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網：在剛剛發布的賽迪中國百強縣名單中，蘇州和無錫下轄的崑山、江陰、張家港、常熟四（縣級）市，繼續毫無爭議地位列中國百強縣前四名。
網絡上，蘇州人民很欣喜，江蘇人民很欣喜，長三角人民也很欣喜。蘇州很強，江蘇很強，長三角很強的相關評論，與歷次百強縣名單推出後的反應保持一致。
如果作為普通人，看到當下的蘇州城區和各下轄縣級市經濟總量巨大（普通地級市第一），區域均衡發展情況突出，產生出如上的榮譽感和驕傲感這無可非議。
但是如果作為圈裡人，我們撥開蘇州一城即獨占中國百強縣前四名榮譽背後，其實應該看到更多、更深、更遠的一些本質與暗流，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和普通人一樣的表層沾沾自喜。
談蘇州的經濟發展，一定避不開的一個名字就是「蘇南模式」。蘇南模式，通常是指蘇南的蘇州、無錫、常州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非農化發展的方式。
該名詞由費孝通在20世紀80年代初率先提出。其主要特徵是：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所有制結構以集體經濟為主；鄉鎮政府主導鄉鎮企業的發展；市場調節為主要手段。
正是由於經濟發展方式上採用高度相似的蘇南模式，所以人們才總是習慣用「蘇錫常」在合稱蘇州、無錫和常州三市。到了後來的城市圈（都市圈）階段，蘇錫常三市順理成章也就成為了蘇錫常都市圈。但是不管在哪個時間階段，蘇州都是三城中的領頭者，是蘇南模式的集大成者。
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人生成長，眾所周知的一個基本邏輯是，天底下從來沒有一成不變和百利無害的模式，蘇南模式也是一樣。自上世紀80年代被提出至今，蘇錫常三市憑藉著蘇南模式，城鎮化進程得到巨大的發展，經濟體量上實現了迅速崛起，當地百姓的生活質量上也有了長足的進步。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歷經幾十年後，這種模式對於蘇錫常當下和未來的城市格局及發展方向都造成了非常深入的影響。
和知名度同樣較高的溫州模式通過發展個體私營企業，通過市場化來促進工業化不同。蘇南模式則是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
這樣一來，蘇南模式的最大特徵也就隨之顯現：政府出面組織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資料，出資辦企業，並由政府指派所謂的能人來擔任企業負責人。這種組織方式將能人（企業家）和社會閒散資本結合起來，很快跨越和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實現了蘇南鄉鎮企業在全國的領先發展。
在網絡上，我們很容易可以找到蘇南模式的積極性和消極性研究——
【積極性】
第一，鄉鎮企業可以從不多的社區積累中獲取原始資本，並可以依靠「政府信用」從銀行取得貸款，還可以無償或低成本占用社區內的土地資源，廉價使用社會區內的勞動力，從而帶來創業成本的節約。
第二，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身份和信譽，為企業取得計劃外的原料，促進產品銷售和處理商務糾紛，並幫助管理人員規避來自於財產轉移和國家政策歧視方面的風險，這也是許多私營企業寧願放棄部分財產控制權和收益權，爭當集體企業的一個主要原因。
第三，政府組織資源，企業規模一般比較大，可以生產一些資本密集型的產品。
第四，在鄉鎮企業發展初期，人們的產權意識、競爭觀念比較淡薄，平均主義思想嚴重。此時興辦社區成員名義所有、地方政府實際控制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社會比較容易接受。
【消極性】
第一，黨政企合一現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第二，市場發育不夠完善，流通環節薄弱，外貿出口渠道亟待拓展；
第三，鄉鎮企業負擔重，其自我積累能力有弱化趨勢；
第四，如何上技術、上質量、上管理、提高經濟效益，仍是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重要任務。
同時，來料加工的模式也造成區域經濟產業鏈短，對外資依賴程度大，各地政府為吸引外資相互內鬥，大部分利潤都被外資轉移，老百姓並不十分富裕，蘇州的外商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處於加工製造的配角地位，而蘇州為之配套的民營企業又淪為配角的配角。
看完上述關於蘇南模式的網絡一般積極性與消極性的總結，大家可以發現一件事。以上總結基本針對的都是蘇南模式對區域經濟和社會產生的影響，但是沒有談到其對區域城鎮化進程產生的影響。
這裡正好我來提個問題：時至今日，如果大家走在蘇州的主城區，和走在南京的主城區，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市容市貌，高樓大廈之類的我這裡就不談了，在我看來最大的一個差別在於，街上走動的人口數量，差別明顯。而且如果你再進一步仔細觀察，南京街上的年輕人占比也要比蘇州高上一些。
為什麼會如此，很大程度上就和蘇州過去幾十年堅持的蘇南模式密切相關。截至2018年，蘇州常住人口為1072萬，南京常住人口為844萬。但是如果在主城區人口占比上，蘇州不足一半，南京達到八成左右。
寧蘇二城人口的分布，恰恰和其經濟的分布呈現正相關：南京是強城區，弱郊縣；蘇州是強郊縣，弱城區。在蘇南模式的影響下，蘇州下轄的四個縣級市鄉鎮企業發展水平都較高，這一方面大大提升了各縣級市內居民的就地城鎮化水平，但是另一方面也明顯影響了人口的進一步向城區聚集。人口之外，經濟發展也是一樣，聚合效應都是各由量變引發質變的過程。
而到了城市群和二次城市化發展階段，我們發現城區人口的體量能夠產生的能量實在是太大了。首先是城市基建方面，無論是城市軌道交通還是機場車站，全都要重點考核城區人口規模。
更重要的是，伴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產業結構的從二產（製造）驅動向三產（消費）驅動過渡效應明顯。城市人口越分散，當地的新興產業發展就會明顯受限。所以大家會發現，在數字經濟領域，蘇錫常的表現同樣是不盡如人意。
當然，這也和蘇錫常本身就靠近長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上海有一定關係。但是未來來看，蘇錫常也很難真正意義上徹底擺脫蘇南模式的影響。就拿蘇州為例，並不是說蘇州哪一天心血來潮，將下轄的四個縣級市全都撤縣劃市，蘇州的經濟低聚合度情況就會瞬間改變。
恰恰相反，就從現階段的崑山、江陰、張家港、常熟四市已經達到的產業體量來看，未來就算是全都撤縣劃市，其也很難完全與蘇州（無錫）主城區融為一體，依舊還會是各自發展。這一點，當年的佛山和順德就是很好的案例。
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區域經濟最具代表性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現階段歷經千帆，依舊呈現出足夠活力的浙江和廣東模式，顯然給予了蘇南模式極大的壓力。繼續單一依靠蘇南模式，非但不可能幫助江蘇更上一層樓，反而可能影響江蘇過往已經打下的大好基礎。區域發展也存在明顯的接棒效應，蘇南模式之後，迫切需要下一個能夠接棒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產生。
而蘇南模式的局限該怎麼破局，很大程度上答案不在蘇錫常三市身上，而在省會南京身上。2019年上半年江蘇整體GDP增速6.5%，略高於同期全國均值6.3%。其中，蘇州6.0%，無錫7.1%，常州7.1%。而南京，則以8.1%的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
如果南京再晚一點，再慢一點，再弱一點。那麼山東當下的困局，江蘇並不是不可能區域性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