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曾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認為這是常見的現象。例如傅毅與班固的文筆本在伯仲之間，前者善於詩賦，後者長於作文，然而班固卻嘲笑傅毅「下筆不能自休」，他用自己的長處來非議別人的短處——這是第一類「文人相輕」。

在《漢書》里，班固肯定司馬遷的寫作水平和努力精神，卻又非議他的思想，說「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這是以自己的政治思想、價值觀念來鄙夷別人的文章，屬於第二類「文人相輕」。

總的來說，第一類文人相輕多出現在文人與文人之間；第二類則不局限於文人，它還把公眾包括了進來，進而演化成不同的公眾之間通過文人來「相輕」。

我們應怎樣看待文藝批評？

在閱讀一本書或觀看一部電影之前，我們都喜歡聽聽別人的意見，了解他們的體驗感。但是每個人的主觀感受大不相同，我們所聽到的更多是他們出於個人情感的發泄，而非經過思考的見解，所以有價值的評論是那麼的少，無用的廢話又是那麼的多。

對於文人作者來說，他們對批評遠比讚美要敏感，只要有一個人罵過他，都會令人不快。於是有些文人乾脆出來說，文藝批評毫無意義，不過是文人相輕，所謂「文無第二，武無第一」，評來評去沒意義。他們感覺自己就像一個痰盂，得不停接受烏合之眾們的唾液，實在是費力又不討好。所謂「你行你上，不行別BB」，誰又接受得了外行人的指指點點呢？

當然，公眾是不會停止吐槽的，唯一的結果是作者因接受不了批評而選擇就此擱筆、減少寫作，或者乾脆不再發表。那麼我們究竟應該怎麼看待文藝批評呢？它究竟是否有必要？在我們看來，文藝批評是很有必要的，它一方面可以滿足讀者觀眾的批評自由；另一方面也能鞭策作者，令其不斷長進；很多時候，批評還能揭露文壇的黑暗。

作者不能指望批評聲消滅，但他也有權對「批評家們」提一點點希望，願他們的批評不是單純是為了要吸我們的血，還應能產生一點點痛，以便提醒我們勿自滿、要改進。

魯迅說：

「譬如廚子做菜，有人品評他壞，他固不應該將廚刀鐵釜交給批評者，說道你試來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卻可以有幾條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沒有『嗜痂之癖』，沒有喝酒了酒，沒有害著熱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對於普通讀者的批評，作者自然不能要求他們也做出一篇文章來比比看，但起碼有權要求他們讀完文章、或者具備一些常識再來評論。例如讀者要知道裸體畫跟春宮圖有區別，接吻與性交不是一回事，屍體解剖與砍頭戮屍相差十萬八千里。如果有讀者硬說作者寫外國人就是崇洋媚外，講古代人便是封建愚昧；那麼對於這種潑皮無賴式的牛兒，作者要麼一笑了之，要麼像楊志一樣，送他一刀——拉黑就好。

除開普通讀者外，對於同行的批評家，我們的要求就不能這麼低了。一個文人在「輕視」同行之前，先得對自己的作品來一次解析，進行一下比較，然後再去評論，這是最起碼的要求。其次，他得能夠讀懂並領會對方的意思，如果覺得對方的文章很抽象、難懂，那麼這絕不是他輕視這篇文章的理由，因為斯賓諾莎說過——「無知並不是論據」。

「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是否可取？

曹丕認為「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是文人相輕的基本含義，喜歡這樣輕視他人的文人起碼還有自己的長處在。如果李白輕視乾隆的作詩水平，我們不會感到奇怪。但是，如果杜甫鄙視韓愈的詩作，韓愈蔑視杜甫的文章，那麼在旁人看來，這就是一種文人相輕了。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拿自己的優點來嘲諷別人的缺點，卻看不到別人比自己優秀的地方，這種多是自負心理在作怪。見不得他人的好處，便在他人的弱點上做文章，藉機打壓，這實在卑鄙。

文章的好壞應該如何評判呢？是不是沒有一個標準呢？

其實，文章就像流水一樣，沒有固定的形狀與結構。六朝人崇尚駢文，設置各種條條框框，強調對仗、工整與聲律的鏗鏘，在這種嚴格的規定下，反而沒有留下幾篇傳世的美文；相比之下，唐宋的古文運動衝破格式的束縛，八大家的文章我們至今還在傳誦，這說明文章的好壞跟格式並沒有必然的聯繫。那些想給文學設置框框的人，有的是制度感，卻對審美一無所知。黑格爾的《美學》認為藝術無非是人類心靈的自我展現，而心靈的本質是嚮往自由，從建築到雕刻，藝術品脫去了「體」的束縛；從雕刻再到繪畫，又拋棄了「形」；之後，在音樂中只剩下聲音在傳遞；而在詩歌那裡，甚至連樂器都沒有了，真正是自由自在。

好的文章就要像水一樣，無常形、無常勢，無論是激流還是細水，都各有美感，讀完後令人有所收穫、心神愉悅。只要這水不渾濁、不骯髒，誰都不敢隨意的去「輕」它。但是，水雖然無形無狀，卻也有一個固定往低處的流趨勢；文章雖然格式不一，但也存在一些具體的評價標準。顧炎武說「文須有益於天下」，做文章不是徒廢筆墨去誇誇其談，否則只會浪費讀者的時間。人們通過文字來交流，論題明確、表達清晰是一篇好文章的基本要求；其次，《周易》說「修辭立其誠」，作者所寫的文章一定要真實的表達自己的觀點，做一個真實的人。巧言令色的讀物往往沒有任何價值，那些為應酬而作的文章，鮮有流傳。

因此，我們認為好文章的基本標準有兩個：

1. 「有益於天下」，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而不是空洞膚淺，強詞奪理；
2. 「修辭立其誠」，要真實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不是矯揉造作，抄襲拼湊；

文藝批評要獨立於宣傳之外

文藝批評與政治宣傳、廣告營銷並不是一回事，現在有許多專門寫文評、影評的人，他們都稱不上是在做文學批評，而只是做宣傳營銷而已。批評的目的並不是單純的討伐敵人，而是要深入發掘對方的優缺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宣傳卻並非如此，它只是為了灌輸某個觀念。因此，在宣傳所占領的地方，一切批評都被淹沒了。

喬治·歐威爾認為，隨著宣傳的侵入，文藝批評已經變成了一個輿論戰場。原先我們在對文藝進行討論時，本能地認為這是獨立個體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從不隱晦自己對作品的好惡觀感。可是在這個黨同伐異的年代，人們已經不關心個體的具體的觀點，也不在乎作品的表達方式與技巧——「如果你不認同一本書的結論，你就很難認同它的文學價值。」

對於書迷、影迷來說，他們從不會去關心批評的具體論據，而是直奔結論。如果文章跟自己的看法不一樣，就直接開罵；如果觀點相同、臭氣相投，就會大加讚賞——人們把這種做法叫作「控評」。在「控評」流行的年代，個體已經逐漸消解，烏合之眾間的黨同伐異成為了一切。對此，奧威爾在《文學與宣傳的界限》中不禁哀嘆：

「在歐洲過去這十年來，舊式的文學批評——真正審慎、一絲不苟、立場公允、將一部作品當成一件本身有其價值的藝術品的文學批評——已經近乎不可能了。」又說「文學似乎被宣傳所淹沒」、「這是整個文學界災難的本質。」

在「控評」的年代，沒有人再去關心文藝的技巧，而是抓住主題，熱衷地發掘其政治和社會的含義，以此來劃分不同的群體。文人間的互相輕視已經變成了烏合之眾間的相互蔑視，作家們再也不敢輕易表達自己的真實觀點，而是小心翼翼的迎合公眾的口味，為了獲得他們的讚賞而創作，「為藝術而藝術」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

基於思想不同的「文人相輕」

針對思想的批評是必要的，但不是絕對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尖銳的批評了杜林的錯誤思想，但也強調「不應該違反文字論戰的規則」，對柏林大學剝奪杜林教職的做法感到不恥。

其次，思想本身具有歷史性，司馬遷生活在百家爭鳴的末期，所以《史記》既歌頌懼禍逃離殷商的微子，也讚揚對楚國忠誠堅定的屈原；班固生活在儒家一統之後，反而說屈原「非明智之器」，顏之推更是說他「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對他們來說，君父的體面才是最重要的。這種因思想的歷史性而產生的「相輕」心理，更多是偏見而已。

據說托爾斯泰在臨終之前曾寫文章激烈地抨擊莎士比亞，說他是一個淺薄的文人，沒有一以貫之的哲學。認為莎翁的戲劇不關心社會或宗教問題，太過玩世不恭、老於世故——托爾斯泰的結論是莎士比亞是一個不道德的作家。

這種批評現頗為可笑，然而我們卻也在不知不覺中做這種蠢事。托爾斯泰生活的年代，自然有關心社會與政治問題的條件，而莎士比亞在創作戲劇時，不能不顧慮到伊莉莎白一世的專權以及教會的法令。他敢於在《裘力斯·凱撒》中把布魯圖塑造成英雄，已是難得之舉了。托爾斯泰可以站在事後諸葛亮的高度來蔑視莎士比亞，從思想上把他駁倒，但是這些都無關主旨。我們閱讀莎士比亞的作品，照樣感到愉悅，依然能被他的寫作手法所觸動，進而嘆服。

《荷馬史詩》、《詩經》、《楚辭》已經度過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與現代社會各種不同的時期，人們的思想早已發生改變，但是這些經典作品永遠有人在讀、永遠存在藝術價值。即使無數的文人曾在思想的高度上輕視過它們，但它們依然在流傳，而那些批評的文稿卻幾乎全部進入了歷史的垃圾堆——這說明文學、藝術作品的價值很難用某一時期的思想來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