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征伐南方諸夷的戰爭，漢武帝時期43年打了14仗，平均每次戰爭間隔三年。

唐太宗時期：

貞觀二年（628年）攻打吐谷渾；貞觀四年（630年）滅東突厥；貞觀八年（634年）滅吐谷渾；貞觀十二年（638年）攻打吐蕃；貞觀十四年（640年）滅高昌國；貞觀十六年（642年）攻打西突厥；貞觀十九年（645年）攻打高句麗。

唐太宗時期南方基本穩定，戰爭針對的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差不多也是三年一戰。

從上面的數字明顯可見，二者的戰爭烈度無法相提並論，尤其是在衛青、霍去病去世前，幾乎可以用連年征戰來形容。

您或許會認為，唐太宗時期的戰爭規模大，要麼是數十萬大軍縱橫數千里，連戰數月甚至一兩年，又滅了東突厥和吐谷渾。

其實我個人認為，漢武帝時期的戰爭，從單次規模上看確實不如唐太宗時期，但意義卻更重大，勝利來得更加不易。

比如高闕之戰收復河套地區，漢武帝在那裡築城，建朔方郡，從此摘掉了懸在關中頭上的一把劍。再比如河西之戰，從此漢帝國掌控了河西走廊，為鑿通西域打開了一扇門，也斬斷了匈奴人的一條胳膊。再比如漠北之戰，從此匈奴人元氣大傷，也成功地讓漢匈實力徹底扭轉。

唐太宗時期的滅國戰爭，其實是針對某個政權的勝利，並不能實現對該地區的統治，其價值與漢匈戰爭無法相提並論。

02.對手實力不同

漢武帝所面臨的是一個巔峰時期的匈奴，它的疆域遠超西漢，也實現了對整個北方地區的統治，甚至征服了西域諸國。

那時候的匈奴，東起遼東，西至西域，北方二千里的戰線都是它的突破口。不光如此，他們還可以從隴山向東，直接威脅關中。

所以，漢武帝即位之初，時時刻刻都面臨著匈奴人從北面和西面的兩線夾擊。即便最強盛時期的秦帝國，也沒能保得住河西走廊。劉邦當年還遭遇了白登山之圍，呂后面對冒頓單于的調戲也只能忍氣吞聲。

唐太宗所面對的主要對手是突厥，一個走向沒落的草原政權。

突厥最強盛的時期對應南北朝時期，那時候北朝拿突厥當祖宗，北周甚至立了突厥女人做皇后。隋朝建立後，隋文帝採用羈縻政策，造成突厥東西分裂。

到隋煬帝在位期間，突厥反過來成了中原王朝的附庸。

雖然隋末大亂時期，突厥趁機插手中原戰事，逼得李淵一度低頭稱臣，但其衰弱的趨勢卻不可遏制。

東突厥滅亡後，北方草原進一步分裂，退回到部落混戰時期，唐朝一直採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從來不是單打獨鬥。

因此，漢武帝和唐太宗所面臨的的對手根本不是一個檔次，漢武帝要困難得多。

03.軍事實力差距不同

匈奴與突厥都是騎兵戰術，他們的戰力差距不大，但漢武帝時期和唐太宗時期的軍隊戰鬥力差距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知道，春秋時期的中國以戰車為主，一個國家有幾千匹戰馬就算是頂牛了。戰國時期開始逐漸向騎兵過渡，但依然以戰車為主。

到西漢初期，戰車依然是重要的戰爭模式，這種模式在中原地看不出弱勢，但與騎兵交戰時，其劣勢盡顯。

不是中原人不知道騎兵的重要，實在是農耕文明缺少草場，無法大規模飼養戰馬。

為了改變這個局面，漢武帝潛心準備，一邊通過貿易採購戰馬，一邊開闢牧場飼養戰馬，同時出台政策，鼓勵民間養馬。經過漫長的努力，這才勉強具備了騎兵的組建。

草原民族從小就長在馬背上，中原人沒這個先天條件，只能通過後天訓練，這個差距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事實上，正是因為漢武帝的軍隊改革，從此中原王朝才徹底邁入了騎兵戰術時代，拉平了與草原民族的差距。

唐太宗時期，我們不光在戰術上不落後，在武器裝備上遠甩對手幾條街。侯君集攻打高昌國時，各種攻城器械和火力，頃刻就毀了對手的都城。

可以說，唐太宗的勝利是先人成果的集體助力，其中就包括漢武帝的開創性工作。

04.戰爭收益差距大

不知道您是否想過，既然戰爭那麼燒錢，為何草原民族總是不斷挑起戰事？

這就是戰爭的兩面性，有人會為戰爭付出巨大代價，比如農耕民族，也會有人從戰爭中受益，比如草原民族。

草原民族的生產力過於落後，必須靠外來輸血才能彌補其先天缺陷，所以戰爭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台造血機，雖然會有代價，但相較於收益還是值得的。

而農耕民族則是自足自給的經濟模式，它可以形成獨立的自循環體系，對外部的需求不足，戰爭對農耕民族來說，幾乎就是失血行為。

唐太宗時期真的是靠戰爭才強大起來的嗎？絕對不是，本質上，唐朝的戰爭和西漢一樣，都是一種極大的消耗。

正因為如此，李淵曾經對突厥稱臣，李世民也曾經簽過城下之盟。沒辦法，那時候的國力支撐不起戰爭的消耗。

不過唐朝有兩個好條件，彌補了戰爭的損失。

一是草原諸部的分裂，讓大唐可以借力打力，而不是孤軍奮戰，這讓大唐的兵力儲備、調動，以及糧草供應等都節省了大量的支出。

比如滅東突厥之戰，如果沒有突利可汗的協助，是不可能那麼順利的。再比如滅吐谷渾的戰爭，如果沒有薛延陀諸部的合力圍剿，唐軍也不可能苦戰一年有餘，追擊數千里。

這一點太重要了，幾乎決定了一般的戰爭結果！

二是大唐對征服地的有效管理，產生了經濟效益，不再是「失血狀態」，從而保證了戰爭的持續性。

貞觀五年，李世民建立單于都護府，貞觀十四年又建立安西都護府，實現對北方和西域的有效管理。

這就意味著，草原部落走向漢化，並與農耕文化融合，而不再是兩種文化的單邊衝突。又是絲綢之路的興盛，極大地促進了大唐商業的繁榮。

唐太宗的這些條件，漢武帝時期並不具備，張騫出使西域，才使中原文明向西域邁出第一步。長期以來，漢武帝靠一己之力在茫茫草原苦戰，每次戰爭的後勤供應系統，就要消耗掉一大半物資。

也就是說，粗略計算，漢武帝時期打一次仗的消耗，相當於同等規模狀態下，唐太宗的兩倍。通俗講，漢武帝是自帶乾糧出征，唐太宗是吃別人飯作戰。

這種局面直到漢宣帝時期才得到改善，隨著西域都護府的建立，漢帝國才有了西域「根據地」和幫手。

可以說，漢武帝所做的一切都是開創性的，他是孤獨的拓荒者，付出的艱辛不應該被忽視。

05.發展潛力差距大

當一個王朝處於新生期時，社會矛盾基本被盪清，一個簡單的「與民休息」就可以讓國力迅速恢復。而當一個王朝發展到鼎盛時期後，各種矛盾會不斷激化，統治者即便使勁力氣也很難遏制下滑的趨勢。

漢武帝時期，漢帝國已經達到頂峰，戰爭模式也是按照鼎盛時期的國力來設計的。它所帶來的惡果就是，一旦財政收入不足以彌補戰爭損失，就可能導致國力的迅速衰微。

漢武帝在對匈戰爭中的態度非常極端，他認為必須畢其功於一役，而對戰爭的長期性，以及國力的消耗估計不足。

事實上，漢武帝的每次用兵代價都是驚人的。以漠北之戰為例，出征時14萬馬匹，僅僅回來3萬匹。

大量服兵役的士卒需要自備糧食，他們趕著牛車上戰場，戰後車沒了，牛吃了，即便士兵活著回來了，這個家庭也破產了。

而下一次戰爭的準備，依然按照當前的國力水平統籌，而事實上，那時候的漢帝國已經不堪負重了。

唐太宗時期則是初唐，國力處於恢復期，戰爭模式是按照較低的計劃的。

以唐初的國力，其實遠不如漢武帝時期，但卻「因禍得福」，因為經濟水平不夠，起戰爭的模式也是按照較低的供應水準安排的。隨著國力的恢復，後期的戰爭反而「越打越闊綽」。

一個人先甜後苦的日子難過，先苦後甜則很有幸福感。一個王朝何嘗不是如此，漢武帝過得就是「先甜後苦」的日子，唐太宗過的恰恰是「先苦後甜」的日子。

因此，不能但從表面上的成果比較漢武帝與唐太宗的戰爭，更不能將唐朝的強盛歸結為「打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