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上海還在「靜止」。截止5月9日，上海市共劃分封控區9191個，涉及人口數211萬；管控區18925個，涉及人口數327萬；防範區46156個，涉及人口數1792萬，占上海常住人口的93%。第一輪進入隔離的居民，被封控的時間已經超過了50天。
4月16日，公眾號「照路明」發布了一份關於上海居民心理狀態的調查報告。在其於兩日內回收的超過1000份調查問卷顯示，上海居民的負面情緒已經到達了兩年內的高點，一線防疫工作人員可能面臨最高的心理壓力，其次是學生。
心理健康問題，一直是新冠疫情出現後最重要的次生災害，甚至沒有之一。而此時的上海，一場正在爆發的心理危機亟待治癒。
文 | 賴祐萱
編輯 | 金石
運營 | 月彌
心理諮詢師們也在忙著搶菜
疫情發生之前，上海是全國心理諮詢需求最大的城市之一。
2021年，一份全國心理諮詢行業發展報告顯示，中國擁有心理諮詢企業最多的地區是上海，共有3.58萬家，超過第二名的廣東省1.23萬家。
朱春雄一是上海心理健康服務機構「簡單森林」的諮詢主管，他告訴每日人物，在美國波士頓學院完成學業回國時，上海是身邊很多留學生的首選，因為，上海不僅心理諮詢企業最多，這座城市的居民對於心理健康的關注和認識也相對高於國內的其他城市。
在這次上海疫情爆發之後，他們收到的諮詢量大幅度下降。
心理諮詢是一份很依賴線下會面的工作，無論對來訪者還是諮詢師，線下諮詢的優勢都是線上無法替代的——在線下，諮詢師可以看到來訪者的動作、眼神、肢體語言。還有許多細節——第一次見到來訪者的瞬間，對方的眼神是直視還是迴避，講述過程肢體逐漸放鬆還是始終緊繃，哭的時候會不會伸手去拿紙巾，這些都可以幫助諮詢師更好地判斷來訪者的心理狀態。很多來訪者也會反饋，線下諮詢室讓他們更安全，更沉浸，如果線上諮詢，他們可能會受到家人或同住人的干擾。
但封控之後，會面的場地沒有了，不論來訪者還是諮詢師都在居家，很多來訪者也不願意進行線上諮詢，只能選擇放棄或延後。朱春雄一說，他的諮詢量也從每天2次降低到每周2-3次。
心理諮詢師趙家藝記得，3月中下旬是她內心最動盪的日子。心理諮詢師與來訪者的約見大多都在每周的固定時段，無論哪一方有事請假，都需要提前24小時以上告知。但在那段時間，這種規則完全被打破了。
早晨一睜眼，發現小區封了。或者整個街道都出不去了。諮詢只好推遲，然後一推再推，很多諮詢師第一次有了無限期停業的感覺。
但更實際的問題是，疫情初期的上海，似乎沒有人有精力考慮心理諮詢這件事。那段時間，身在上海的諮詢師之間流傳著一句調侃：心理諮詢師不在做諮詢，而是在搶菜。
和所有普通的上海居民一樣，心理諮詢師們也被隔離在家，小區封閉，他們也要面對非常現實的問題——今天能否出門？能不能買到菜？買到什麼菜？家裡的物資夠不夠？老人小孩生病怎麼辦？
慌張——是這場心理危機最初的表現，「大家還處於一個應激的狀態，時間和精力都在食物上，沒有多餘心力關注內心的問題。」
心理健康服務平台簡單心理的CEO、創始人簡里里也被困在上海。每日為了買菜而煩惱，她深切體會到了來自生存本身的壓力。
2020年，武漢疫情時，簡單心理設立了一條免費援鄂心理熱線，從全國招募了幾百名諮詢師為武漢居民服務——其中就有很多來自上海的諮詢師。這也是當時國家衛健委推薦的唯一一條提供疫情支持的民營心理熱線。
但這一次，簡里里看到，很多心理諮詢師本身也要面臨物資緊缺等現實問題，很難再去承擔其他人的情緒困擾，「他們自己得先吃飽，過得好，才能談別的問題。」
對於普通市民來說，在那個慌張的時候，他們需要的，也是具體的生活物資和幫助，而不是心理諮詢。
心理諮詢師趙家藝記得，物資最短缺的那個階段，有一天，朋友氣沖沖給她發來信息，他說，別人家都收到了單位送來的物資，只有她收到了公司的一封信，結尾寫了一串號碼——上海心理諮詢熱線。「當時她就崩潰了。」趙家藝說，「人們現在不要這些東西，就要解決現實的東西。」
「心理干預真正起作用，一般都是現實的危險已經解除（的時候）。」簡里里說，她打了一個比方，假設當一個人正在挨打的時候，一位心理諮詢師走過來，安撫他，不要害怕，是沒有任何幫助的，「這時候，需要有人幫你買菜，幫你買藥，幫你來打架。它是個現實問題，不是個心理問題。」
定鬧鐘搶菜成了許多上海居民每天最重要的事之一。圖 / 網絡
無法撥通12345的市民，
開始撥打心理熱線
3月14日，上海市醫務工會發起、舒輔EAP（員工心理援助項目）承辦的醫護心理關愛熱線啟動，這是上海市在本次疫情中最早且持續開通的心理熱線之一。
通過這條熱線，心理諮詢師秦海清晰地感受到了上海居民心理狀態的變化。
海報發布前，作為熱線負責人，秦海敲定的服務截止日期是：3月27日。「兩周，我覺得兩周肯定搞定了。」他非常樂觀，在此之前，上海一直以精準防控著稱，風險區域可以精確到一家奶茶店。他對這座從小長大的城市很有信心。
這串熱線號碼通過上海工會體系，下發到各個醫院和醫療隊，但頭幾天，鈴聲一次都沒有響過。
諮詢師們意識到了一個問題——醫護人員從穿上防護服到脫下服裝，大概要經歷7個小時，人困於防護服中，根本無法顧及情緒問題。只有當他們脫下防護服，回到駐地，才有可能想起自己的家人，想起自己，想起自己心底那些強烈的、糟糕的體驗。
為此，熱線延長了服務時間，從晚上9點延長至夜裡12點。果然，電話陸陸續續地來了。
電話接通後，心理諮詢師們發現，大部分醫護人員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緊張、焦慮、恐慌，幾乎處於情緒的應激狀態。
除了在一線巨大的工作量，一些醫護人員有基礎疾病，需要長期配備胰島素、哮喘藥，但由於臨時被指派去採集核酸，隨身藥物不足，每天都沉浸在焦慮之中。電話里，他們不停詢問，如果我沒有及時服藥，倒下了，采不了核酸，這樣會不會給採集任務造成很大的困擾？
秦海說，那個階段，很多醫護人員認為如果自己提出休息，會被別人看不起，會被認為是一個逃兵，會因此產生強烈的「恥感」。
還有很多集中隔離點、方艙醫院打來的電話。那裡醫護人員的焦慮來自於成百上千居民的湧入，身邊同事接二連三被感染，一切仿佛望不到盡頭。
面對這種狀況，熱線的服務對象的範圍也一點一點在擴大。上海精神衛生中心醫療隊陸續抵達各個方艙。在方艙，除了醫護人員，一些志願者、方艙內的市民也會來求助——慢慢地，這些市民又將號碼傳遞給方艙外的親人朋友。還有一個小區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公眾號，將熱線的海報放在了推文里。
熱線的名字也在不斷變短，最初，這條熱線叫「上海市抗疫醫護心理關愛熱線」，被帶進方艙後，「醫護」兩字取消了，改為「上海抗疫心理關愛熱線」——這一刻開始，熱線上的諮詢師們聽到了無數上海最普通居民的聲音。
也有諮詢師提到，很多居民會因為無法撥通12345、120而撥打這個電話，接通時，他們說的第一句話往往都是——「終於有個熱線不是忙音了。」
這些聲音對外地諮詢師們造成了很大的衝擊。他們會不斷問上海本地的諮詢師，這是真的嗎？
因此，每天除了交流日常狀況，上海本地的諮詢師們還需要告訴外地同行，這座城市正在發生的，一些實際的情況，為了他們也能更好幫助來電的居民們。
而在這條心理熱線的海報上，熱線的截止日期也一變再變，3月27日、4月10日、4月24日……秦海說，現在心理熱線跟上海隔離模式一樣，7天又7天，現在，這條心理熱線的截止日期已經變更為5月22日。
圖 / 人民視覺
有人憤怒，有人在假裝平靜
焦灼的疫情中，心理熱線開始成為上海市民情感支持體系的一部分，一個類似可樂、薯片、紅酒、肥皂劇的工具。
簡里里形容，如果說心理諮詢像治病，那麼熱線電話更像一枚創可貼。不確定能不能止血，至少可以給對方一些小方法。比如，告訴來電者一個心理常識：很多負面情緒的出現是正常的，你的心理是健康的。
整個4月，多位心理諮詢師都發現了一個狀況——很多身邊人、諮詢者都出現了對「負面情緒」的排斥和抵抗。他們認為哭泣、生氣和發怒是非常糟糕的，是需要隱藏的。他們覺得只有控制住這種情緒，才能保持內心的穩定。
簡里里也說了一件小事。
簡里里很快回復她，「心理健康不是叫人歲月靜好、接受生活哈。是叫人該憤怒的時候能憤怒，該悲傷的時候能悲傷。」
這也是多位心理諮詢師都對每日人物談起的課題——不要迴避憤怒，不要認為憤怒是一種負能量，恰恰相反，在遭遇困難的時候感到憤怒，是正常的心理反應。
健康的心理狀態，是一個人能夠對周圍環境做出適應性的反應：遇到糟糕的事情，該憤怒的時候憤怒，該哀傷的時候哀傷，遇到開心的事情，感到高興的時候就能高興。簡里里說，如果你的基本生活沒有保障、又看到很多糟糕的新聞、網絡信息，還能夠無理由地感到平靜，覺得生活特別美好，特別積極，這才是令人感到擔心的。
看到簡里里的回覆後，女孩的情緒在那天質問居委會物資問題後爆發，大哭了一場，這時，她才意識到，自己假裝平靜的心理狀態才是不健康的。
心理諮詢師們強調，負面的體驗是幫助人們生存下來的信號。當我們看到不公發生，自然會有一些憤怒、害怕，這是因為內心希望環境有所改變，這時的憤怒也意味著我們在捍衛自己。「那些看起來偏執的，特別焦慮的人才能活下來。因為你才能搶到菜，才能及時為自己尋求幫助。」簡里里說。
4月13日，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李松蔚發微博說，有人採訪問他，有什麼調節情緒的建議。他說，沒法調節，除非不去想「為什麼」或者「怎麼辦」這樣的問題。他也提到了憤怒的情緒，他認為，憤怒說明還有期待，還在相信「事情不該是這樣的。」李松蔚說，「憤怒現在是奢侈的。」
心理諮詢師王君冉也提到，大家千萬不要羞於表達自己的憤怒，「敢於憤怒對心理健康以及創造更好的世界都是有必要的，如果你在疫情封控期間經歷包括憤怒、傷心、恐懼在內的情感，不要因為這些情感本身而感到羞恥，它們的存在都是有意義的，至少這些情感在確認你是個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圖 / 視覺中國
容易被忽視的高校學生
4月，上海大學的教師劉波在朋友圈呼籲，應當重視封閉期間學生們的心理健康問題。他說，「上海大學自3月初就封閉了，僅就本人有限的了解，已有若干同學處在崩潰的臨界點，請務必引起重視！」
2020年中南大學一項針對新冠疫情中大學生具體的心理問題調查顯示，高年級學生易出現抑鬱和焦慮心理困擾，低年級學生易出現恐怖心理困擾，女生比男生更易出現心理困擾與問題，男生比女生更易產生敵對情緒。
據統計，上海有超過70萬人數的高校學生（包括本科和研究生）。疫情防控中，他們都被要求在學校保持靜止、甚至足不出戶，但由於物資保障相對充足，校園內的環境也比較單純，因此，他們也會成為一個很容易被忽視的群體——外部的人們會默認他們很安全、很健康，這種忽視甚至包括他們的父母。
小樂已經不記得具體是哪一天被封校的。但她還記得收到通知的那個周日，所有同學都跑到校園小超市瘋狂採購零食、飲料，她在上海一所高校讀研究生，住在學校人數最大，最密集的一片校區。
最初，日子沒有太多改變，大家還能去教室上自習，去食堂打飯，在圖書館借借書。天氣好的時候，校園大草坪上「長」滿了同學，沒人捨得回去。
但4月初的一天，學校突然通知足不出樓，所有人都要「靜止」在宿舍樓里。當時，唯一獲得校園行走權的，是學校的志願者們。他們可以穿著防護服在固定時間走出樓，去食堂取餐，再派送到每一個宿舍。
很快，每天的志願者名額都會被瘋搶。每天，學校會發布一個在線文檔連結，每棟樓早中晚三餐的志願者排班表，有意者可以將名字填在空白處。不到一分鐘，所有空格都被填滿了，競爭者大概有幾千人——小樂形容那場面和上海迪士尼搶玲娜貝兒玩偶差不多。
被封在宿舍，小樂慢慢發現，自己對時間和空間的概念變得模糊。50多天都在重複同樣的生活：早上9點多起床，收到了早餐——看看新增病例數，感到解封無望——做運動——12點了，發午餐了——吃完睡個午覺——看書看劇——五點了，發晚飯……一天24小時，用三次放飯時間劃分，什麼時候日落了，什麼時候天黑了，全然不知。
同學們甚至羨慕起了那些被封在家裡的居民，因為他們每日還可以搶菜，還擁有自己做飯的生活——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定程度的選擇權和自由。
做核酸，是小樂唯一能夠走出宿舍樓的機會。幾百米的一圈路，每次她會特意放慢腳步，走得非常非常慢，一步當作兩步走，「從來沒覺得走路是這麼自由。」有一天，小樂想偷偷再繞一圈，「就多一圈，一圈而已」，但剛走了七八米，迎面走來一個穿著防護服的老師，她感到心虛，覺得自己犯了什麼不得了的錯。
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完全被切斷。為了和外界保持微弱的聯繫，每天傍晚她會走在宿舍的小陽台，吹一吹風，讓自己保持清醒。
小樂所在學校的住宿條件，已經是上海高校中相對舒適的。另一位上海高校的研究生，講述了他封控期間的生活狀況：近一個月沒有洗過澡，上廁所需要在微信在線排隊取號。有專人上門核酸，所以活動範圍只能在宿舍內。今年6月本是他畢業的日子，但現在實驗全部停滯，畢業的日子遙遙無期。
最難過的時候，小樂向父母傾訴過，但爸爸媽媽感到不解，認為她是矯情，無病呻吟。為此，她還和父母吵了一架。
父母認為，學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群人，三餐有保障，安全有保障，即便學校偶爾還是有陽性，但是感染風險還是很低的。封控期間，小樂也聽到了各種各樣的評論，「差不多得了吧。」「有什麼可抱怨的？」「為什麼要哭，就是給你閒的。」
小樂說，自己明白這些道理，也知道學校做出了很多努力，「你知道很多人比你更辛苦，很多很多人比你更慘，所以你的情緒在這個時候看起來，是那麼不值得發泄。」
諮詢師朱春雄一說，學生是很無助的一個群體，也是很容易出現心理危機的群體，高校學生也容易造成群體性的情緒問題，因為大家住在同一個空間，相互影響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每個人情緒低落，聚集在一起很可能會加劇負面感受。
據了解，針對本輪疫情，復旦大學、華東師大、同濟大學、上海交大等上海高校都設立了本校的心理熱線。
但是，不少學生都發帖提到，在撥打校園心理熱線後，個人隱私信息可能得不到保護。一位上海的研究生說，4月封控期，學校增加了心理醫生和熱線，但有同學嘗試後被告知輔導員。一所吉林高校學生說，學校讓大家匿名填寫心理健康自測表，第二天班主任就打來電話。
除了對個人隱私的擔憂，一些高校的心理熱線還存在一個問題，很多諮詢師由心理學方向的在讀研究生組成，他們的一線諮詢經驗相對較少，也有學生反饋校園熱線提出的建議相對刻板和教條化。
對此，朱春雄一建議，面對龐大的學生基數，需要有更多的社會力量進入，如果僅靠現有的高校心理工作體系，估計會難以支撐。
上海，一名學生正在上網課。圖 / 人民視覺
醫生群體需要疫後心理援助
關於應激事件發生後普通人的心理過程，諮詢師們的描述是：大家首先會感受到慌張、擔憂、焦慮，然後是激動、憤怒、煩躁，接著，感受到無助，最終陷入一種麻木的狀態。
心理諮詢師王君冉提到，如果一個人的需求不斷經歷來自外界的挫折、失敗和打壓的時候，長期下來，人可能會進入一種「習得性無助」，產生放棄、麻木、無助甚至自我麻痹的狀態。
在封控不斷延長中，越來越多的上海居民還是感受到疲憊、無力，甚至麻木，而最早進入這一心理狀態的，則是醫護群體。
秦海說，通過自己參與的這條「醫護熱線」，他能感受到上海醫護人員群體有「非常非常深的無力感」。
一個多月來，他看見醫務工作人員幾乎全員被捲入這場抗疫工作——幾乎所有醫護都在採集核酸，包括心理科的醫生，也要放下手中工作，到一線採集核酸。「4月5號一天，全上海的市民采了一遍，2500萬例的核酸，什麼概念？你想想看。」
密集的核酸採集和超過一個月的封控期，使得許多醫護根本沒有時間處理自己的感受。4月中旬，秦海團隊做了一次醫護群體的心理狀態測評，他發現相當比例的醫護已經呈現了重度焦慮、重度抑鬱的症狀。
秦海說，對醫護人員來說，很多創傷應激綜合徵會逐漸轉為慢性的PTSD，因為他們經歷的不是道聽途說，而是實實在在的「災難現場版」。這種長期的高壓狀態使人麻木，其中一些醫護人員卻不得不保持這種「麻木」，因為只有麻木，才能使他們繼續工作。
面對這些醫護的來電，熱線心理諮詢師們需要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共情他們的疲憊、辛苦和付出。他們會對醫護人員們表示尊重和讚賞，讓他們感到被理解，被看見。
接著，幫助他們探尋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們到現在，是家人，是使命感，還是一些其他原因，是不是能夠依靠這種力量，再堅持一下？
如果這些內心驅動力已經無法支撐他們走下去，那麼，諮詢師們會給他們一些建議，在很疲憊很無力的時刻，一定要和領導、和夥伴們溝通。「我們需要告訴醫護人員，每個人包括他們必須要學會呼救，學會表達自己的需要，這種表達並不是羞恥的事情，對你，對團隊都是負責的事情。」
秦海還提到——儘管他不知道上海何時解封，何時正常化，但在4月中旬，他已經向上海市醫護工會提議：疫情之後，要對全市幾十萬甚至百萬的醫務工作者進行一場心理關愛行動。
他說，上海疫情對大部分行業來說，都處於休息或減少工作量，復工復產後面對的是如何進入工作狀態的問題。而醫護人員卻沒有喘息時間，復工後，他們又將回到正常的業務狀態——不僅是上海2500萬人，還有整個華東地區乃至長江以南居民的醫療需求。
世博方艙，兩名醫護人員正在討論工作。圖 /人民視覺
女性會比男性受到更嚴重的影響
當心理狀態逐漸失去彈性，一些人會面臨抑鬱風險。
2021年2月，中國疾控中心周脈耕團隊在《英國醫學雜誌》發表一項針對武漢疫情時的超額死亡率和中國其他地區的對比研究。研究發現疫情發生的前三個月，武漢居民的焦慮、抑鬱情緒增加，自殺率上升66%，其中，湖北地區整體自殺死亡率與武漢相似，也發生明顯增加。研究指出，這可能是由於新冠疫情爆發引起的心理健康狀況不佳。
自從新冠疫情出現後，心理健康問題一直作為重要次生災害之一。
2021年10月，醫學雜誌《柳葉刀》也發表了首個新冠大流行對心理健康影響的全球研究。
該研究指出，新冠大流行期間，2020年全球新增了5300萬例重度抑鬱症病例和7600萬例焦慮症病例，而重度抑鬱症和焦慮症都會增加其他疾病和自殺的風險。其中，心理健康方面，女性比男性，年輕人比老年人受到更嚴重的影響。
關於女性為什麼會受到更大的影響，一份關注新冠疫情心理疾病重點人群的論文提出了以下幾點原因——
女性還需要承擔家務和育兒負擔，疫情導致很多學校、託管中心關閉，女性的看護壓力也會增大；
女性大多是家庭中的照護者，新冠疫情要求女性在家中擔任老師、護理員、協調員；
新冠疫情下，受到主要衝擊的航空、酒店、餐飲、保育和零售業的從業者很多為女性，失去穩定收入也會導致心理健康問題。
對此，《柳葉刀》那項研究的作者之一、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流行病學家Alize Ferrari還有一項補充：女性更有可能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封鎖和居家令期間，家庭暴力的流行率有所增加。
關於如何在疫情中保護自己的心理狀態，諮詢師們也給出了一些建議——
要學會「接受」和「照顧自己」。無論體會到任何情緒，先不要急於解決它，修復它，而是接受這種糟糕的心情。心理諮詢師們說，他們之所以比很多普通人更快適應「隔離狀態」，是因為他們對壞的情緒是有所覺知的，一旦發現，會立刻先接納這種情緒，下一步，才是照顧它。
至於照顧自己，一方面，需要給自己一些休息和關注。特別是家中有孩子、老人和病人的居民，很多關注和精力會放在別人身上，自己的情緒和需求卻被隱藏。這時候，人們需要拿出一塊時間，只關注自己。
另一方面，要允許自己做不到。封控期間，很多人希望自己能讀讀書，做做運動，做得到當然好，做不到也不要給自己壓力。朱春雄一說，他會允許自己上班時候摸摸魚，看書和運動時間減少了也不會責備自己。秦海也提到五一期間，他停掉了熱線之外的所有諮詢工作，哪怕沒事幹，也要讓自己休息。
除此之外，找到自己的「情感支持系統」非常重要。組成這個支持系統的，可以是「人」，比如家人、朋友、戀人、網友、心理諮詢師等。也可以是一件具體的事情，比如做飯、運動、畫畫、寫作等。
還有，要增加自己的「控制感」。想想平時做什麼事情，最能讓你擁有成就感？開發一道新的菜譜，給家裡來一次大掃除，在固定時間追完一期綜藝，還是創作一幅很好的畫。
王君冉將此刻的上海比喻成有無數果肉的蘋果汁。現在，蘋果汁正在被瘋狂攪動，捲起了一場果肉們也沒有辦法改變、掌控的暴風雨。果肉們能夠做的，就是保護好自己，讓自己穩定下來，慢慢沉下去。
很多人被困在家中，工作和生活的邊界越發模糊，人們很難意識到這種狀況實際也會對心理造成影響。諮詢師們建議——空間上，大家可以從一個位置換到另一個位置，來界定上下班的時間。也可以為了自己泡一杯咖啡或者茶水或者熱水告訴自己上班了。合上電腦，就是下班了。
關於保護自己的心理狀態，朱春雄一還提供了幾個具體的小方法。
寫日記，記錄每天發生的事情，哪怕流水帳也可以。這不僅是對心理狀態的緩衝和疏解，也對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創傷有一些幫助，至少，情緒曾經被認真面對過，處理過。
看《動物世界》等自然類的影視作品。注意力的轉移，會讓人暫時離開現實世界，沉浸在另一個世界之中。這時，現實世界中的痛苦會相對減弱。
和別人共享螢幕看一部電影。一方面，滿足了人際連結感，另一方面，讓自己專注於一塊螢幕，而不會被其他消息吸引。
還有，可以將你僅存的食物進行分類，劃出一部分獎勵性質食物。如果這一天感到痛苦，那麼多吃一點獎勵自己的物資，從心理暗示上給自己寬慰。
但如果你的心理狀態出現這樣的狀況——對過去感興趣的人和事不再激動，長期處於一種偏執或極端的情緒，產生了嗜睡、早醒或入睡困難等睡眠障礙，突然吃的更多或吃的更少，產生自殺自傷的念頭，身體經常發抖、發汗、發麻和心悸，這說明它已經進入了危險狀態，要第一時間向外界求助。
圖 / 視覺中國
疫情還遠未結束
疫情總會慢慢消退，封控也終有一天會解除，但是，有些創傷會永遠留下。
秦海提到，今年4月，在一次公開演講中，中國科學院院士，精神病學與臨床心理學家陸林說了一段話，「我們確定，新冠肺炎疫情在地球上消失的時間不確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對我們人類精神心理健康的影響至少要持續二十年以上，近期是不可能恢復到從前。」
「上海經歷了這兩個月，未來可能需要很久來撫平心理創傷，這個影響可能長達10年到20年。」秦海說。
兩年多以前，秦海深度參與過武漢疫情的心理援助，他說，表面上看整個武漢已經恢復了往日的生機，但如果試圖剝開繁華的，煙火的外表，走進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個體去，深層地了解每個人的狀態，會發現有些人已經走出來，有人還沉浸其中，甚至有些人不願意再談起那段記憶。
而這次上海疫情，與武漢疫情有所不同，它可能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影響。至於這些影響具體是什麼，幾位心理諮詢師們也給出了自己的預判和意見——
首先，是對物資的不安全感，很多人可能會出現囤積物資的現象。希望冰箱永遠是滿的，希望家裡始終存儲一些物資，甚至一些正在裝修新家的人會安裝更大的，更多的冰箱。
其次，人們可能對一些重複性的事情產生創傷。比如，核酸。儘管它看起來那麼微不足道，但因為重複多次，它的結果又和陽性、隔離、方艙以及後續的生活產生緊密聯繫，因此，它會對人的內心會產生微妙但又不可忽視的影響。
未來，當人們去醫院耳鼻喉科就醫，接觸呼吸道相關的檢查，看到防護服或醫療測試用具，可能會感受到神經緊繃、呼吸侷促等軀體化反應，也可能夢見長時間排隊的場景。
類似的情況還有一些負面的新聞事件可能會多次、重複出現在人們的腦海或夢境中。一些去過方艙、集中隔離點的居民，也會突然閃現當時的情景和體驗。
人們也許會變得害怕生病。這種害怕，是對生病帶來不確定性的恐懼，以及撥打120、撥打急診電話的恐懼。一位心理諮詢師說，甚至有人會因此提出一些對自己無理的要求，比如不允許自己生病，不允許自己生病到就診的程度。
陽性患者們愈後的心理狀態也值得關注。不僅是社會對陽性病例的污名化，還有距離他們最近的鄰里關係，人們如何討論，如何評價，都會這些患者造成不可逆的影響。
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如果在這個期間與父母分開，很可能造成分離性焦慮。父母應該更為關注孩子們的情緒，他們或許不太會呈現低落、或抑鬱的症狀，但他們會更多表現為發火、對人際交往的退縮。
秦海建議，父母需要注意，因地制宜給孩子創造活動空間，給他們多一些選擇。也不要要求孩子一定要完成多少學習任務，「這時候大人都做不好，也不能要求孩子。」
此外，社區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媒體工作者都要注意自己的心理狀態。這段時間，他們會無差別地接受海量的信息，尤其一些媒體的工作者，信息就是工作的本身，相比其他群體，他們更容易產生替代性創傷。
這次疫情，朱春雄一發現一些上海的居住者們產生了一次身份認同危機。上海本地人的自豪感和自尊感受到了衝擊，新上海人們開始思考自己與這座城市的關係。
秦海說，「我覺得，要花好長好長的時間去慢慢再收拾回來，拾回我們從前的那個信任。大部分的老百姓的心理韌性或者說回彈力應該相對比較好，會恢復的，會回到那種從前的狀態。但是，或許，有一部分人可能真的是回不到從前了。」
但病毒可能還會來，秦海說，當它重新出現的時候，上海人對2022年這個春天的記憶可能會被全部喚醒——只要病毒還存在於地球，人們可能就會時刻擔憂、恐懼這件事情的發生，而這種恐懼本身，就是一種最長久的創傷。
圖 / 人民視覺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小樂為化名）
感謝心理諮詢師秦海、朱春雄一、簡里里、趙家藝、王君冉、陳曦、Kelly為本文採訪提供的專業支持與幫助。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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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hi, L., Que, J., Lu, et al. (2021). The impact of quarantine on mental health status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Molecular psychiatry
[4] Liu Zhaorui and Han, et al. (2020)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Doctors and Nurses During COVID-19 Epidemic in China. Available at SSRN
[5] 連選,譚鑫,張江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大學生心理問題調查及干預對策研究》高教學刊,2020
[6]韓冰,陳紅光,劉肇瑞等《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醫護人員心理衛生服務需求分析》中國心理衛生雜誌,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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