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重塑 「真實心靈」，找回現代人的真實價值和意義。

自軸心時代以來，尋找真理都是從面對黑暗開始的。而我們已在一個自由的、不斷進步的世界中生活得太久，忘記了哲學的精神是什麼。今天的哲學研究必須敢於正視歷史大倒退帶來的思想困境。

真實性哲學

20世紀80年代我關注如何將現代社會的價值基礎建立在科學哲學之上這一問題。現在我們可以將其重新表述為：通過現代科學去研究橫跨自然語言真實性和社會行動真實性的拱橋。

這項研究分為兩個步驟：一是分析「什麼是科學」，揭示橫跨符號世界和經驗世界的拱橋是如何建立的；二是借鑑對現代科學的分析，並立足於自然語言真實性的研究，從而勾勒出另一座早已存在的人文世界的拱橋。

總之，我之所以提出對現代社會價值基礎的理論探索要立足於科學哲學，並不是出於科學主義的信念，而是因為現代科學形成過程中保存了拱橋形成的過程及其結構信息。與既有的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研究相比，這項探索有相同的研究對象，但有著根本不同的目的和方法。

為了認識科學真實領域的架橋原理，必須先理解科學真實的符號結構是什麼。這樣一來，僅僅證明「什麼是自然數」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指出數學是什麼。也就是說，必須拓展對整個數學的認識論研究，以證明數學各門類均是普遍可重複的受控實驗及其無限制擴張的符號表達。為此，先要對作為數學基礎的集合論進行定位，指出為什麼數學必須建立在集合論之上，並比較集合論和數學的不同之處。

在數學哲學研究中，最困難的是論證機率論也是受控實驗的某種符號表達。在青年時代我就知曉，機率論的任何定理都是一些「成立的機率無限接近於1」的陳述。這種定理及其證明完全不同於數學的其他分支，當時我只是感到機率論基礎之奇妙，至於為什麼會如此，則沒有思考過。

現在我終於知曉了其中因由。機率論的基石是相空間的組合和機率，後者對應的是將控制結果不確定性納入普遍可重複受控實驗和某種測量結構（測度）的存在。如果說一般數學是普遍可重複受控實驗結構的符號表達，而機率論是將控制結果不確定性納入普遍可重複的受控實驗，集合論則重在研究主體如何給出一個自洽的符號系統，描述這種自洽性的原則就是集合論必須遵循的公理。

一旦確認數學是受控實驗結構的符號表達，就可以進一步分析科學真實領域的架橋過程。事實上，這也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解釋科學史。架橋開始於畢達哥拉斯的「萬物皆數」，後來通過發現「不可測比」線段，自然數中蘊含的真實性結構被引入線段測量和圖形之中。因此，我們常說現代科學起源於歐幾里得幾何學。在歐幾里得幾何學的示範下，符號世界和經驗世界之間的拱橋被建立起來，並不斷加寬，推動了現代科學的形成與發展。

在我們得到科學真實領域的架橋原理之後，就可以將其應用到人文領域。如前所述，20世紀哲學革命之後，語言學和語義分析在人文歷史研究中日益重要，但其哲學根據一直是朦朧的，因此一直無法真正發揮威力。

對人文世界的真實性拱橋的研究，先要剖析自然語言的結構。這包含兩個步驟：一是證明自然語言與邏輯語言的真實性結構不同；二是分析自然語言的真實性結構是什麼，以及它為什麼與社會（個人）行動同構。我發現，人文世界拱橋的主體部分就是社會組織本身。此外，如同數學中那些沒有經驗意義的符號（如虛數），自然語言這一符號系統中也包含非經驗的部分，其對拱橋的擴展極為重要。這些非經驗的自然語言就是終極關懷，它和現代科學本來不矛盾，但自然語言和數學不同，它是一個有指涉對象的符號系統，因此這些沒有經驗的符號常遭到誤解。

無論是對科學真實還是人文真實的研究，都是為了消除真實性誤解帶來的各種幻想，我稱之為建立開放的真實心靈。唯有如此，現代社會才能健康而穩定地發展。其中，對科學世界拱橋的研究屬於科學史和科學哲學領域，對人文世界拱橋的討論則是我在《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中所述的大歷史觀的哲學化，將大歷史研究與真實性結構的討論結合起來。這樣就可以解決歷史研究不能解決的問題，包括揭示現代社會結構和科學的關係，並證明道德的基礎不是形上學而是歷史哲學。

上述這一切實質上是闡述一種宏大的包含科學、人文和歷史的真實性哲學。論述符號世界和經驗世界的關係，是真實性哲學的核心。通過分析什麼是符號真實和經驗真實，可以建立一種連接科學和人文的認識論。20世紀哲學革命原本要建立一種立足於符號系統的認識論，但因忽略符號本身的真實性半途而廢，而真實性哲學要將這場革命進行到底。

當這一目標開始明確起來時，我深感自己和時代思想格格不入。大歷史研究在學術界已經屬於異類，甚至引起知識分子的恐懼。我建立了軸心文明的大歷史觀後，現在又要去探索包含科學和人文的哲學。這種事情不僅是19世紀以來沒有學者做過的，還犯了學術專業化的禁忌。即使要整合不同學科，也是專門研究在前、整合在後。而我要建立的哲學系統則反了過來：先提出一個整合性綱領，再讓更多的人來一起完成其細部研究。僅靠我個人無法建立真實性哲學體系，我能做的最多是寫一部勾畫其輪廓的著作。其中很多命題沒有展開，我的觀點不一定都正確，一些證明也許不嚴格甚至不成立，但必須先將它們提出來，以顯示克服現代社會危機的哲學是存在的。建立真實性哲學，需要一批哲學家將其作為志業。

從康德那裡獲得勇氣

2016年我決定開始有關真實性哲學的寫作，那時我已經69歲了。這項工作能夠完成嗎？

在剛邁入60歲時，我說過人生有三個30年，並以此來鼓勵自己。即便真是如此，自己的第三個30年也差不多已過去了1/3。這時，重讀康德的「三大批判」再一次給了我力量。康德完成「三大批判」時已有66歲，我只比當時的他大幾歲而已，現在開始新的哲學研究一點也不晚。

青年時代，我從馬克思那裡獲得哲學的勇氣，進入老年後又開始向康德學習，這種榜樣時序的倒退有時會使我感到自己很可笑：我是否像很多老人那樣懷舊而復古？令我欣慰的是，康德給我的力量不僅是不要懼怕年老，更是認識到綜合科學和人文所需要的經驗，以及與這種經驗相聯繫的獨特人生閱歷。我發現自己和所處的時代都與康德同構。

今天哲學史學家提出康德力圖超越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卻沒有看到他處在一個哲學被科學遠遠拋在後面的時代。康德出生時，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已經出版了近40年。以牛頓力學為核心的現代科學理論使哲學黯然失色，本來科學從屬於自然哲學，而在康德時代，無論歐陸理性主義還是英美經驗主義都無法理解牛頓力學帶來的認知革命。康德是最早形成現代意識的哲學家，他心中隱約地感覺到了現代哲學家面臨兩個難題：第一，人用符號系統（語言）把握對象，必須將哲學最基本的命題放到語言結構的大框架中考察；第二，為了理解科學是什麼，必須先正視數學，從哲學上理解數學是什麼，分析為什麼數學的運用可以大大擴充人類的經驗。

康德以判斷作為哲學的出發點，並用先驗觀念來論證數學的非經驗性及其對科學的意義，這是他那個時代對上述兩個難題所能做出的最有力回應。康德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找到了某種「真實性哲學」，儘可能包容那個時代的科學和人文知識，化解現代科學和宗教之間的緊張關係。在這個意義上，康德哲學正是針對啟蒙運動的困境，儘可能將現代價值建立在哲學而非宗教或民族主義之上。事實上，現代社會的困境本質上仍是康德時代問題的擴大，只是更為嚴峻罷了。然而，康德及之後的哲學家並未能根本解決上述兩個難題。

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繼承康德哲學，而是要以他那樣的心胸和勇氣再一次面對現代科學和人文的挑戰。

真實性哲學與康德的「三大批判」不僅在結構上相似，在很多細節上亦相同。

第一，二者共同面臨的難點是部分基本概念沒有明確定義，如經驗、理性。既往研究先用實體定義真實性，然後再討論符號系統的真實性。在真實性哲學的研究中，我完全放棄了實體概念，把真實性等同於信息的可靠性。這樣符號可定義為主體可以自由選擇的對象，經驗則指代不同於符號的感覺和操作。這些定義比以往來得清晰，亦具有更強的延展性。

第二，康德哲學在提出數學的定義之後，還必須定義時間和空間，從而將數學和物理學（自然科學）整合起來。真實性哲學亦碰到類似的問題。今日時間與空間哲學的研究分成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一是用自然語言來分析時間與空間，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就是例子；二是用數學來研究時空，它成為科學的基礎，但哲學家大多不懂相對論，更無人敢如康德那樣從認識論角度定義時間和空間。真實性哲學的研究則必須根據現代科學從哲學上再一次定義什麼是時間和空間，回答為什麼物理世界（真實的經驗世界）一定在時空之中。

第三，真實性哲學和康德哲學都直面現代科學，試圖解釋其哲學基礎。今天真實性哲學的研究如果要有意義，一定要能對科學前沿碰到的哲學問題做出回答。在康德哲學中，時間概念比空間概念更基本；真實性哲學則反過來，認為空間測量是最基本的受控實驗，而時間測量建立在空間測量之上。真實性哲學還提出：一個受控實驗在經驗上普遍可重複，包含了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其必定在不同地點、時間均可重複，我稱之為物理世界。二是不一定包含地點和時間，其可能是虛擬世界。真實性哲學在證明虛擬世界是物理世界（真實的經驗世界）一部分的同時，還證明了兩者的差別，即物理世界一定存在於時間與空間之中並是可以進行時空探索的。據此，真實性哲學發現了區別虛擬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判據。這再一次表明：康德式的哲學發問和探索是常青的，關鍵是我們必須根據知識的進步給出新的答案。

現代社會正當性的哲學論證

康德哲學最大的意義在於，通過理性中心的哥白尼式轉化，證明了個人自由是理性的自律，也是道德的基礎，並通過道德追求指向對上帝的信仰，證明終極關懷和現代科學並不矛盾。真實性哲學也必須回答與康德哲學類似的問題，那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權利的正當性基礎是什麼。

康德將自由作為整個實踐理性大廈的拱頂石，這為現代社會提供了價值基礎。在真實性哲學中，自由則是比一座大廈的拱頂石更為基本的元素。自從人創造符號並將自己和動物區別開的那一天起，人就是自由的，否則人不可能創造出一個不同於經驗的真實的符號世界。在此意義上，自由是元價值，也是真實性的基石。表面上看，自由是一種價值，真實性是認識論的前提。實際上，真實性在根本上是價值和認知的合一。也就是說，沒有自由，就沒有真實性。生命死亡之際，就是真實性消失之時，這時主體將處於真假不分的狀態，其本身亦不再存在。

現代社會是一個真實性可以不斷擴張的社會，也是以自由為元價值的社會。現代社會作為「人應該是自由的」這一價值的投影，必須建立在人對自由的認識上。

如果以發明符號作為「人是自由的」的標誌，那麼現代社會的建立必定遵循三個原則：第一，人是自由的；第二，人知道自己是自由的；第三，人應該是自由的。

如果我們回顧自由的發展史，就會發現一個悖論。一般來說，人先認識到自己是自由的，之後才會堅信人應該是自由的。實際上，在17世紀現代社會起源之初，人已經認識到自己應該是自由的，但直至20世紀，人才真正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也就是可以創造並使用符號。這種次序的倒置意味著什麼呢？歷史學家在敘述這一事實時，將其歸為現代性的神學起源。我認為，這本身就預示了今日思想危機的出現不可避免，因為認識論的滯後，今日被廣泛接受的現代社會的價值基礎存在缺陷。

人應該是自由的，這是主體將自身意志指向自由，一個穩定的開放社會之建立，意味著這一目標已經達成。由此可見，現代社會的起源只是這一目標意識的初現而已。人在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之前，已經建立了「人應該是自由的」的信念，只是該信念來自對上帝的信仰和認知理性的分離並存，還沒有自覺地意識到自由的基礎是真實性。

真實性哲學的目的，是把「人應該是自由的」真正建立在「人知道自己是自由的」這一認識論前提之上。我發現：只有完成這一轉變，人類才能在走出孕育現代社會的軸心時代之後，進入新軸心時代。

當然，我不會天真地以為這種純哲學思想的探索有助於克服終極關懷退出公共領域帶來的長期危機，而是想證明作為現代社會基石的個人權利具有終極正當性。也就是說，不管出現怎樣的歷史倒退，歷史教訓終會將人類引回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中，這就是現代社會是軸心文明新階段的真正含義。在認識論上，我終於看到：真實性哲學不是幻象，它確實存在。相比之下，我在80年代的科學哲學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我發現了一條有可能解決自己多年困惑的新思路，它通向何方，又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我不知道，但這是一條哲學界沒有走過的路。

我和青峰一起進行觀念史研究時，曾將進入過去的觀念並重演過去的社會行動稱為「擬受控實驗」。當時我就隱隱感到，立足於「擬受控實驗」和受控實驗關係的研究，似乎可以把科學和人文整合起來，現在才知道這不是一個隱喻，而是一條通向未知世界的道路。

我心中的80年代

我萬萬沒想到的是，打開真實性哲學大門的鑰匙居然藏在我20世紀80年代科學哲學的研究之中。通過對當時研究的再思考，我找到方向再一次出發。在真實性哲學的寫作中，當明確發現現代社會必須紮根於科學和人文這兩種不可化約的真實性結構時，我才看清了自己今日哲學研究和20世紀80年代工作的關係。

在20世紀80年代，我試圖將現代性建立在科學哲學之上，這實際上是在尋找現代社會的真實性基石。在20世紀90年代，我認識到由實然推不出應然，判定自己在80年代研究的問題無解，這背後恰恰是認識到兩種真實性結構的存在。真實性哲學的新發現則為科學真實和人文真實提供了共同的基礎，這無疑是指出：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意義上，真實性哲學研究仍然是我在20世紀80年代問題意識的延續。

我不是一個懷舊主義者，但研究本身使我感受到20世紀80年代是繞不過去的。這不僅是因為我本人的研究是從當年的論文開始的，還在於中國人的問題意識。雖然中國人對現代社會的認識在100多年前就開始了，但最近一次全面認識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波普爾的構想雖被證明是錯的，但20世紀80年代開啟的探索不應該終止。至少對我們而言，立足於真實性哲學的現代社會研究必須起步，這種研究是前人沒有做過的。我不可能回到20世紀80年代讓學術生命重新開始，但可以延續20世紀80年代的問題意識，再一次出發。20世紀80年代的問題意識是什麼呢？當時我表達不清，今天看來可以稱之為對理想的現代社會之追求。

一直以來，美國被視作現代社會的典範，很多人將其視為燈塔國。美國憲法來源於加爾文宗的聖約。換言之，西方現代價值的基礎是對上帝的信仰，以及與之並存的認知理性。在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常常會碰到一些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又信仰基督教的學者，其中很多人認為中國傳統社會要建立現代民主和法治，首先要信仰基督教。

我當然不同意這種看法，而且我從來沒有把西方作為現代社會之理想。迄今為止，西方現代社會雖然建立在對上帝的信仰與認知理性的分離並存之上，但並不一定永遠如此。現代社會離不開個人權利這一普世價值，但我們不能說離開了其起源的宗教前提（對上帝的信仰），現代價值便不能穩定存在。啟蒙運動力圖讓現代價值從宗教中獨立出來，結果是將民族主義和科學主義作為其前提，這帶來了啟蒙精神的缺陷，但這種缺陷並非不可避免。我把具有普世價值、有道德、有理想的社會稱為開放社會。「開放社會」一詞借用自波普爾，探索開放社會之路也始於科學哲學研究，但其內容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特有的，故我一直稱之為開放社會的理想。

中國學者面對一項西方學術界沒有進行過的理論研究（自然科學、歷史和中國哲學除外），往往會有深深的無助感。因為我們經常只是一個個孤獨的研究者，在西方卻是整個學術界共同進行理論探索。然而，我不相信開放社會只是我個人的理想，因為把中國文明歷史經驗加入西方經驗中，從更廣闊的視野探索現代社會的走向，這項研究正在起步。

人生既短暫又漫長。之所以說短暫，是因為半個世紀前的事仿佛就發生在昨天，而漫長指的則是那無休止的流變。特別是我這一代人，身處現代性遭受巨大挑戰的時代，心靈受到接連不斷的衝擊，前一個衝擊尚未過去，後一個又帶著排天的巨浪而至。讓我驚奇不已的是，人到老年，居然還在思考與青壯年時代差不多的問題，而我則全力以赴，始終如一。

在從事真實性哲學研究的漫長而艱苦的過程中，我總是想到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的話：「有人從西珥不住地大聲問我：『守望的啊！黑夜還有多久才過去呢？』守望的人回答：『黎明來到了，可是黑夜卻還沒有過去！你如果再想問些什麼，回頭再來吧。』」我想問的是：我們用一生提出的問題和得到的部分答案，會隨著自己這一代人的消失而中止嗎？我希望從青年一代中聽到回答。

《消失的真實：現代社會的思想困境》

作者：金觀濤

出版時間：2022年3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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