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思想的發展歷史中，有一個現象非常值得注意。在孔孟時期非但不重視信，而且刻意反對信。孟子只說「仁義禮智」的「四端」，到了西漢，董仲舒才加了一個信，形成「五常」。
從孟子的「仁義禮智」，到董仲舒的「仁義禮智信」，不僅僅是多了一個字的問題，而是一種文化範式的轉換，一種時代的轉換。認識和理解這一轉換，是正確理解儒家和中國文化的基本前提。
遺憾的是，自西漢至今，學界並沒有充分注意到這種轉換，更沒有準確的理解。最終這導致現代人對儒家的基本精神產生錯誤的認知，對儒家經典產生錯誤的解讀。
孔孟為什麼不重視信，因為他們更重視「義」和「權」。「義」和「權」是以思考為基礎的判斷和選擇，是靈活的、動態的。信則是機械地固守，沒有思考，沒有判斷和選擇。
也就是說，孔孟更尊重人的獨立自主的思考能力和判斷選擇能力，個人的行為是基於其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選擇的結果。一個真正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其判斷和選擇的結果，一定是合乎「義」的，合乎「理」的。這種以義理為原則和標準進行判斷和選擇的過程，就是「權」。
孟子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之理，謂之義」。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揚子和墨子都走了極端，固執地堅持一條原則，一個極端自利，一個極端利他。子莫希望更合理一些「執中」。但是，也做到真正的執中，一定是基於獨立思考的，對具體情況進行判斷和權衡，做出靈活的選擇。如果僅僅制度一個標準，然後機械地固守，就是「執一」。「執一」其實就是「信」。
孔子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
「無適」就是堅持一定要怎麼樣，「無莫」就是堅持一定不要怎麼樣。「無適」、「 無莫」就是象揚子、墨子一樣的「執一」，偏執，也是「信」。 「義之於比」，就是以「義」為原則、標準，進行積極而獨立的思考，進行積極而獨立判斷和選擇。合乎義就堅持，不合乎義，就不堅持。也就是說「義之與比」，是一個持續而動態的思考過程、判斷選擇過程。
孔孟都將這一持續動態的思考過程稱之為「權」，都對「權」賦予了最高的價值。
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共學」是一起學習，「適道」是得道；「立」行道；「權」，就是獨立的思考，獨立的判斷和選擇。
因此，在孔孟眼中，「權」與「信」就是一對相反的概念，與君子小人相對應。君子、大人，就應該是「權」的，不應該僅僅是「信」，至於小人，能做到「信」當然就已經相當不錯了。
或者說，君子、大人的標準是「權」，而小人的標準則是「信」。
因此，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硜（kēng）硜然小人哉。」大家一定要清楚，「言必信，行必果」，僅僅是對小人的要求，大人、君子的標準則遠比這為高，而是「權」。
所以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惟義所在」就是孔子說的「義之與比」，也是「權」。
孔子說：「君子貞而不諒」。「貞」就是「義之與比」，就是「權」，在獨立的思考和判斷選擇中貫徹義。「諒」就是「信」。
這就涉及到「權」字的本義。「權」的本義是稱和用稱稱重。指代稱時，包括秤桿和秤錘，但是尤其是指秤錘。因為在用稱重時，通過移動秤錘以達到秤桿的平衡。因此，求的秤桿的平衡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稱實際上也是一種標準，一個約定、契約，裡邊包含著正義。「權」的是「權」，其中的關鍵結構「隹」，就源自結繩之右繩，與卩同。結繩是契約的最原始形態。也就是說，從造字意圖上看，「權」包含著契約因素。同時還需要指出的是，凡是漢字中的表示度量衡單位和標準的字，其字形結構中絕大部分都包含著契約因素。
因此，很自然地，「權」被用來指代行道的實踐過程。行道的實踐過程，是一個獨立的思考過程，獨立的判讀和選擇過程。對實際情況進行積極的思考，積極的判斷和選擇。判斷和選擇的標準是與義相合。這個過程是動態的，試錯的，很類似於在稱重時通過移動秤錘實現秤桿的平衡。
「掌權」特指執政，原因在於，中國的政治是道義政治，是專門的道義行業，政府官員都是專業化的行道之人，因此，官員也叫「大人」。但是，「掌權」僅僅是政治決策，並不一定包含著專制。
「權」字的權勢、強權、權力的義項，產生在秦漢之後，先秦並無這種用法，這是中國社會形態、政治形態經春秋戰國，發生根本性變化的產物。集權專制因素，即法家因素混入了政治、政府之中。
現代社會，又用「權力」去對譯right，「權」字愈發偏離其本義。
孟子只講「仁義禮智」，而且認為其根基在人心，人心天然具備「仁義禮智」之「四端」。這樣「仁義禮智」，不過是人心自由施展之外在效果。人心的自由施展，就獨立自由地發揮其思考能力，其判斷和選擇能力。
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西漢董仲舒將孔孟所反對的「信」，提升之與「仁義禮智」同等重要的級別，與之並列，構成所謂的「五常」。是中國社會發生大斷裂的產物，這場大斷裂是由春秋戰國期間所發生的「禮崩樂壞」造成的。
春秋之前，中國是「權的時代」，戰國之後，中國是「信的時代」。在「權的時代」強調人的獨立的思考能力，獨立的判斷和選擇能力，孤立人們進行獨立的思考，獨立的判斷和選擇。而在「信的時代」，則強調人們對固定標準的信仰、信從、服從。
董仲舒的「仁義禮智信」，較之孟子的「仁義禮智」，不僅僅是多了一個「信」的問題，其內涵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孟子的「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心」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選擇的結果，其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獨立的思考和獨立的判斷選擇。
但是到了董仲舒這裡，「仁義禮智信」變成了「五常」，是「本與天」的，而非「本與心」的。這樣人就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思考主體，而成為一個天的被動服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