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 ·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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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一個地方的植物與當地精神、文化有著岩層般的聯結。杜鵑之於井岡，正如鬱金香之於「窪之國」的荷蘭，又或是向日葵之於梵谷，睡蓮之於莫奈——植物與地域，註定互為交融。
陳蔚文 | 文
刊於2017年7月6日文學報
我在南昌長大，小時學校春遊，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西郊的梅嶺，梅嶺多杜鵑，我們稱它為映山紅，老師說，這花是用烈士的鮮血染紅的，這個說法儘管有些魔幻，但南昌是個英雄城，我們從小受到英雄主義教育，這個說法對童年的我們還是成立的。其邏輯是鮮血灌溉了土地，土地孕育了花朵，因此它是烈士精神的化身。
映山紅就以這樣的形象進入了我的記憶。它是我童年與少年時光里唯一被賦予象徵的植物，要再晚若干年，玫瑰才作為愛情的代言出現。
每次春遊或之後的回鄉掃墓，我總會采幾枝映山紅回來，它強烈的山野氣使一個家庭的氣息也變得清峻起來。是的，與其他花兒不同，映山紅有種「嶺上」的熾烈，它一點都不香艷，比起那些「被馴化、園藝化和人工化的植物」，它的骨子裡是民間的峻拔，是遙遠的憂傷。
杜鵑化為鳥，又名子規，「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無論花或鳥，都是有脾性的。那最古老的基因，從萬物初辟時大概就已註定，時光蒼茫，不會沖淡這基因，倒是令其更加鞏固。
母親愛聽民歌，包括那些紅歌，她出生於1946年，基本算新中國的同齡人，她的青春是被那些歌聲充滿的。「紅歌就是讚揚和歌頌革命和祖國的歌曲，它們普遍具有濃郁的感情基調，紅歌是革命實踐的真實寫照，它能喚起人們的紅色記憶……」有一次我送她了一套音樂碟，《雁南飛》《絨花》《我們的田野》《九九艷陽天》，她很喜歡。那時還年輕的我也覺得這些歌很動人，它們有著和流行歌曲完全不同的曲調，或昂揚蓬勃，或如泣如訴，或兼具昂揚蓬勃與如泣如訴，比如《映山紅》：
夜半三更喲盼天明
寒冬臘月喲盼春風
若要盼得喲紅軍來
嶺上開遍喲映山紅
這首歌是我聽過的最動人的「紅歌」，電影《閃閃的紅星》插曲，當年這部家喻戶曉的電影講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江西蘇區柳溪村，年僅八歲的潘冬子在鬥爭中成長起來的故事。
《閃閃的紅星》劇照
片中的三首歌曲《紅星歌》《映山紅》和《紅星照我去戰鬥》都傳唱至今，尤以《映山紅》傳唱最廣。歌曲結尾部分重複三遍「嶺上開遍喲映山紅」——從悲愴的昂揚回到祈使，訴說，這首歌不像通常的革命歌曲那樣鏗鏘，殺伐決斷，而是以柔克剛，化吶喊為敘事，女性（母性）視角的悠遠，帶有泥土的柔軟、河流的起伏與山區的雨霧。
如今的井岡的確實現了歌曲結尾的這一幕，杜鵑花期從4月中旬至6月中旬，一簇簇，一叢叢，各色杜鵑花沿著筆架山脊兩側競相開放，高峻的山崖間形成了一道「十里杜鵑長廊」。
據說，《映山紅》的原唱鄧玉華（滿族人）在練這首歌時，甚至不知映山紅長什麼樣子，有一次丈夫告訴她美術館有一幅畫，畫的是杜鵑花，又名映山紅，她趕緊騎車去看。「看的過程中我慢慢體會到，映山紅開遍滿山時，人的情緒就是一種勝利的喜悅，一種興奮。再唱《映山紅》時，就有感覺了。」
1974年國慶節，電影《閃閃的紅星》上映，鄧玉華從此開始了歌唱數千遍《映山紅》的生涯。那一年的夏天我出生，沒準我喜歡唱歌的媽媽也曾哼唱過這首歌哄我入睡吧，它的旋律瀰漫當時中國的大地。
這首歌之後有多個版本，演唱風格最慷慨昂揚的是鄧玉華，這或許與她的出生年代有關？她1942年出生，這一年，二戰中的日軍占領馬尼拉、吉隆坡等，五月開始「五一大掃蕩」，實現「三光」政策，並在中國戰場實施以戰養戰的浙贛會戰；納粹德國召開望湖會議決定消滅猶太人；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陝西農民歌手李有源以陝北民歌曲調填詞作《東方紅》……
鄧玉華對革命的感受比起後生代歌手肯定要深切得多，儘管她當時沒見過真正的映山紅，但生於兵荒馬亂的年代，對血色有足夠理解，對革命當然也不陌生。革命是什麼？現代意義上的革命是期待升騰起能將黑夜消退的曙光，是奏響自由平等的號角，是人們能在春光里走近嶺上開遍的映山紅，不再憂懼。
「媽媽告訴冬子，等到斗垮所有的胡漢三，映山紅開遍之時，真正的春天就來了！潘冬子還明白，這一天不是等來的，是靠鬥爭贏來的。面對敵人放火燒房，媽媽胸中的革命豪情沒有向敵人屈服，熊熊烈火中，革命的信仰愈燃愈熾，它傳給了潘冬子。」——那是對一個孩子來說無論如何都顯得過於沉重的使命。
媽媽犧牲了，冬子變得更加堅強，「最終滿懷仇恨地砍死了胡漢三，變成一個真正勇敢的熱血少年」。在戰爭中火線成長的孩子形象，我後來在德國作家尤里·奧萊夫的系列作品中也讀到過。《快跑，男孩》《鳥兒街上的島嶼》《隔離區來的人》都是描寫猶太孩子在逃亡路上如何迅速成熟的。《鳥兒街上的島嶼》中的12歲男孩阿萊克斯為躲避納粹，隻身躲進了一棟廢棄的房子，在等待與父親匯合的五個月中，他千方百計尋找食物，為救同胞，他用父親留下的槍殺掉了「德國鬼子」……作家尤里·奧萊夫本人就是大屠殺倖存者。他1931年生於華沙，二戰爆發後，父親被蘇聯人抓走，母親帶著他和弟弟在華沙的猶太人隔離區中生活了兩年。母親後來被納粹殺害，奧萊夫兄弟倆被偷偷接出猶太人居住區，藏匿在好心的波蘭人家中。二戰結束後，奧萊夫搬到了以色列。他將自己的生活經歷作為素材，寫了不少反映大屠殺背景下猶太人生存境況的小說。
《鳥兒街上的島嶼》插畫
當我的兒子長到和潘冬子，繼而是與阿萊克斯同齡時，我難以說出對孩子們早熟的「英勇」的感受。我多希望所有的孩子永遠不具備這種殘酷淬鍊出的「英勇」！是的，革命只是手段，終極目的是中止暴虐與奴役，中止只有鮮血與火光的童年，讓「英勇」遠離童年，讓植物和陽光重新回到童年。
「法國啟蒙思想家把『革命』一詞從『叛亂』『政變』一類的詞義中分離出來，賦予它人類精神進步的意義……從這時開始，革命方有了正當的、嚴肅的、偉大的這些明亮色彩，指向人類掙脫蒙昧、復萌理性、改變世界的歷程。」2017年5月，在去往井岡山的K8703次列車上，我讀到作家筱敏的這段話。
而我此行的目的地井岡山也與革命密不可分，它被譽為「中國革命的搖籃」——過於顯著的紅色，甚至幾欲掩蓋那大片的森林覆蓋率達81.2%的綠色。
黃洋界、茨坪、大小五井，這些地址背後通向的是重要的一段歷史：1927年10月，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等率領中國工農紅軍來到井岡山，創建以寧岡縣為中心的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闢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從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兩年零四個月，為新中國奠基，也為新的政治秩序奠基。
車進井岡，車窗閃過外面山坡上的映山紅，它們枝葉張開，葉芽向上，綻放一簇簇殷紅，以燎原之火的方式流動。當一種植物嫁接了精神，便成其為見證，見證波譎雲詭的歷史。
若嶺上沒有映山紅，井岡註定失色不少。這是植物與一方土地的聯結，它們互為滲透，各自朝向著對方。原本約同行者一起去看筆架山杜鵑，但先到的朋友說杜鵑已過盛季，一場雨後又愈凋零，也就未去。好在來的路上已見映山紅，比起整飭的杜鵑，長於山野的它們更能折射井岡精神——儘管蕭疏，但每一株，每一簇，都保持著倔巴、強烈的姿態，似乎連流彈襲來，也無法遮攔那一種綻放。
新媒體編輯 張瀅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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