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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讀書覺有啟發者，便稍加理董，錄存於此。讀書甚少而所涉頗雜，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名之《管錐雜錄》，不亦宜乎？自渡亦渡人，如有幫助，還望幫忙轉發，在此謝過。
記吳宓的「殉道」精神（ 2003）
文｜余英時
一
《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1999年出版）包括了吳先生從1910年到1948年的殘存日記，共十冊。說它是「殘存」，因為其中有很多條都在「文革」時期被抄沒而遺失了。據「整理說明」，吳先生的日記一直延續到「文革」後期，1949年以下稿本，有的已焚毀，其餘的尚未整理，大概是由於忌諱的緣故。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和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兩書中曾引用了一些1949年以後的片斷，但全稿刊印，尚不知在何時。
我因為治史之故，平素最喜讀日記，尤其是清末以來的學人作品。如鄭孝胥、孫寶瑄、胡適等所留下的長篇日記，都是史料寶庫，其中不僅多佚聞，而且往往在關鍵處足以闡明文化史、學術史的重要發展。
《吳宓日記》是我近來閒中瀏覽的一部書。我的注意力不在吳先生個人的生活，而是他和20世紀上半葉文化變動的關係。現在略拈一、二事，以為談助。詳細研究，只好等待以後有機會再作嘗試了。
吳宓在近代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特別貢獻，最重要的有三件大事：第一是創辦《學衡》，提倡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人文主義；第二是參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創建，為國學研究開一新紀元；第三是主編《大公報·文學副刊》，造就了不少文、史、哲的人才。
吳宓是一位少見的理想主義者，曾以「殉道殉情」四字，自概其生平。這部《日記》大旨不出此四字的範圍。無論是「道」是「情」，其實都是他自己的理想的化身，與現實相距甚遠。關於「情」的部分，這裡無法涉及。他所「殉」之「道」則與友「情」有極深的牽繫。下面專就《學衡》與研究院二事，各舉一例。
二
吳宓是在1918年7月轉入哈佛大學暑期學校的，後來繼續獲得學士、碩士學位，一共住了三年之久。這是他一生事業的起點。這三年中和他後來「殉道」最有關係的大概要數梅光迪、陳寅恪、湯用彤三人。本文只談梅、陳兩位。
梅光迪是1919年10月5日回國的，與吳宓相處不過一年多，但影響卻最深最大。這一年日記中有關與梅、陳等聚談歡洽的記載甚多。特別值得指出的是1919年7月14日，他和陳寅恪、湯用彤三人同訪白璧德長談一事。他們從晚上八時談至十一時半。其間白「述其往日為學之閱歷，又與陳君究論佛理」，尤可見彼此討論的深度。白也精通梵文，所以和中國未來的兩位梵文和佛教史專家才能談得如此入港。
梅光迪雖未參與此聚，但吳宓得入白璧德之門，是梅一手促成的。而且陳寅恪與梅原是舊交，文化價值和取向相去不遠，想必對白的古典人文思想也甚為投契。近來美國專家寫白的傳記，特別注意到白有一批中國門徒，這個風氣便是梅開創的，其中包括吳宓、張歆海，及稍遲的梁實秋。所以白的人文主義確構成了新文化運動史上一股潛流，不容忽視。
1919—1920年之間，林語堂也一度投入白的門下，並與白談到白話文問題。白因受梅的影響，對胡適頗多批評，可看林在此期間給胡適的幾封信（收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三冊）。
梅光迪對吳宓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可以說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這一點《吳宓自編年譜》所記遠比《日記》為詳盡，見1918年條。此時梅「正在招兵買馬，到處搜求人才，聯合同志，擬回國對胡適作一全盤之大戰」。梅第一次和他深談，便「慷慨流涕」，約他同為恢復中國文化的申包胥。而他也「十分感動，即表示：宓當勉力追隨，願效馳驅，如諸葛武侯之對劉先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云云」。在這一度深談之後，梅才引他「至白寓，拜見白璧德先生，奉以為師」。這便是吳入白門的全部過程。
吳宓是很實心眼的，他向梅承諾「願效馳驅」之後，便認真地乾了起來。所以從1919年2月起，他也代梅「招兵買馬」，極力將張歆海拉進白璧德的門下。有一次他們談到怎樣阻遏胡適、陳獨秀的「橫流」，張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1920年3月28日）可見吳宓當時那一股厲兵秣馬的氣概。
1920年3月4日條云：「宓歸國後，必當符舊約，與梅君等，共辦學報一種，以持正論而辟邪說。」兩年後創刊的《學衡》便是這個主張的實現。《自編年譜》1921年11月條說：「《學衡》雜誌由梅光迪君發起，並主持籌辦。一年前已與中華書局訂立契約，並已約定撰述同志若干人。」所以梅是原動力，毫無可疑，吳則繼續實踐「願效馳驅」的承諾。
1920年10月20日的《日記》云：「梅君迪生正籌辦《獨立月刊》，已有端緒，出版在即，促宓等作文寄稿。」以此條與上引一則互勘，可知在梅光迪的最初構想中，刊名是「獨立」，而非「學衡」。這是《學衡》史前史的一段佚聞，似乎值得讓更多的人知道，因為無論是「獨立」還是「學衡」，他的直接針對性都是胡適、陳獨秀的「新文化運動」。
三
其次，我想簡要地談談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和他的文化理想之間的關聯。他是1925年2月6日從東北大學回清華任職的，當時便奉命籌辦研究院。2月9日才決定由他全權辦事。人人都知道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即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王、梁、趙三人在他就任以前都已議定，不過由他接洽、安排而已。唯獨陳一人則是他出大力聘請的。
2月13、14、15、16日，一連四天，他都為聘陳事與校方力爭此案。最後在16日他和當時仍在清華任教的張歆海（《日記》中的H.H.）一同去見校長曹雲祥，才把聘請案確定了下來，當天即發聘電至柏林。
4月27日記：「陳寅恪覆信來，以（一）須多購書。（二）家務，不即就聘。一一介紹陳來，費盡氣力，而猶遲惑。難哉！」最後一句感慨話道盡了他交涉的辛苦。
他對陳寅恪的器與識都欽佩得五體投地，這是不必說的。但更重要的還是他和陳的文化價值取向——「道」完全一致。這又是在哈佛時期所結下的因緣；他約張歆海同見校長，即是最明顯的證據。我們可以說，吳任研究院主任兩年期間，最大的貢獻便是請到了陳寅恪。在四大導師之中，他最敬重的是王國維與陳寅恪，這也是因「道」相同之故，王的自沉更
加深了他的「殉道」意識。對於梁，他也很尊敬，但不免偶有評譏之語。9月16日的《日記》說：「聽梁任公對本院學生演講《指導之範圍及選擇題目之方法》。語多浮泛，且多媚態，名士每不免也。」他的評語是否公允，已不可知。但他說梁有「名士」的「媚態」，則失望之意，甚為明顯。
後來他策動梁出任校長，梁表示願就之意，最後竟提議「胡適可聘來研究院」。這句話更大大地傷了他的心。所以寫道：「即梁就職，且招胡來，是逼宓去。……宓乃爽然自失矣。」他與胡之間本無宿怨，只因受梅光迪的影響太深，竟至發生一種勢不兩立的成見。後來溫源寧在《天下》雜誌中為他寫一篇英文素描，說他無往而不與胡適針鋒相對，真是一語道破了他的心事。
今天平心來看，我們不妨借用蕭公權的話說，他一生都「守道身嚴」。因為「守道」之故，他不但反對胡適，而且後來對當年哈佛舊友和《學衡》同道，無一不發生深刻的失望，湯用彤、張歆海、劉永濟等無一能免。這些都散見於《日記》各冊，不必一一引證了。但最使他失望的則是梅光迪，《自編年譜》中有詳細的記述。終其一生，他信仰不衰、久而彌敬的只有陳寅恪一個人。關鍵都在於「道」之一事。從這一點說，他真不失為20世紀最有特色的中國知識人。
2003年4月10日於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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