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復高考提出16字方針，鄧公刪掉4個字，改變千萬考生命運

而且大學的學制不但進行了縮短，日常活動也變成了以工農兵改造大學、管理大學為主，大學的科教職能被極限壓縮，「工宣隊」在學校占據了主導地位。

在那段動盪的歲月，不但很多知識分子倍受壓抑，就連科學文化知識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以至於在一段時間之內，「讀書無用論」大行其道，學生們不以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為榮，反而攀比考零分、不上課、批老師。

這種混亂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77年，才出現轉機。

「把報告追回來」

1977年8月4日，剛剛復出不久的鄧公，在北京飯店親自主持召開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

在這場會議上，他與30多位科學和教育工作者、相關部門的負責人，一起討論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問題。

在會議開始的第一天，老人家聽取了與會人員的意見之後提出；對那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通過自學達到了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麼辦法、經過什麼途徑選拔回來。

這種人成千上萬，要非常注意這部分人，愛護這部分人，千方百計地把他們招回來，讓他們中有資格和能力的人上大學或當研究生。

老人的這個提議，雖然得到了與會人員的廣泛贊同，可擺在面前的卻有一個棘手的問題：這類人的名額怎麼算？是不是納入高考人數名額？

對此，老人豪邁地一揮手，說：「不要定什麼名額，這樣的人才，有多少我們就選多少！」

1977年8月6日，座談會開始討論高校招生一些情況。

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查全性教授，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發言，矛頭直指當時實行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問題：

第一：埋沒人才。

當時的招生制度，對熱愛科學文化的青年太不友好，造成了大量熱愛科學，善於思考的青年才俊被打壓埋沒。

第二：卡了工農子弟上大學。

當時的招生制度本意是幫助工農子弟更方便地上大學，但是在實行的過程中有些人濫用自己的權力，造成真正的工農子弟反而常常被頂替名額。

第三：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

大學招生本該以學生的能力和品德為基準，但當時的招生制度，卻演變成了比家庭、比身份。

第四：嚴重影響學生們學習和教師們教學的積極性。

當時的招生制度不看成績，造成學生們不願意學，而老師們也不願意教的情況。

查全性教授特彆強調；招生工作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

他認為當時的大學新生質量之所以沒有保證，一是因為中小學生的質量就夠不高，二就是當時的招生制度有重大問題，甚至可以說是大學生質量不高的主要問題。

最後查全性教授強烈呼籲，儘快進行招生制度改革，能在1977年解決就不要拖到下一年。

查發言過後，在場的吳文俊、王大珩、鄒承魯、汪猷等專家，紛紛發言表示贊同查的意見，強烈建議黨中央、國務院下大決心，對當時的招生制度進行一次根本性的大改革，寧可1977年的高考招生推遲兩個月，也要進行高考改革。不然的話1977年高校再招來20多萬人，中間又會有很多不合格的，那樣會浪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座談會上的參會人員們，也紛紛揭露當時招生制度的弊病。

有人提到清華的教育質量時舉例子說：當時很多人原本只有小學畢業，才補習了短短8個月，就去學清華大學的課程，而且讀了3年還真就畢業了，根本就沒什麼真才實學！

鄧公聽到此言之後，當時就十分不滿地講：「那就應當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哪能叫大學！」

專家們的話對老人造成了很大的震動，他聽完之後就轉頭問當時擔任教育部部長的劉西堯：「你看今年就恢復高考，還來得及嗎？」

劉回答說：「推遲半年招生，還來得及。」

老人點了點頭說：「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老人的明快果斷，當即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

座談會上專家們提出的，恢復高考前實行的統一考試、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的高等學校招生辦法，也得到老人家的明確肯定。

早出人才、早出成果

1977年8月4日的教育座談會結束後，雖然已經明確了儘快恢復高考的方向，但是在推行方面還是有著不小的阻力。在要不要廢止群眾推薦、該怎麼看待從前的教育路線等問題上，參會人員的意見分歧很大，爭論非常的激烈。

關鍵時刻，鄧公表示：「我們怎麼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之前17年培養出來的？」

同時老人家還明確指出：儘可能簡化招生程序，早點搞出來。辦事要快，不要拖。

9月25日，全國招生工作會議結束，這次會議上，討論制訂了《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以及《關於高等學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見》。

這兩份文件做了如下規定：

1977年高等學校的招生工作恢復考試，不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幹部（年齡可放寬到30周歲）和應屆畢業生，只要符合條件者，皆可報考。

教育部經過反覆衡量寫出來的文件中，在確認恢復考試的同時，也寫了很多諸如「走社會主義道路「、「參加集體勞動」之類的條款。老人看過之後很不滿意，連著說了三聲「繁瑣」，隨即刪掉了一些條目，自己重新寫了一些。

鄧公告訴教育部的同志說：「你們寫的招生條件很難懂，太繁瑣。我看，招生工作主要抓兩條即可：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恢復高考的政策，至此才算是大局已定。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參加招生文件起草工作的教育部學生司有關人員覺得；如果要考試，比如印卷子、評卷子，肯定要花一大筆錢。

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全靠國家拿這筆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於是有關人員就希望高考的報名費，能夠定在1塊錢。中央領導們討論之後，特別指出：不要增加群眾的負擔，收五毛錢就行了。

改掉四個字，影響千萬人

對社會知識青年考大學的問題，鄧公想得十分周到。

當時有人建議，把過去招生的16字方針改為「自願報考，領導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

鄧公聽了之後笑著說：「這個十六字比較好，但第二句有點問題，比如考生很好，要報考，隊里不同意，或者領導脾氣差一些，不同意報考怎麼辦？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這一句。」

這四個字看起來簡單，但對於當時很多想要報考大學的社會青年來說，卻是一座註定難以逾越的大山！

因為老人家的這一句看似開玩笑的話，不知道為多少人搬開了無形的大山，讓多少家庭的命運因此而改變。

鄧公還特地為「老三屆」學生以及大齡下鄉青年，放寬了招生年齡和婚姻的限制，為方便他們上大學制定特殊政策。

在本來的招生文件中，明確規定：考生年齡在二十歲左右，不超過二十五周歲，未婚。

在鄧公的關懷下，1977年的招生文件做了如下兩個特殊規定：

一：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放寬到三十歲，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兩屆高中畢業生）。

二：大齡青年，工齡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帶工資讀書。

這兩條特殊的政策，不知道讓多少已經結了婚，拖家帶口的有志青年免除了後顧之憂。

高考制度改革之後的1977年和1978年，兩屆高考共錄取68萬名大學新生。

這些人大多數都是有理想，有才華的知識青年。後來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各領域，都發揮出了自己獨特的且重要的作用。

甚至直到今天，很多我的耳熟能詳的人物，都是當年的68萬大學生之一。

當代著名高分子化學家，對我國太陽電池和光伏材料技術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李永舫院士，就是1977年恢復高考時考入大學的。

李永舫出身農民家庭，1977年的時候他已經29歲，不但當了多年的工人還早就已經有了家室。

如果按照最初的招生條件，他毫無疑問是參加不了高考的。

正是因為鄧公放寬了條件，李永舫才有機會「鯉魚躍龍門」，為我國推動的高分子材料學發展進步做出自己的貢獻。

著名法學家劉武元在參加1977年的高考時，不但已經到了而立之年，孩子也已經兩歲了。為了支持他高考，他的妻子放棄了自己第一次高考的機會，全力支持他參加高考。

在高考的考場上，劉武元看同桌的年紀很小，就問對方多大了？對方回答說19歲。當時劉武元就向同桌感慨；他高中畢業的時候，對方恐怕連字都還不認識，如今他們居然在一張桌子上考試，即使自己考上了，也算「范進中舉」了……

有類似遭遇的還有河北知名校長李全柱。

當時李全柱不但已經結婚了，家裡還有4個孩子。在考上大學之後，李全柱不但要努力地趕功課，還要照顧家庭。大學畢業後的李全柱雖然沒有升官發財，但卻一心撲在教育事業上，為家鄉培養了不少優秀的人才。

結語

「十年育樹，百年育人」。

我國之所以能夠在不到百年的時間裡，從一個連飯都吃不飽的窮國弱國，發展到今天雄踞一方的當世強國，靠的正是一代又一代出色的人才。

高考作為我國選拔人才的主要手段，鄧公的改革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今我們不但生活早已豐衣足食，在科技發展方面更是碩果纍纍。一代又一代卓越的人才，通過高考「鯉魚躍龍門」，為我國的科技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正是有這些人才們共同的努力，我們才能在短短几十年的時間裡，從當初的吃不飽穿不暖，到有了自己的空間站，有了自己的火星探測器……

參考資料：

《國史全鑒》本書編委會編　團結出版社

《共和國五十年珍貴檔案》中央檔案館編　中國檔案出版社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彭明主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共和國開國歲月》張國星　何明著　中共黨史出版社

《風雲七十年》　郭德宏主編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共和國要事珍聞》　鄭毅　李冬梅 李夢主編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參考資料：

《國史全鑒》本書編委會編　團結出版社

《共和國五十年珍貴檔案》中央檔案館編　中國檔案出版社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彭明主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共和國開國歲月》張國星　何明著　中共黨史出版社

《風雲七十年》　郭德宏主編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共和國要事珍聞》　鄭毅　李冬梅 李夢主編　吉林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