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府為名者，開封府應該是空前絕後——無論是唐時的西京京兆府，還是明清的北京順天府、南京應天府，可能都不及北宋東京開封府的輝煌。
最為根本的原因在於，北宋的府和唐、元明清的府地位不同。
府，起源於唐開元年間，為了突出某些行政區劃的特殊地位，就將其從"州"升格為"府"。設立之初，有西京（中京、西都）京兆府、東京（東都）河南府、北京太原府、西京鳳翔府（短暫稱西京）、南京成都府（安史之亂後，短暫為南京）等，大多是唐起源之地、中興之地，後來就順勢取代州成為縣的上一級政區。
到了北宋，仍然沿襲了唐時的府縣（州縣）兩級制，但與唐時有著較大的差異。尤其是在唐中葉以後，原本只具有監察功能的"道"，權力進一步擴大，且有了固定的辦公駐地，遂成為總攬軍、政、財、倉等為一體的行政區，是府的直接上一級行政區。因此，府是處於道與縣之間的二級行政區劃，要看上官（節度使、經略使）的臉色行事。
而北宋的府則並非如此。按照北宋的制度，雖然在府之上，也設立了一個機構——"路"，但其權力、地位均不如"府"，甚至也不如"州"。為了確保中央對權力的控制，同時方便物資、軍隊等方面的調控，"路"沒有總攬事務的長官，而是將事務分為四份：
掌管財賦與物資轉運的"轉運司"，簡稱漕司；掌管軍事與民政的安撫司，簡稱帥司；掌管司法刑獄的提點刑獄司，簡稱憲司；掌管常平倉與貸放錢穀的提舉常平司，簡稱倉司。
其中，轉運司的長官為"轉運使"，是名義上的一路之長，但權力十分有限，且受到圍運使與轉運判官的制約。也沒有自己的辦公場地，只能在自己地盤上的府州之間奔波。
而"府"雖然看似位居"路"之下，但卻是一個獨立的行政區，可以直接向中央彙報，不需要經由轉運使"上傳下達"。其長官為"府尹"、"知府"、"判官"等，"府尹"是名義上的一府之長，"知府"是真正意義上的一府之長，"判官"則是制約知府的佐官，其政治地位通常要高於"轉運使"。
到了元明清時期，府往往也有直接上級，元時為"行省"（元時比較複雜，也有直隸中央管轄的府州縣，但並非常態），明清則為總督、巡撫、布政使，上面頂著幾個上官，尤其是北京順天府、南京應天府的知府，日子最不好過，各種二三品大員都行走在自己的地界上，一不小心就得罪人。
有人也不禁會反問——北宋時期的東京開封府長官不也是如此嗎？百官雲集，不也得"伏低做小"嗎？
或許，還真不用擔心。如上所言，北宋的府上面沒有直接領導管轄，品級也往往也比較高，通常都是由高品官擔任知X府（州）這個差遣（北宋官制較為複雜，差遣代表實際上的權力，官則代表著品級地位，按照年限功績會轉遷）。
我們以包拯的履歷來看，他在中進士之後，曾以低品官擔任過京東、陝西、河北等路的轉運使，後來以龍圖閣直學士的身份才能夠"知瀛洲、知揚州，權知開封府"。
而北宋時期，在黨爭中失敗的一方軍國重臣，在丟掉中書平章事（宰相）、參知政事（副相）、知樞密院事等官職之後，通常都會被補償一個知府或者知州，而非轉運使，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府（州）的地位之高。
那麼，位於東京城的開封府地位只能更高。除了如包拯這個以龍圖閣直學士的身份擔任知開封府之外，像北宋名臣歐陽修、司馬光、寇準、范仲淹、宗澤、蔡襄等均曾以不同的官品擔任過（權）知開封府。
而開封府名義上的長官——開封府尹，地位更非旁人能比。看看擔任這個官職的都是些什麼人——宋太宗趙匡義、宋真宗趙恆、宋欽宗趙桓、秦王趙廷美、許王趙元僖，清一色老趙家人，在外人看來，還有"儲君"之位的含義。
開封府不僅地位高，權力也很大，凡是涉及到東京城的民生、詞訟等行政事務，無一不在其管轄之下。而在當時，東京城是國際上出了名的大都市，常住人口超過百萬，大大小小的事務十分繁多，各個階層的人都有，各種矛盾錯綜複雜。所以，位高權重是指開封府能夠處理繁重事務的底氣。
比如，包拯在擔任權知開封府期間，為人剛嚴，被稱為"包青天"，後來的戲曲中有《鍘美案》等突出其不畏強權、敢於伸張正義的特徵，雖然多了幾分"戲說"的成分，但也從中可以一窺開封府的權力地位。
實際上，開封府的地盤不僅僅局限於開封城，除了縣治在開封城的開封、祥符兩縣外，還有尉氏、陳留、封丘、中牟、陽武、延津、長垣、東明、扶溝、鄢陵、考城、太康、咸平等15個縣。其中，開封、祥符為"赤"縣，其餘為"畿"縣，人口眾多，政務複雜。所以，開封府是北宋當之無愧的"首府"。
並且，隨著包公案、楊家將等戲曲的流傳，也讓開封府變得人盡皆知，從而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開封府"。