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東三大關鍵詞:示威、內戰、單邊主義

2020-01-01     中東研究通訊

2019年已結束,對中東地區來說,過去的一年就像海頓的驚愕交響曲,在漸弱的樂音後突發數記示威鳴響,類似的旋律往復迴旋,伴以大國單邊主義的小步舞曲、內戰的奏鳴曲,最後以幾聲不協調的和弦畫下句點。中東的衝突力道舉世難見,其血腥程度也屬當代罕有,遍地苦難中,既蔓生著原始獸性,也綻放著可貴人性,血淚相流蒼茫處,總不乏野莽生機。

遍地烽火的反政府示威

細數中東今年的反政府示威數,可謂第二波「阿拉伯之春」。在乍暖還寒四月里,兩位北非強人先後下台:掌權20年的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在宣布尋求第五次連任後,便迎來內戰以來最大規模、持續時間最長的群眾示威,最後只能黯然辭職;統治26年的蘇丹總統奧馬爾·巴希爾(Omar al-Bashir)面對的則是不滿物價上漲的民怨,歷經多月示威後,蘇丹軍方發動政變,不僅巴希爾沒了總統大位,民眾也遭到血腥鎮壓。秋風蕭瑟的九月,這把火燒到了法老故鄉,在流亡建築承包商穆罕默德·阿里(Mohamed Ali)接連爆料下,許多政府的貪污黑料接連被攤在陽光下,於是埃及也出現了反塞西政府的大規模示威,最後導致4000多人被捕。

阿爾及利亞示威者,圖源:RFI

蘇丹示威者,圖中身著白衣者為示威運動中的女性領袖阿拉· 薩拉赫(Alaa Salah),圖源:BBC

在埃及示威盛行下,挺身支持塞西的長者,圖源:Bloomberg

上述騷亂暫告緩解後,孟冬十月里,又有兩國爆發反政府示威,其群眾參與規模更大,混亂程度也更強,且皆針對當局的經濟與社會治理危機。先是伊拉克因長年高失業率、腐敗、低薪而引發示威,接著黎巴嫩也因對Whatsapp徵稅而點燃群眾怒火,最後登場的則是11月中旬剛引爆的伊朗示威,人民因不滿油價飆漲而走上街頭。

截至今日,伊拉克已有超過500名示威者殞命,總理馬赫迪宣布辭職,但仍繼續擔任看守內閣的領袖,直到新內閣籌組完畢為止;黎巴嫩示威也令總理哈里里下台,但情況與伊拉克類似,在新內閣籌組出來前,哈里里仍是看守總理,且還代表黎巴嫩向外國求取經濟援助;伊朗當局則未見退讓跡象,更關閉網際網路,讓軍隊上街鎮壓,導致幾百位示威者身亡(此為伊朗國內數據,美國國務院數據則顯示有超過1000名示威者遇害)。

伊拉克示威現場,圖源:New York Times

黎巴嫩示威現場,圖源:Reuters

伊朗示威現場,圖源:Vox

綜觀以上六國示威,其實各有各的示威脈絡,但仍可大約總結出以下特色:

1、治理問題是導火線:

最能燃起示威者怒火的,往往是日常生活里的不便,例如貪污、腐敗、高物價、高失業率、加稅等;然而這些表層現象的背後因素卻非短期可解,例如黎巴嫩的宗派主義自建國以來便割裂著該國政壇,乃至宰制民間社會,間接導致裙帶關係與貪腐盛行;伊朗油價飆漲的直接因素則是美國於今年度加大了經濟制裁力道,逼得政府必須用調高油價的方式來補貼預算。此外中東各國自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以來,便深陷經濟泥淖,分配不均的態勢日漸嚴重,加上新一輪經濟停滯期到來,從而導致各國漸生反建制聲浪。表面上看來,這些示威是對政權的反抗;但由經濟視角觀之,卻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清算與反噬。

2、新的示威型態:

中東近年的示威已非早年「不革命,就餓死」的窮人模式,底層貧民雖也上街頭,但其話語權與代表性卻逐漸讓位於新的要角——中產階級。中產階級雖未必會打砸搶,但其空閒時間多、也有點閒錢,故而會拉長示威的僵持時間;此外中產階級大多人手一機,會利用社交媒體傳遞信息,即便是「假新聞」也能引來萬人分享,從而帶起風向,故而有媒體認為中東示威是「無領導示威」(Leaderless Protest),但事實卻是,一旦社交媒體被引入示威場域,則人人都可以是領導,那麼示威最後就成了游擊戰,政府往往掌控不了高流動性的反抗勢力,這些示威群眾與其說是一盤散沙,不如說是無法預測的狂猛沙塵暴。

3、民主話語令議題更複雜:

在上述示威的政治口號中,除了伊朗示威者未有明顯的民主化要求外,其餘國家街頭都出現了民主化的回聲,與2010-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極為相似。然而民主、自由能否等同治理問題的解藥,尚需打上一個大問號,但不可否認的是,自民主話語傳入中東後,便成為許多不滿現狀者的心靈雞湯,許多國家難解的陳年痼疾,在示威者眼中,皆因「我們不夠民主「所致。從實踐上來看,民主在中東世俗中產國家的角色與伊斯蘭復興思想十分類似,都是不滿現狀者所標舉的救國良藥,且都能獲取被邊緣化體制精英的一定支持,差別在於,在線性史觀下,前者進自帶覺醒的進步光環,能獲取西方國家一定的正面報導與同情;後者便「十惡不赦」,活該被掃進歷史垃圾堆。

如上所述,今年中東發生了第二波「阿拉伯之春」,但其走向卻愈發揭露第一波「阿拉伯之春」的本質:九年前那場中東跨國騷亂,與其說是高貴的民主化運動,不如說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不滿的中產階級,在取得體制內精英(軍隊、教士或在執政者政敵)一定程度的支持與默許後,將民主、自由、平等等價值作為解藥,走上了反政府的街頭路線,從而觸發精英政變的過程,類似的場景,早在1979年的伊朗便發生過,只是當年人們喊的是「伊斯蘭」,今日要的是「民主」。

伊朗伊斯蘭革命現場,圖源: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持續膠著的無限內戰

「阿拉伯之春」後,勉強只有突尼西亞維持當年戰果,埃及如今軍方復辟,與穆巴拉克時期相去無幾,其餘迴響較為激烈的國家,如敘利亞、葉門、利比亞,則陷入了往復內戰,不僅治理危機惡化,更衍生出新的危機:難民外逃、國家部落化、區域衝突加劇,因篇幅限制,以下僅介紹敘利亞與葉門內戰進展。

敘利亞內戰今年主要有三大發展重點,一是美國宣布從敘利亞撤軍,二是土耳其發動和平之泉計劃入侵敘北,三是俄羅斯與土耳其簽訂《索契協議》(Sochi Agreement)。美軍自2014年以殲滅「伊斯蘭國」為由派兵介入敘利亞內戰,除了空襲與地面部隊外,同時也培訓叛軍,並大力支持PYD / YPG等敘北庫爾德勢力(羅賈瓦區);然而2019年年初「伊斯蘭國」組織潰敗,特朗普便表示有意撤回部署在敘利亞的2000至2500名美軍,後也真在今年8月敘北緩衝區協議崩潰後執行,自敘利亞東北撤出超過一千名地面部隊人員,故而有了土耳其後續的軍事行動。

對土耳其而言,敘利亞內戰最直接的三大影響就是:難民、「伊斯蘭國」與庫爾德獨立勢力。根據最新數字,土耳其目前收容了約360萬的敘利亞難民,於公於私都是沉重的社會負擔,故在八年內戰後,其已從一開始的「滿足難民生存需求」,過渡至「採取措施阻止難民湧入」,並來到「乾脆直接在敘土邊境建立安全區以遣送難民」的階段;而敘北「伊斯蘭國」的炮火偶會波及土耳其邊境,加上東南部的庫爾德勢力意在敘北建立連續的有效控制帶,從而連通伊拉克與土耳其,實現初步建國計劃,現今領土面積約3.9萬平方公里、轄有460萬人口的羅賈瓦自治區便是雛形。

綜合上述考慮,土耳其加深了軍事介入的力道,以2016年的幼發拉底之盾行動清除敘土邊界的IS勢力,並在2018年發動橄欖枝行動,奪下庫爾德勢力盤據的阿夫林區,如今的和平之泉不過是一連串軍事動作下的一環,且也得到美國一定程度的默許,因為後者意在攪亂敘北一池春水,藉引入新行為者,來讓各方勢力自相殘殺。

在敘北的土耳其軍,圖源:Al Jazeera

土耳其三次敘北軍事行動圖,圖源:TRT World

果然土耳其入侵不久後,俄羅斯便坐不住了。俄國向來是阿薩德政權的靠山,於內戰中投入不少,自然要與新來乍到的土軍談談,故雙方領導人在10月22日於索契召開了6個小時半的首腦會議,並談出諸多合作內容:

1.各方將於敘北建立30公里深的緩衝區。

2.緩衝區將由敘利亞軍和俄羅斯軍事警察共同控制。

3.代表庫爾德勢力的YPG部隊,必須撤出緩衝區。

4.YPG撤出後,俄羅斯將與土耳其聯合執行緩衝區的地面巡邏任務。

5.土耳其將能完全控制自己在Tell Abyad和Ras al-Ayn兩鎮間的占領地。

6.俄土將共同努力,以「安全和自願的方式」 重新安置敘利亞難民。

7.俄土皆同意「維護敘利亞的政治統一和領土完整」,並保護「土耳其的國家安全」。

敘北情勢,就是敘利亞內戰的縮影,各方勢力都想趁虛而入占個山頭,好分一杯人血羹湯,才使這場區域衝突升級為全球範圍的代理戰爭,且往後還會繼續歹戲拖棚。

宣布土俄針對敘北問題簽訂《索契協議》的埃爾多安與普京,圖源:AP

葉門內戰雖也是「阿拉伯之春」的產物,但由長遠的歷史視角觀之,卻是部落主義、南北情結、代理戰爭等因素共同作用而成。今年的重點在於,胡塞武裝組織對沙特的空襲與入侵事件。9月14日,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在阿布蓋格(Abqaiq)與胡賴斯(Khurais)的石油設施遭胡塞武裝組織的無人機空襲,導致沙國每日石油產量驟減50%,更影響全球逾5%的石油供應,布蘭特原油期貨價因而飆漲14.6%,漲幅之猛,更甚90年代初的波灣戰爭時期;9月28日,胡塞武裝組織宣稱進攻沙特南部奈季蘭省,「徹底擊敗沙特3個旅」,並俘虜「數以千計敵軍武裝人員」,沙特方面起初並無響應,但在聯合國及紅十字會的斡旋下,胡塞還是在9月30日釋放了290名沙特戰俘。

沙特被襲兩處油田,圖源:VOA

自2015年以來,葉門內戰已逐漸演變為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代理人戰爭。北葉門的胡塞武裝組織受伊朗支持,南葉門的哈迪政府軍則受海灣君主國支持,沙特更直接介入內戰,但也因此面臨胡塞的報復。如今葉門北部的胡塞靠山仍是伊朗,南部卻分裂出親哈迪勢力與南方過渡委員會,沙特支持哈迪,但一向聽話的小老弟阿聯,卻支持了南方過渡委員會,海灣兩國因而漸生矛盾,後因局勢日漸緊張,阿聯終於在9月自葉門部分撤軍。

美國一方也以反恐之名介入葉門內戰,但今年3月爆發賈邁勒·卡舒吉遇害案後,為懲罰沙特,美國參眾兩院要求特朗普在30天內下令美軍暫停介入葉門內戰,並停止向沙特提供軍火,但遭特朗普否決。現下的葉門仍是各方勢力的逐鹿之戰,人道危機日漸嚴重。

由代理人戰爭的視角觀之,葉門內戰是伊朗與沙特的區域霸權之爭;由內部矛盾的角度分析,南北葉門早就積怨已久,只待時機爆發。葉門並非第一次成為代理人戰爭的擂台,只是過去的打者是沙特、埃及、英國與蘇聯,現在則換成了沙特、伊朗與美國;而南北分裂說到底,除了制度與文化之爭外,也有代理人的因素在其中。

綜合上述因素,胡塞、哈迪政府軍、「基地」組織、南方過渡委員會武裝勢力、部落游擊兵、「伊斯蘭國」組織等,各據江山、各有盤算,葉門紛亂短期難解,也暫無統一可能,但即便戰火有所消停,恐也難回統一樣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於今年9月發表報告,指出倘若內戰持續不停,葉門將於2022年成為世上最貧窮的國家,屆時約有79%的人口生活於貧困線以下,更有65%的人口會活在極端貧困的狀態中。

自被沙特炸毀的廢墟中撤出的葉門人民,圖源:Financial Times

特朗普的單邊主義

特朗普的單邊主義也大為影響中東今年的政經發展,其主要有兩大著力點:承認以色列擁有戈蘭高地主權、加重對伊朗的制裁。

3月21日,特朗普用推特宣布美國將承認以色列擁有戈蘭高地的主權,此言一出,可說替貪污醜聞纏身的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加分不少;對特朗普而言,此舉除了能幫內塔尼亞胡拿到五連任外,也有其他戰略考慮。過去的美國總統不管如何偏袒以色列,至少還會扮成中立第三方的樣子,假意調停以巴之間的領土紛爭,即便明眼人都看得見國王新衣底下的裸體;但特朗普在中東就乾脆得多,直接就脫了遮羞布,一展商人思維,力求美國在介入程度最小的情況下,獲取最大的國家利益。

特朗普簽字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權,圖源:Yahoo News

故特朗普的行徑看似瘋狂,但其中東戰略的主軸卻相當明晰:拉攏以沙,共抗伊朗。有鑒於猶太團體在美國政壇的強大遊說力,親以本就是美國的外交傳統之一;沙特則一向與美交好,雙方關係不只建立在石油上,也有自冷戰共抗蘇聯時建立起來的安全默契。從特朗普眼中望去,中東18國里,唯有以色列與沙特有長年交好的必要,其餘國家若不是可以犧牲,就是必須打垮,前者如敘利亞、伊拉克,後者則有伊朗為例。

然而,此番戰略過於依賴「以沙美」三國同盟,而無視其他中型國家的力量,以及各次區域長年以來的特殊關係,例如海灣地區向來有科威特與阿曼扮演調停者的外交文化,但特朗普眼中的海灣似乎只剩沙特一國;且美國正式承認以色列對戈蘭擁有主權後,便將失去反對俄羅斯兼并克里米亞的正當性,故特朗普此舉除了大助內塔尼亞胡外,明顯得不到任何額外的短期回報,且還將喪失日後譴責他國的正當性。

此外在特朗普的單邊主義下,其一再挑釁激怒伊朗,長此以往,恐將過度透支霸權,將美國過往的外交遺產摧毀殆盡,且伊朗與巴勒斯坦的性質截然不同,巴勒斯坦雖有政治正確支持,但說到底還是要依賴各國施捨,即便遭遇戈蘭高地「被歸屬」的羞辱,發出了無力的怒吼,卻終究無力回天;而伊朗雖無政治正確掛保證,但萬一被逼急了,後果恐怕不是美國能一肩扛起的。

2018年,特朗普先是退出伊朗核協議(JCPOA),又宣布除中國、印度、日本、韓國、土耳其、義大利、希臘和中國台灣地區外,其餘國家都不准自伊朗進口原油,否則將受美國經濟制裁。今年4月,美國宣布將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此舉意在打擊其海外金流,從而重挫伊朗精英圈的統治基礎;又在4月22日宣布伊朗的原油出口豁免到期,往後任何國家從伊朗進口石油都將受美國制裁,沒有例外。5月9日,美國更宣布制裁伊朗的金屬出口,打擊的力道是愈發兇猛。

今年的特朗普對伊朗攻勢凌厲,且刀刀見骨。石化產品撐起伊朗出口額的半壁江山,而前五大出口國又正是中國、印度、韓國、土耳其與義大利這些本有豁免權的國家,故上述禁令,可說是斷了伊朗最後一絲希望。對美國而言,取消石油豁免能達到以下效果:首先伊朗基於國內的經濟壓力,勢必要回撤一些投注在敘利亞與葉門的資源,此舉將間接導致什葉新月勢力版圖縮水;再者是經濟受挫,本就薄如棉紙的里亞爾勢必重貶,伊朗必定民怨滔天,從而危及魯哈尼的統治正當性,故其勢必要與美國談判,並做出巨幅讓步,否則長此以往,若非魯哈尼去職,就是伊朗爆發新的革命。

特朗普對伊朗的單邊舉動同樣是商人思維的展現,即以經濟制裁的手段,向伊朗極限施壓,逼其對美國俯首稱臣,允諾美國的政治要求,這與特朗普發動中美貿易戰的邏輯相當類似。然而正如美國在貿易戰表現不佳,其對伊朗的施壓也是風險極大,因為就伊朗國內的政治生態而言,魯哈尼算是溫和派代表,美國費盡心機地逼迫魯哈尼,最後得利的只能是反美立場堅定的鷹派,而魯哈尼日漸強硬的反應也證實了這點,一旦美國逼過了頭,魯哈尼可能人都還沒坐上談判桌就被國內勢力政變下台,由強烈反美的鷹派領袖取而代之,美伊關係便更無可挽回。

伊朗總統魯哈尼,圖源:Daily News

日前伊朗經歷了遍及70%省份的反政府示威,顯示今年的經濟制裁已危及政權穩定。倘若魯哈尼不願低頭,便只剩兩條路可走,一是苦撐,並持續鎮壓日後的反政府示威,直到政府被推翻;二是走上低層級的軍事衝突路線,雖說核武目前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但封鎖荷姆茲海峽還是可行的。不論伊朗最後選了哪一條路線,美伊心結短期內都不易開解,畢竟伊朗曾遭美國顛覆政權,又爆發過人質危機,好不容易透過核協議與西方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信,卻又被美國的恣意妄為漸次摧毀,加上利比亞等棄核國家的殷鑑在前,伊朗即便日後低頭,恐也不會放棄對核武的渴望。

特朗普今年在中東表現得非常自信,介入戈蘭高地歸屬、對伊朗加重製裁、拋棄庫爾德盟友自敘北撤軍,一切舉措似乎都在掌握之中,實則危機四伏,就像凌波微步走鋼索,還要面帶微笑、一派從容。目前看來,鋼索盡頭尚是一片模糊,但底下早已火海成片,美國在中東過度單邊的結果,就是失去外交遺產、惹怒盟友、並讓衝突風險一再飆升,萬一失足,底下就是萬劫不復的深淵。

特殊事件

除了示威、內戰與美國單邊主義外,今年中東還有幾件區域要事,茲為讀者精選如下:

1、埃爾多安帶領的正發黨失守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選舉結果公布後,出席新聞發布會的埃爾多安,圖源:EPA-EFE/TOLGA BOZOGLU

3月31日,土耳其舉行地方大選,此為土國2017年修憲為總統制後的首次地方選舉,也是2023年總統選舉前最後一次全國大選,但埃爾多安沒能笑著歡慶勝利。土耳其81大省中,其所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AKP,簡稱正發黨)雖仍維持多數統治,但只拿到39省的執政權,比起2014年的53省少了許多;伊斯坦堡、安卡拉與伊茲米爾等三大選區則進了共和人民黨(CHP)的囊袋。其中伊茲米爾本是CHP鐵票區,輸了並不稀奇;安卡拉雖是首次失守,卻也還算面子問題;但伊斯坦堡卻是土耳其的經濟重鎮,也是埃爾多安政治生涯的起點。在輸不起的心理壓力下,埃爾多埃以程序、計票瑕疵要求伊斯坦堡區重選,最後仍難扭轉乾坤。

正發黨的「慘勝」與2018年土耳其里拉崩盤息息相關。土耳其的經濟過熱已久,通膨、資產泡沫、經常性帳戶赤字如影隨形,而艾爾多安又時常插手金融體系,例如在選前強迫央行降息已收買民心等,此舉除會打擊金融體系的獨立性,也讓經濟過熱得更厲害。2018年特朗普將土耳其鋼鋁產品的進口關稅升為兩倍,里拉隨即重貶20%,幾近崩盤,更觸發外債危機,通膨與失業率一路飆升,土耳其自然民怨沸騰。掌權十來年,埃爾多安憑藉合縱連橫的技巧、豐碩的外交成果、經濟發展的榮景,樹立起無人能敵的統治威望及魅力,成了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詞。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經濟問題正是此次的選舉關鍵,這對埃爾多安與土耳其的崛起之路來說,都是短期難解的困境,這也是其選擇入侵敘北的原因之一——以國防安全成就轉移內政上的經濟疲軟。

2、埃及前總統穆爾西暴斃

穆爾西擔任總統時致詞,圖源:Britannica

6月17日,埃及前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i)在出席庭審時暴斃身亡,享年67歲。縱觀歷史,穆爾西是唯一出身穆兄會的埃及總統,卻只在位一年就被軍方政變下台。多年來穆爾西屢被提審,面臨死刑威脅,如今判決結果尚未宣布,其便先行離世。

當年的「阿拉伯之春」對埃及軍方與穆兄會而言,都是百年難逢的天賜良機。穆兄會自1928年以來,便致力於要將埃及改造成一個反西方的伊斯蘭國家;埃及軍方則不願穆巴拉克打破歷任總統皆出身軍方的慣例,指定兒子接班,故雙方一拍即合。2012年,埃及舉行革命後的首次總統大選,穆爾西成功上位,卻很快被不甘失勢的軍方政變下台,鋃鐺入獄。埃及的「阿拉伯之春」並未開出民主之花,反倒結下政變的混亂苦果,然而歷史總能不斷循環,只要政治伊斯蘭的潮流不退、埃及軍方內部矛盾未除,出現下一個穆爾西,也只是時間問題罷了。

3、「伊斯蘭國」前頭目巴格達迪身亡

巴格達迪生前留影,圖源:BBC News

10月27日,「伊斯蘭國」組織前頭目巴格達迪身亡。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頭目,其本為伊拉克一間小清真寺的伊瑪目,但加入穆兄會後便日趨極端,並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剋期間,與同夥創立反美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後被捕入獄。出獄後的巴格達迪更加激進,不僅投身「伊斯蘭國」事業,更逐漸成為中堅領導,並在2013年擴展至敘利亞後,成為該組織的領導人,自封哈里發。然而隨著美國、北約、歐盟、阿拉伯國家聯盟、海灣合作委員會的打擊力道漸強,「伊斯蘭國」組織頻頻敗退,並於今年3月失去大片敘利亞領土,可說已至滅國邊緣。

10月的打擊行動雖由美國主導,但也受到土耳其與俄羅斯的配合及默許。巴格達迪躲藏於敘北的巴里沙(Barisha),美國派出的三角洲部隊必須飛越附近的土耳其與俄羅斯領空,才能順利抵達該地,另外地面行動則有賴敘利亞、伊拉克與庫爾德勢力支援。一陣空襲與混戰後,巴格達迪被軍犬逼入地道,隨後引爆炸彈,與兩個孩子共赴黃泉。「伊斯蘭國」的宣傳部門已於10月31日證實其死訊,但也宣布組織將由新領導人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古萊什(Abu Ibrahim al-Hashimi al-Qurashi)帶領,並將繼續哈里發的聖戰事業,不會解散。「伊斯蘭國」曾於敘利亞、伊拉克交界帶建立政治實體,如今其雖崩解,卻為附近居民留下揮之不去的夢靨;重返歐洲的聖戰士與聖戰新娘,則對母國的人權系統與本土社會埋下隱憂。

2020年,行向何方?

揮別2019,邁入2020,許多生命來不及在中東成長,有些國家則再無統一希望,當一地長年動盪,短短一年的進展,實已難論情勢好轉或惡化。新的一年,中東有三大觀察重點:

1、海灣地區爆發衝突的可能性提高

在特朗普的單邊主義下,美國加重了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力道,意圖以極限施壓的方式逼伊朗屈服,並已成功削弱什葉派神權政體在該國的統治基礎。現下看來,伊朗的經濟前景一片黯淡,往後民眾的示威力道只會更趨劇烈,這對執政當局的統治正當性而言,無疑雪上加霜。因此美國倘若再不鬆手,他國也持續作壁上觀,那麼魯哈尼極可能出兵封鎖荷姆茲海峽,並會視情況決定封鎖程度,或可派船巡防,或可布置水雷,一旦成功,將能截斷世界四分之一的原油運輸路線,屆時若無地面油管支持,便形同逼迫世界每日減產1800萬桶原油,如此一來油價勢必飆升,更能對海灣諸君主國形成安全壓力,美國為了盟邦的安全與經濟,勢必會有所回應。

2、更多反政府示威

今年中東有六國爆發大型示威,主要要求皆針對執政當局的治理失能,進而牽引出民主要求。然而從歷史經驗觀之,獨裁者下台除了平息民怨外,基本上起不了任何振興經濟的效果,更遑論一朝撥亂反正、消滅裙帶關係、革除宗派主義,故示威者只能不斷走上街頭,政府首長若非辭職下台、就是血腥鎮壓。雖說成本極大,但似乎無法避免,只要自由主義經濟繼續宰制中東,國家的政治基礎結構又沒什麼改變,示威便會逐漸成為中東世俗中產國家政權輪替的常態方式,這與民主化關聯不大,而是政變、民生、革命三位一體的產物。

3、內戰國家逐漸部落化

「阿拉伯之春」激發的三大內戰,至今仍是群雄割據,難求和談。若由「示威作為政權更迭途徑」的視角觀之,敘利亞、葉門、利比亞可說是另一種典型,即界於「未更迭」與「更迭成功」間的過度產物,且因這三國的軍事力量並未由中央統一把持,故一旦落入輪替困境內,便容易爆發血腥衝突,從而使國家重回部落狀態。

然而,人們或許也該思考,民族國家是否當為所有人類的終極歸宿?對中東而言,民族國家體系是相當近代的產物,過去上千年,部落向來是此地的社會基礎,不論王國或帝國時期,人們效忠、捍衛的對象,永遠是部落里的自己人,故而如今幾乎所有阿拉伯國家都還存有瓦斯塔現象(Wasta,واسطة),即建立在部落基礎上的裙帶關係。殺伐、掠奪即是原始部落的政治本質,如今的內戰,若由歷史的長遠角度來看,或許只是這些國家在經歷了「民族國家變態期」後,又重回部落狀態的陣痛過程。

近代中東史體現人類的無比堅忍,亦揭露人類的極度殘忍,種種血腥悲劇,顛覆我們習以為常的生存法則;樁樁政治劇變,推翻人們早已認定的概念前提。這是塊帝國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宗教極端主義都行過的大地,有著時而既復古、時而後現代的政治社會風貌,往復交替間,既交織著絲綢的力量,也溢滿了蜂蜜的剛強。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hk/OjimYW8BMH2_cNUgRxX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