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的學術是首先在中國出現的。學術是什麼，就是做學問、學習，中國文明自一開始，就是學問式的、學習式的，也是學術式的。
《論語》的開篇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四書》之首是《大學》，更是專門講如何去學習，即「格物、致知」。荀子專門寫了一個《勸學篇》。後來的《三字經》：「人不學，不知義」。孟子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這裡的「思」其實就是學，就是「學」的一項重要職能。孔子也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講的「學」、「思」合一。
在中國正式的、職業化的學術，是從孔子時代開始出現，而孔子就是最重要的代表，也可以稱之為創始人。現代人一般將孔子稱為儒家的創始人，教育的創始人。實質上，孔子還是獨立的、職業化的學術的創始人。
這不是說，在孔子之前，中國就沒有學問、學術，也是有的，但是並沒有正式化、專業化、職業化，是和社會實踐結合在一起，沒有獨立的分離出來，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業、領域。
中國為什麼在孔子的時代出現了學術的獨立和職業化，原因有二。第一是文字的普及性應用，二是政治形態的變革。
儘管春秋之前，漢字就已經出現了，但是並沒有真正應有於日常生活，而僅僅應用於祭祀的目的、宗教的目的，無論是商朝的甲骨文，還是西周的金文都是如此。甲骨文、金文的文字材料都是敬獻給神的祭品，是寫給神看的，不是寫給人看的，因此非常難懂。因此，春秋之前，是沒有書的。沒有書，當然就沒有讀書人。
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此前的祭祀系統崩潰了，原本用於祭祀目的的文字，也開始脫離祭祀，而被應用於日常生活，記錄思想、學問。於是書開始出現了。
現在關於書的歷史，存在的一個最大誤解是，認為在秦朝之前，中國就存在豐富的書籍，我們的經典也都記錄在書籍之上，但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對書籍系統進行了根本性的破壞。事實上，直至秦朝，中國並不存在成熟的書籍系統，秦始皇不能背這個鍋。儘管在春秋戰國時期，文字開始進行世俗化應用，但是，由於戰亂頻仍，成熟的書籍系統並未形成，導致很多思想內容，很多經典，依然以採用口耳相傳的。
中國書籍系統的真正成熟是發生在兩漢，兩漢經學的主要貢獻，就是對以「五經」為中心的經典系統進行文化化、書籍化，即把原本口耳相傳的東西文字化、書面化。這也意味著「讀書人」這一群體是兩漢之後才可能有的。
春秋之後，中國出現學術專業化的，且第一個學術流派是儒家的另一個原因是，政治形態的變化。
中國不僅在春秋時期出現學術的專業化，而且第一個專業化的學術流派是儒家。孔子不僅是儒家的開創者，也是中國學術專業化的開創者，是諸子百家局面開創者，是諸子百家的第一人。
因此，中國的書籍系統成熟，實際就是儒家經典文字化、書面化的成熟，就是《五經》系統的成熟。
為什麼中國的學術專業化就是儒家的專業化，就是儒家思想從社會實踐中分離，而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業？原因就在於春秋所發生的「禮崩樂壞」，導致中國的政治形態出現重大變化。
春秋之前，中國的政治形態就是「學術式政治」，也是「儒家式政治」。政治家本身就是儒家學者。政治家執行的過程，就是一個學術過程，研究義理，並依據義理，為老百姓進行評理、斷案，對來百姓進行教化、教育。
也就是說，春秋之前，中國的政治形態，是政治和學術一體化的，政治即學術，學術即政治。因此，春秋之前的政治形態，其實也是學術形態。
春秋之後，所發生的「禮崩樂壞」，讓政治與學術出現了分離，導致這種分離的是，是政治中被混入了一個新的因素，就是以暴力、武力支撐的強迫專制因素。政治成為集權專制型政治。
集權專制與儒家學術是一對仇敵，將這一因素帶進中國政治形態中去的，是法家文化。法家文化出現春秋時期，是通過北方遊牧，從西亞的亞述帝國和波斯帝國所傳入。
以集權專制為核心要素的法家思想在中國的實施，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作為一種外來的新文化，為何法家在西方的秦國找到最適合的土壤？原因很簡單，因為秦國地處中國之邊陲，蠻夷化比較嚴重。實施上，早期的秦國一直被視為蠻夷，而不屬於華夏之列。法家文化從本質上來說，也是蠻夷文化，重利而輕義。東方六國，則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區，尤其是楚國的北部的黃淮平原地區，更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區，與秦國的法家文化的衝突也更嚴重，因此《史記》中說：「亡秦必楚」。後來的反秦英雄陳勝吳廣、劉邦項羽均來自這一文化區域。
從這個意義上說，楚秦之爭，實質就是儒法之爭，也是中西之爭。
依賴法家文化，秦國迅速壯大，意味著法家思想適合秦國，是法家在秦國的成功。但是，秦國統一中國之後，短短十多年，便告崩潰，說明法家思想並不適合中國，是法家在中國的失敗。
因此，到了漢武帝時，實施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現代人普遍將此舉理解成思想專制，實在是對歷史的無知。這裡的「百家」，核心就是西來的法家，儒術則是中國固有的傳統，中國文化的核心。因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質內涵，就是抵製法家化，也是抵制西化、蠻夷化，而回歸中國固有的文化。因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春秋以來持續遭遇當時西方文化的衝擊的中國，所出現的一次偉大的文化回歸和復興。
當政治中混入了以武力為支撐的專制因素後，在中國固有的文化里，就失去了合法性。在專制因素無法吃的消除的情況下，必須引入儒家因素以獲得合法性。這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和政治內涵所在。政治與學術再次綁定在一起，再次一體化。不過這次的一體化，已經不是春秋之前的徹底一體化，此時的儒學已經在學術上獨立，成為一個獨立的專業、行業，是政治+儒學。
在漢武帝之後的中國政治形態而言，是「政治+儒學」式，兩者的融合方式，可以用「儒體政用」來描述。這裡的「政」就是指專制化的制度，因而是法家的。所以，「儒體政用」就是「儒體法用」。進一步，「儒」是中國固有的，「法」則是西來的。故而，「儒體法用」也是「中體西用」。
對漢以來的中國政治形態，近代以來，出現了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叫「外儒內法」，或者叫「陽儒陰法」。提出和追捧此類說觀點的人，都是對中國文化缺乏真正了解的人。不是「外儒內法」，而是「儒體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