞惡必改」的開明政治則流於空文，毫無信用可言，武帝被此語打動，終於答應考慮為鄧艾平反之事。但是從最後發布的詔書來看，依然表述得十分模糊：「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詔書承認了鄧艾的功勳，但依然認定其「有罪」，只是因為他束手歸罪，因此特加憐憫，賜其孫為郎中。這一詔書使鄧艾的子孫擺脫了流放西域、淪為徒隸的悲慘命運，但卻沒有在真正意義上給鄧艾平反，終西晉一世，鄧艾的平反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其背後的隱情值得我們思考。
同樣，我們可以注意到，在呼籲給鄧艾平反的朝臣中，或是其舊部，或是出自於蜀漢，這些人在西晉政權中處於邊緣地位，人微言輕。而那些曾經與鄧艾同朝為官，現在又是西晉開國元勛的曹魏舊臣卻對這一問題保持著驚人的沉默，他們可以仰慕夏侯玄的風度翩翩，亦步亦趨地加以效仿，司馬炎可以自覺地為王凌開脫罪責、恢復名譽，不惜紆尊降貴地尋找與諸葛誕的後人冰釋前嫌的機會，唯獨在為鄧艾平反一事上，遲疑不決，最終也不了了之。
鄧艾與鍾會之間的衝突或許只是一個偶然事件，但是如果將這一事件與王渾、王濬爭功，王凌、諸葛誕名譽的恢復，鄧艾平反問題的久拖不決等這一系列表面上看似無關的政治事件串聯起來加以考察，就可以注意到這一系列偶然事件背後，埋藏著司馬氏集團內部的結構性矛盾。與司馬氏家族關係密切且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曹魏貴戚子弟占據了司馬氏集團的核心，他們通過對鄧艾、王濬這樣氣類不同的異質力量的排斥，來鞏固自己既得的權益，但同時也造成了統治集團內部上升渠道的擁塞。隨著西晉的建立，把持朝政的司馬氏集團搖身一變轉化為西晉的開國功臣群體，這些在魏晉之際有功於司馬氏的人物在新的政治格局中為了給自己及家族爭取更大的利益，無可避免地展開了一番新的政治角逐，使得這一原本潛藏於地下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最終釀成了西晉初年政治中一系列衝突。
縱觀魏晉之際十六年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司馬氏代魏的歷史進程中充斥著艱難險阻，不少時候甚至需要藉助一些偶然的運氣成分方才能度過危機。而過去的研究受到或許是受到陳寅恪先生「儒家大族之潛勢力極大」這一論斷的影響，往往低估了其中的困難，對於不少關鍵政治事件的實證研究也略顯薄弱。通過我們的研究，廓清了部分史實，明晰了曹魏老臣與司馬氏之間的分合關係，淮南三叛的不同背景，司馬氏父祖兄弟之間不同的政治策略與功業，以及「二士爭功」背後的政治內涵，從中我們可以更加充分地認識到魏晉之際政治變化背後蘊有的種種複雜斷面。而司馬氏受制於內政與外交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採取了將「魏臣」轉化為「晉臣」的王朝嬗代方式，在保持政權平穩過渡的同時，也將原有的政治矛盾移植到了新朝，埋下了諸多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