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特赦1959》中的戰犯，大多數都是以真名實姓出現，比如從功德林第一批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鄭庭笈、宋希濂、楊伯濤、陳長捷、邱行湘、周振強、盧浚泉等十人，都沒有用化名。
第一批特赦戰犯為三十三人，其他二十三人出自撫順等地的戰犯管理所，比如最後出現的溥儀，就是一直呆在撫順的。
《特赦1959》中的故事主要發生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幾位用了化名的戰犯，我們也能根據史料推測出他們的歷史原型：蔡守元是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第三兵團中將司令張淦，葉立三是在萊蕪戰役中被俘的七十三軍中將軍長韓浚，劉安國則是在軍統期間就晉升中將，以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代參謀長身份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文強。
這些戰犯的歷史原型好找，那麼戰犯管理所所長王英光的歷史原型是誰呢？我們查閱相關史料，不但找到了王英光的歷史原型，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故事：王英光的歷史原型，和劉安國的歷史原型，後來合作參與了一部著名電影的拍攝——歷史原型變成了電影顧問，拍出來的情節，當然是相當真實，尤其是給徐遠舉寫的悼詞，真是越聽越感慨，但又讓人覺得有些不夠全面。
劉安國的歷史原型文強在《口述自傳》中滿懷深情地回憶：「這個人在俄國留過學，叫姚倫，現在從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兩個人還在一起拍過電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文強和姚倫在一起拍的那部電影，名字叫《決戰之後》，該片根據邱行湘外甥黃濟人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改編，姚倫是該片唯一署名的顧問，文強雖然沒有署名，但他卻以真名實姓出現在電影里——如果文強負責選演員的話，肯定要換一個人來演自己。
文強在《決戰之後》中的戲份不少，這是可以理解的：要講起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事情，他比姚倫還清楚——姚倫調走了，沈醉特赦了，文強卻在裡面呆了足足二十六年半。
文強黃維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同學」，他們的心情如何複雜咱們不知道，但是坐過山車的徐遠舉，卻沒能等到跟文強等二十多個將軍級特務一起特赦——他1973年1月23日零點20分死於北京復興醫院，再等兩年，就全部特赦了。
徐遠舉不像周養浩那樣狡詐善於偽裝，他在重慶關押期間就已經認罪，並且勸沈醉和周養浩也實話實說：「決不保留，決不擴大縮小，老老實實交代。（以下黑體字，除特別註明外，均出自沈醉回憶錄）」
徐遠舉並不像《特赦1959》演的那樣頑固使壞，在重慶期間，他就是主動交代罪行的典型，從第二批特赦開始，徐遠舉多次代表「待特赦」人員上台發言，沈醉還認為第三批特赦名單上就會有徐遠舉的名字呢。
沈醉在回憶錄中也替徐遠舉遺憾：「我在離開監獄與徐遠舉握手告別時，叮囑他好好爭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第一批特赦時代表致辭的是龐鏡塘，第二批便有他，依此類推，第二批特赦時，代表致辭的第三批便肯定有份了。但徐遠舉卻把頭一搖說：『不合辯證法！』如他所說，第三批不但沒有他，四批、五批也沒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戰犯致辭。送走一批接一批，就是沒有輪到他。」
據沈醉回憶，徐遠舉不但認識到了自己的罪行，對特赦也是十分渴望的，1959年要特赦戰犯的消息剛出現在報紙上，徐遠舉就揮舞著報紙，發瘋般跑去告訴王耀武、康澤、杜聿明，結果康澤太過興奮，直接暈了過去。
高興勁兒過去，徐遠舉冷靜下來提醒杜聿明和沈醉：「不能太樂觀了，報上說的是『一批』而不是全部。『一批』究竟是多少，有哪些人？還未明令公布，要看下文分解。」
徐遠舉在軍統局本部當過行動處上校副處長（少將處長是程一鳴，我方潛伏特工），在察言觀色方面確實有一套，他甚至從第二天記者拍攝鏡頭停留在不同人物上的時間長短，推算出第一批特赦的，必然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
徐遠舉性格多變，一方面冷靜地告訴杜聿明沈醉特赦不是全部而是分批，另一方面在得知第一批特赦名單上沒有自己的時候，又暴跳如雷：「我也認真學習，勞動也流汗水，積極寫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裡不符合特赦標準？」
如果認真學習、積極寫材料就能把過去的罪惡一筆勾銷，那才不符合辯證法，我們細看第一批特赦名單就會發現，從功德林走出去的十個將軍，在抗戰期間多數都立有大功，而且沒有一個特務出身——戰場傷亡在所難免，但是特務對手無寸鐵的被捕者施以酷刑甚至展開大屠殺，那可不是幾篇材料就能抵消的。
沈醉在回憶錄中毫不客氣地拿兩個同學的罪行舉例，其中有一個就是徐遠舉：「王陵基在四川幾十年當中，殺過的人是數以千計，徐遠舉也殺過幾百人。」
徐遠舉一方面積極認罪改造，一方面又心急火燎要出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最後心腦血管就出了問題。
徐遠舉在戰犯管理所寫了一本《我的罪行實錄》，從那裡面，我們似乎能看到他確實認罪了：「我血染紅岩的罪行是令人髮指的，我沉痛地悔恨自己過去的罪惡，即使處以千刀萬剮，也難慰烈士及死難家屬的英靈於萬一。」
徐遠舉是招認一切罪行，文強則是不肯認錯，這兩人在戰犯管理所相伴到1973年1月，徐遠舉就出事了：他縫紉的衣服不合格被要求返工，當時的縫紉組長在杜聿明（第一任組長）和沈醉（第二任組長）特赦之後，不知換了誰，反正那人對徐遠舉是不太待見，說話也不好聽。
徐遠舉怒火中燒，文強一邊勸說一邊表示要幫他一起做，但是徐遠舉暴躁起來，誰的話都不聽，大冬天洗了一個冷水澡，然後就一頭栽倒，再也沒起來。
徐遠舉去世，按照慣例，是要舉行一個告別儀式的，而告別儀式就得有悼詞，我們有理由相信，那篇「悼詞」，就是文強根據記憶默寫下來的：「徐遠舉的所作所為，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的罪惡，從某種意義上講，不是一種個人行為，而是一個階級，一個集團的產物。他的階級被消滅了，他的罪惡向人民做了交代，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他是出於一種真誠——真誠地認罪，真誠地改造，真誠地在向新生之路上奔走的時候去世的，就憑這一點，也值得大家（指的是戰犯們）懷念和學習。」
徐遠舉的「悼詞」肯定不是出自宋希濂之手（宋希濂特赦十多年了），而極有可能是文強操刀，我們細看文強的詩詞（文的古體詩寫得不錯），就會發現那輓聯也可能是他寫的——當時戰犯管理所剩下的人已經不多，文強是最有文化的一個。
文強特赦後當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專員、文史專員學習組組長、文史軍事組副組長，王英光的歷史原型姚倫邀請他參加電影《決戰之後》的拍攝，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他們給徐遠舉寫的悼詞，好像還沒把他的罪行寫全，而我們也不免會有這樣的疑問：周養浩在1975年被特赦後，吃了秤砣一樣要到島上去找只剩半口氣的老蔣，如果徐遠舉再活兩三年，在特赦之後會選擇留下還是離開？像徐遠舉周養浩那樣雙手沾滿烈士鮮血的將軍級大特務，怎樣處置才更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