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長河中，每次疫病流行都讓人類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另一方面，每次與疫病的鬥爭也都助推了人類社會變革，對人類文明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近日，記者圍繞古代疫病防治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等問題採訪了相關學者。
人類與疫病的鬥爭從未停歇
疫病，包括瘟疫，是中國歷史上對流行性傳染病的統稱，涵蓋因病毒、細菌、寄生蟲和其他微生物引起的多種疾病。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於賡哲告訴記者，中國古代各個時期都發生過疫病，如南北朝時期的天花，唐代時的瘧疾、麻風，明朝時的鼠疫以及清朝的天花、霍亂等。
於賡哲表示，從古至今，人類遭遇了無數的疫病，其中有些疫病特別嚴重，對人類社會發展影響巨大。人類與疫病鬥爭的歷史，從人類誕生起就從未停歇。從某種程度上講，人類的歷史也是人類與疫病之間的鬥爭史。
公元前430年，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雅典發生了一場災難性的疫病。作為這場疫病的親歷者，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對這場疫病的起源、症狀以及影響進行了詳細的描述，這也成為後世史學家研究雅典疫病史的重要文獻。在中國古代文獻中，也有很多關於疫病的記載。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韓毅介紹說，從宋代官修醫學方書《太平聖惠方》《政和聖濟總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分類來看，通常包括疾疫、傷寒病、時氣病、天行溫病、斑疹傷寒、痢疾、痘瘡病（即天花病）、大風癩疾（即麻風病）、麻疹等，通稱為瘟疫。瘟疫具有強烈的傳染性和流行性，死亡率較高。瘟疫不僅造成人口的死亡、遷徙、流動和社會動亂，而且還制約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人口增長、軍事戰爭乃至國家統治秩序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勝前從考古學的角度介紹了原始社會發生的疫病。陳勝前告訴記者，內蒙古通遼哈民忙哈遺址很可能是目前國內發現最早的一處因瘟疫而廢棄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其年代較紅山文化略晚。該遺址以發現大量集中出土的人骨而聞名，現已發現兩百餘具人骨。在最集中的一座房址中，考古人員發現了97具不同年齡段和不同性別的人骨，這些人骨底層有擺放痕跡，但上層比較凌亂，且房址有焚燒跡象。從石器工具組合及其他信息推斷來看，在某一年的春夏之交，哈民忙哈先民可能因食物不足，前去捕食穴居動物，從而感染了瘟疫（有可能是鼠疫），導致大量人口死亡，活著的人則在倉促埋葬死者後迅速撤離。撤離中，他們帶走了絕大部分完整的石器工具，造成該遺址中極少發現完整的、能使用的石器工具。
發現古人防疫智慧
疫病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會因素。韓毅認為，自然因素包括氣候反常，如嚴重的旱災、水災、震災、火災、蝗災等，均可引發疫病大流行，所以中國古代文獻中常有「震疫」「旱疫」「水疫」「火疫」「飢疫」等描述。社會因素包括濫砍濫伐森林、破壞草原和人為污染水源等，均可引起大規模疫病的流行。
在陳勝前看來，疫病的傳播通常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人類接觸到病原體。如哈民忙哈先民捕食穴居動物，而這些動物通常不應進入人類生活圈，但人類因利益與飢餓觸碰了自然的底線，最終釀成災難。二是有足夠集中的人口。隨著農業發展，人類走向定居，建立起城市與村莊，大量人口聚居而生，這為病原體在人群中快速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
面對不時發生的疫病，中國古人總結出了很多頗有成效的藥物治療方式。甘肅省敦煌學學會副會長高啟安表示，晉葛洪所著《肘後方》是中國古代一本影響深遠的醫學著作。其中，卷二有治卒霍亂諸急方、治傷寒時氣溫病方、治時氣病起諸勞復方、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卷五有治癰疽妒乳諸毒腫方、治腸癰肺癰方等。屠呦呦發明青蒿素治療瘧疾，就受到了《肘後方》中一方的啟發。
中國自古就有隔離防疫的方法。於賡哲表示，隔離防疫的歷史非常悠久，早在先秦時期已有記載。例如，雲夢睡虎地秦簡中就記載有對麻風病的審查和隔離程序。防治傳染病的要素有三點：一是確定病源，二是隔離，三是治療。隔離是最為快捷、高效，同時也相對廉價的一種防疫措施。
建立現代公共衛生體系
韓毅認為，中國古代疫病防治促進了醫學的進步和發展，如疫病防治就對宋代醫學方書的編撰產生了積極影響。在疫病防治過程中，宋代官府不僅簡化醫學方書《太平聖惠方》《外台秘要方》等，還編撰了大量的新方書著作，如《簡要濟眾方》《治嵐瘴方》《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宋代醫家撰寫的個人方書著作中，也收載了大量防治疫病的驗方、效方和醫案病案，極大地促進了溫病學、醫藥學、方劑學等知識的積累、總結與應用。由於官府的重視，官修醫學方書成為宋代官府、醫家和民間防治疫病的重要著作，出現了許多有名的防疫藥物，如聖散子、小柴胡湯、人參敗毒散、麻黃解肌湯、柴胡石膏散、黑豆湯等。宋代的防疫隔離措施也得到進一步發展，甚至出現了隔離醫院。
在與疫病的鬥爭中，人們不斷完善公共衛生體系和社會治理體系。於庚哲表示，中國古代的防疫手段大多從實踐出發，總結出了隔離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中國古人與疫病鬥爭的方法都是經驗上的積累，缺乏理論上的突破。在黑死病以後，西方逐漸確立了強制性的公共衛生體系。後經「西學東漸」，中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逐漸建立公共衛生體系。其標誌性事件就是1910—1911年發生在中國東北的大鼠疫，促使東北地區初步建立了一套公共衛生體系。
在人類與疫病鬥爭的過程中，科學與醫學也在探索中不斷進步。於庚哲表示，在人類歷史上，我們成功使用疫苗制服了天花病毒。但總體來說，人類對於大多數病毒，還只能抗，不能消滅。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人類戰勝疫病的速度越來越快，能力也越來越強。多種疫苗的成功研製正是人類與疫病鬥爭的重大成果。然而，人類文明的發展還引發了自然環境的急劇變化，許多古老的傳染病死灰復燃，新的傳染病又接踵出現。如愛滋病、伊波拉病毒、西羅尼病毒等已給當代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傷痛。西安交通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王明旭表示，人類和疫病的鬥爭，道阻且長，但人類對科學的探索沒有止境，人類社會前進的腳步不會停歇。在與疫病鬥爭的過程中，人類將以更加智慧與和諧的態度發展人類社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娓 陸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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