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存在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實行行為之外，作為親屬要成立共犯，應具備如下條件：一是主觀上要有受賄的共同犯罪故意或者有足夠的事實和證據可以證明共同犯意之存在；二是客觀上有收受財物的實行行為，只有共同犯意而無具體實行行為不能成為共犯。
在親屬共同受賄的認定中，除了要存在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實行行為之外，作為親屬要成立共犯，應具備如下條件：
一是主觀上要有受賄的共同犯罪故意或者有足夠的事實和證據可以證明共同犯意之存在；
二是客觀上有收受財物的實行行為，只有共同犯意而無具體實行行為不能成為共犯。
當然，基於同一犯罪故意的行為不是必須都完整符合犯罪的構成行為，也可以是對犯罪實行行為的分工合作或者幫助和促進。
對下列範圍內的行為，應將親屬作為受賄罪的共犯處理：
親屬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謀劃，由國家工作人員完成受賄的相應實行行為，由親屬出面收受財物的分工配合型;親屬為請託人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達成權錢交易的合意牽線搭橋，或者為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提供便利條件並出面收受財物的幫助型；
親屬勸說、誘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並代為出面收受財物的教唆型;事後幫助國家工作人員隱藏、轉移贓物的事後故意型。
前三種可以認定為存在事先的共同受賄故意，後一種則是根據事後的客觀行為推定的共同犯罪故意。
以下分析供參考：
(1)在共同受賄犯罪中，家屬可以幫助國家工作人員而成為法律要求犯罪主體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的幫助犯，這是刑法學界的通說，也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納。主要表現在，家屬用各種方法為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賄賂創造必要的條件。
如：為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積極出謀獻策；事先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事後幫助國家工作人員轉移贓物，掩蓋罪行;幫助國家工作人員向他人索取賄賂等等。
即使是國家工作人員與其家屬共同受賄的情形，家屬收受財物的行為，也只能視為幫助行為，且必須是在國家工作人員同意收受財物並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基礎之上，才可能構成共同受賄犯罪。這樣認定，既符合我國刑法理論，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發布的《關於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的精神。
(2)家屬教唆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的，應如何認定其所屬地位。家屬作為教唆犯，一般表現在誘導、勸說、指使，甚至脅迫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索賄或收受賄賂，並為他人謀取利益。
如：家屬積極鼓勵、唆使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賄，或收受賄賂為他人謀取利益，該國家工作人員按其家屬教唆的內容實施的;或者家屬事先收受了賄賂，然後告知國家工作人員，並慫恿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
在這種情況下，家屬單獨是不可能構成受賄罪的。那麼，家屬教唆國家工作人員實施法律要求犯罪主體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呢？其地位又當如何認定？
我國刑法對此沒有明文規定。我們認為，家屬應以法律要求犯罪主體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的教唆犯論處。如果家屬在共同受賄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則可以成為主犯。明確沒有特定身份的人教唆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實施法律要求犯罪主體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沒有特定身份的人可以成為這種犯罪的教唆犯，對於審判實踐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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