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勝利或許能用簡單的一紙判決分清黑白，心理上的傷口，卻需要長年累月的修復和療愈。
「痊癒是可能的，它不會瞬間發生，但在將來某個時刻，生活會變得更好。我已經做到了，還有很多其他的人。至於要不要向他人透露自己的創傷完全取決於你，你不必把它告訴所有人，並且維護你的隱私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要照顧好自己」
《生命暗章》作者李懷瑜
伊藤詩織勝訴後，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著兩張照片：第一張是伊藤詩織在法庭外，手持「勝訴」大字的白紙；第二張，則是她一身職業正裝、冷靜地出席記者發布會的場景——她所狀告的性侵者山口敬之敗訴後召開媒體發布會，而伊藤詩織正以記者的身份端坐於台下。
無獨有偶，11年前，在遙遠的大西洋彼岸，一位叫李懷瑜的美籍華裔女性，面對性侵，也選擇了站上法庭。
李懷瑜的人生本在人人欣羨的既定軌道上運行：哈佛畢業、在電影產業嶄露頭角，只是因為一次愛爾蘭貝爾法斯特郊區的山間徒步，一個15歲的強姦犯，給她的人生按下了暫停鍵。
李懷瑜在事件結束後第一時間報警，接受了一輪輪冰冷的取證調查流程，接受心理輔導、服用緊急防艾藥物，與襲擊她的強姦犯在法庭上當面對質，最終勝訴。
但勝訴之後又如何？
法庭上的勝利或許能用簡單的一紙判決分清黑白，心理上的傷口，卻需要長年累月的修復和療愈。
這畫面何其熟悉——兩年多前，林奕含留給世界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里，描摹過一位長期被狼師性侵的女孩的內心，那是一片千瘡百孔、荒草叢生的泥濘之地。
在類似的精神窪地里，李懷瑜也試圖用文字自我救贖——勝訴後，李懷瑜依舊在掙扎。在掙扎中，她以這段遭受性侵的自身經歷為基礎，寫了一本虛構小說，名叫《生命暗章》。
或許比林奕含幸運的是，李懷瑜在長達幾年的暫停後，得以重新為自己按下啟動鍵。在書中，她甚至跳出了作為受害者的第一人稱視角，以雙線結構編織全文，站在性侵施害者的角度，搜集資料、採訪，再通過想像書寫對方的成長背景與心理。
文字之外，李懷瑜還是行動者和社會創變者。她體認到文字、藝術的療愈作用，創辦Clear Lines Festival藝術節，鼓勵用藝術創意項目公開探討性暴力議題；她選擇實名接受媒體採訪，登上TED演講的舞台，試圖扭轉一貫軟弱的性侵受害者形象，告訴公眾關於性侵，這個社會的問題是什麼：
除了事件本身帶來的傷痛外，公共機構面對性侵的反應機制的滯後、心理援助體系的不完善、媒體輿論的標籤化傾向等等問題，往往帶來二次傷害，卻甚少引起社會真正的反思和體制性的改變。
在此之前，走在各自心理深淵裡的人，只能踽踽獨行，自我拯救。在《生命暗章》里，李懷瑜這樣描寫勝訴後的日子：
「慢慢地，她開始有了新的例行公事，雖然少得可憐，但已近乎日程表，這似乎支撐了她空虛的存在。
……
她翻到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第二樂章》。她聽過好幾次這首曲子，想起在新澤西教會禮堂彈奏它的那位鋼琴演奏家，當時那些音符是那麼誠摯和哀傷地流瀉出來。如果她可以學會像那樣彈奏，那麼她的人生就不會是全然的浪費。
幾天之後，她學會了一頁半的第二樂章。
瞧，這就是進展。
她不再感覺自己是那麼悽慘的失敗者，不再感覺完全被奪走了舊有生活。因為不管發生了什麼，她還是擁有這一切，擁有這一切。」
《生命暗章》作者李懷瑜在書店與讀者交流
「在這所有的報道中，我自己的聲音在哪裡呢？」
Q：防範性犯罪是一個社會結構性問題，除了性別權力結構之外，性侵發生的權力結構還涉及階級、等級、職業、年齡等等，通常是利用位高權重者對位低者的權力壓制。你認為造成性侵的結構性問題能改變嗎？強調改變媒體、公眾對性侵的言說方式，能在哪些方面、什麼程度上起到預防或改變的作用？
A：只要存在結構上的等級制度和權力差異，就會有潛在的性騷擾或性侵犯等不當行為。不幸的是，這些權力差異廣泛地存在於家庭、社交圈、工作場合，如教育機構和工廠中。我們可能無法改變這些機構的架構形式，但可以制定並執行舉報性犯罪、相信和支持受害者以及追求正義的程序。
在媒體的報道中，為保護受害者的隱私，她的姓名常常被抹去，但在這個過程中，她也變成了一個不確定的密碼——公眾對此的想像總是認為她們的生活被毀了、或她們無法談論強姦。事實上，受害者和倖存者都是可以親身講述她們的經歷的。因為北愛爾蘭有很多關於我被強姦的新聞報道（在報道中，我總被描述成一個中國學生或中國遊客），我禁不住想：在這所有的報道中，我自己的聲音在哪裡呢？這也促使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書寫自己的聲音。
媒體在報道性暴力案件時需要非常謹慎。他們需要認識到：他們以某種方式刻畫受害者時的字眼可能會給受害者及讀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在媒體報道中描繪施暴者也是如此，受害者與施暴者在媒體中的形象可以強化公眾對性暴力的刻板印象和誤解——比如說，哪種女性被強姦，哪種男性是強姦犯。
Q：你在《生命暗章》中提到，受到侵害後你第一時間向執法司法機關、醫療機構尋求幫助，但通過你的文字描述，似乎能感受到你對社會公共系統處理性侵的方式不滿意，它顯得冰冷而不近人情，缺乏人文關懷。但另一方面，追求執法效率、人手不足也是現實。你認為在應對處理性侵事件上，社會公共健康系統最核心、最急需的改變分別應該是什麼？
A：經歷過強姦之後的人生非常艱難。我得到了一些公共服務部門（如警察）出色的照顧。但是在一些部門中（如強姦危機中心和醫院）也有過不太好的體驗。在許多國家，服務質量會因受害者的居住地有很大的差異，而受害人的康復能力可能會因服務質量而受到影響，這是很讓人遺憾的事。所以這些服務絕對需要改進——但它們往往也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政府往往認為這些服務不重要。事實上，它們的存在對受害者的恢復與治療至關重要。社會首先需要了解強姦影響受害者各個方面的多種方式。其次，我們的公共服務需要提供給受害者康復的資源，並且使他們方便地獲得這些服務而不至於感到羞恥。
最重要的改變是需要去傾聽受害者——不僅僅是給予他們信任，並且珍視他們的經歷，作為一種專業知識的來源。受害者可以指出公共衛生系統中的缺陷。公共衛生系統應該盡其所能地改善受害者的康復和資源。
Q：《生命暗章》里，對施暴者的成長環境和經歷、心理過程，你的寫作是通過怎樣的方式完成的？對「漂旅人」的想像是否以實際的資料或訪談作為基礎？如果有，介紹一下具體搜集資料的過程。
A：如果沒有Johnny（書中的施暴者）的視角，這本書將會完全不同，我的興趣也不會這麼大。通過以富有同理心的方式書寫Johnny，我嘗試著打破我作為一個作家、同時也是性侵倖存者的思考邊界。我們的社會需要去思考：施暴者也是人類，他們並不是怪物。是他們的經歷、教養、性格等造成了他們的性暴力行為。如果我們不願意嘗試著去理解那些促使他們變成施暴者的因素，我們將永遠無法避免這類性暴力的發生。
除了他的年齡、家庭背景等，我對施暴者現實生活中的細節一無所知。因此，我將這些事實用作概述，試著去想像其他的部分，以充實Johnny這個立體的角色。我也對「漂旅人」社區（愛爾蘭的遊牧社區，Johnny來自於此）做了一些研究，參加他們的聚會，和當地的社工交流。另一種研究領域是少年犯與少年性暴力的罪犯，這也意味著我要與法醫心理學家、社工、和犯罪青年一起工作的緩刑官員交談。
李懷瑜在倫敦TED演講現場
「消除受害者可能會感受到的恥辱」
Q：想像和書寫一個曾帶給你巨大傷害的人，最初有感到不適或難以下筆嗎？如果有，這個心理障礙是怎樣克服的？在TED演講中，我很驚訝地注意到你用了「my 15-year-old rapist」這樣的代稱。為什麼會選擇用這個詞來代稱施暴者？你在心理上經歷了怎樣的語言抉擇和糾結過程嗎？這是否意味著你開始逐漸接受這件事？
A：我使用「my 15-year-old rapist」這樣的代稱是因為這就是事實：我被一個強姦犯強姦，他那時15歲。這也表示強姦犯可以很年輕，我認為沒有理由用更委婉的詞語來描述這些事實。對我而言，我寧願說自己被強姦了，而不是被性侵了，因為後者包含了可能發生的一系列行為，但是掩蓋了發生在我身上的現實和它的嚴重性。使用語言精準地描繪真實是一種力量。而且，當我是犯罪的受害者而不是施暴者時，我為什麼要因為真相而感到羞愧？
Q：你提到這個社會之所以不能更公開地談論強姦和性侵，和社會建構的羞恥感（Sense of Shame）相關。你寫作這本書的過程其實是一次公開談論和探討的嘗試，但這對你來說一定也是一次痛苦的蛻變。寫作、與外界接觸的過程中，你覺得自己被哪些羞恥感裹挾過？
A：不，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好羞愧的，那並不是我的錯。事實上，變成強姦案的受害者仍然讓很多人感到羞愧，這點太糟糕了，因為強姦發生的唯一原因是施暴者決定這樣去做，而不是因為受害者所做的任何事情。因此，唯一應該感到羞恥的人是施暴者，我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試圖消除受害者可能會感受到的恥辱，並表明我個人，作為個體，並不為我的遭遇感到羞恥。而且，我也願意在電視媒體、舞台上去談論我的遭遇。
Q：現在你的父母已經知曉了你這段經歷了嗎，你是何時決定讓他們知道的，他們知道後的反應是？你和他們的溝通過程是怎樣的？
A：我等了三年多才告訴父母我的遭遇，因為我不想給他們施加壓力、帶來痛苦。而且，我住在倫敦，他們住在加州，所以我知道他們在幫助我康復方面不能做什麼。如同小說中的薇薇安一樣，我覺得對我來說，最好的療愈方式是在朋友的支持和自己堅定的信念中獲得力量。
我的確知道很多受害者將自己的經歷告訴了父母，但是父母對他們的遭遇的反應和反饋（「你本可以避免」的這種評價）其實又一次傷害了他們。
我最終決定告訴我父母時，其實生活已經重建得差不多了。我在新的國家有了一份新的工作，我也在選集中發表了關於我遭遇的文章。所以，我可以十分有底氣地告訴他們：「這件糟糕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了，但我現在感覺更好了。」我覺得父母感到震驚，因為我向他們隱瞞了發生在我身上的如此可怕的經歷（可能自責他們沒有察覺），但同時也印象深刻——我用自己的能力痊癒了。他們現在應該很自豪，因為我有了自己的事業，而且也正在努力重塑社會對性暴力的看法與受害者的形象。
痊癒不會瞬間發生，但在將來某個時刻，生活會變得更好
Q：《生命暗章》的存在是一種女性聲音和經驗的證據。在中國，出版社將它與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相類比。不知道你是否讀過《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或其他類似主題的文本？你認為這種女性經驗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知識」（knowledge），會有怎樣的意義、能對社會帶來怎樣的改變？不同文本的個體差異性體現在哪裡，它們的價值又是什麼？
A：有很多書籍都在探討強姦。我想到喬伊斯·卡羅爾·奧茨的小說和短篇小說。她擅長將懸念與性別政治和性暴力的社會學探索相結合。
也有其他的倖存者寫了出色的「強姦回憶錄」，這些作品在我被強姦後的第一年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南希·文納爾·雷因的《沉默後》、愛麗絲·塞伯德的《幸運》以及最近的喬安娜的《我會找到你》）。如果我寫另一本關於強姦經歷的回憶錄，也許對這個領域不會有什麼新的貢獻。因此，我真正想探索的是一個年輕作惡者的性格，寫出他的觀點，並將這個故事與受害者的故事交織。那是我只能在小說中做的事，因為現實中強姦我的人與我完全是陌生人。書寫Johnny的視角對我來說是相當有創意的嘗試與飛躍。如果說，薇薇安的經歷與我的類似，那一部分的寫作不需要太多想像力，那Johnny部分的寫作完全靠我的想像力。此外，把他們寫成小說也給了我自由核對材料的控制權，在我完全感受不到自己是受害者的情況下，寫作賦予了我權力。
很多讀者和評論家認為Johnny的視角是《生命暗章》這本書中最重要的成就。對我來說，承認這些罪行的普遍性同樣重要。它不僅僅是關於強姦案中薇薇安和Johnny的故事，還有其他倖存者與施暴者，他們同樣需要被傾聽與認可。
Q：你反覆提到這次經歷徹底改變了你的人生，但通過你的敘述，我們也可以看到隨著時間推進，你感知到的「改變」也不斷變化，我相信它有越來越豐富的層次和含義。時過十年有餘，你認為它最深刻地改變了你人生的什麼？它對你所造成的創傷是否依然存在，還會體現在生活中的哪些方面？
A：最近，如果谷歌我的名字，他們會自動檢索出我是一個強姦案的倖存者。在公共場所，這種創傷總是與我的身份認同聯繫在一起。因此，我想這改變了其他人最初對我的看法——但同時，他們也看到我是一個作家和行動者，我正在做一些事情來解決性暴力問題。
專業點講，我的生活完全走上了一條全新的軌跡：在公眾視野中，我被與反對性暴力的倡導聯繫在一起。儘管如此，我仍然像在我走入公眾視野之前那樣盡力地講故事。同時，我和以前一樣仍然保持著對文學、電影、旅行等活動的熱情。但我工作的公共性也給我帶來了新的機會、聯繫和一種新的責任感。
過去幾年，我對創傷的態度也有所轉變。我不再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而且，隨著我的生活不斷發展，那些可怕的經歷也不再具有那麼強的創傷。我更自在、鎮定和自信了。但也可能是因為年紀增長的原因，畢竟距離創傷發生已經11年了。我不太擔心一些細微的事，畢竟我已經經歷了更糟糕的事——與這個相比，其他事顯得也不那麼可怕了。但我必須強調，在到達這個狀態之前，我經歷了漫長的治療與康復。
Q：你勇敢地袒露了自己的創傷經歷，但出於各種原因，許多受害者依然會選擇沉默，或決定帶著秘密度過人生。對於這些人，你最想告訴他們什麼？
A：首先，你不是一個人。遭遇強姦後最困難的事之一是難以言說的孤獨感，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正在經歷什麼。實際上，有很多受害者與倖存者。另外，這並不是你的錯。有錯的是施暴者，還有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的錯。最後，痊癒是可能的，它不會瞬間發生，但在將來某個時刻，生活會變得更好。我已經做到了，還有很多其他的人。至於要不要向他人透露自己的創傷完全取決於你，你不必把它告訴所有人，維護你的隱私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照顧好自己。
*本文來源於南方人物周刊（ID：Peopleweekly）已獲得轉載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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